“长征”成长记

　　“长征”成长记

　　“在20世纪，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室因工作劳累生病去世的比较多，粗略算了一下，占设计室人员的5%左右。”余梦伦列举了一个数据。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吴铭 | 北京报道

　　随着“神舟十号”再次搭乘“长征二号F”火箭升空，至此，“神舟一号”至“神舟十号”以及“天宫一号”全部由“长征二号F”发射完成，后者由此堪称中国载人航天“专用”运载火箭。

　　下半年，备受关注的“嫦娥三号”也将搭乘“长征”火箭进入太空。事实上，在2013年，中国最著名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再次进入发射高频年。

　　对于中国人来讲，火箭具有极其非凡的象征意义。这种与强大关联的荣誉感、自豪感在很多年里远远超过它带给中国人的实际意义。

　　40多年前，研发人员用“长征”为中国的运载火箭命名，是深受毛泽东《七律·长征》中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精神的鼓舞。当然，用“长征”命名，也蕴含着对这次新征途困难前景的预估和决心。

　　时至今日，脱胎自“东风”导弹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前后有4个系列、17个型号。

　　数万中国火箭人为之呕心沥血。成功过、失败过、振奋过、挫折过、欢呼过、沮丧过终于炼就一枚枚国之重器，腾空而去。

　　这也是一次没有终点的长征。

　　创世纪的火箭人

　　“长征”第一次亮相的时间是1970年4月，“长征一号”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从而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

　　“‘长征一号’是在‘东风四号’导弹基础上改进制造的。”中科院院士、火箭弹道专家余梦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枚火箭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独立研制的。

　　像任何国家一样，中国的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都有着密切的渊源。中国最早的导弹是“东风一号”，它根据苏联的近程地地导弹“P2”仿制，其源头则是二战时德国的“V2”导弹。

　　最大射程600公里的“东风一号”在1960年11月5日试射成功。虽然这种武器从来没有实战部署过，但是通过仿制，中国科研人员建立了导弹研究体系，最终培养了一批导弹专家。

　　这是一代元老级的中国火箭专家，绝大多数人从来不为公众知晓。比如火箭弹道设计先驱方俊奎，于1963年离开当时负责导弹研制的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去了酒泉卫星发射场。

　　“直到现在，中国航天史名录都很难找到他的痕迹。”余梦伦带着叹惋的口气说，“很多人为中国航天贡献了一生，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研制运载火箭时没有其他外援，全是自主研制的，应该说那代人对运载火箭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他们是中国运载火箭的开端。”曾任“长征二号丙”总设计师的李占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从1958年到1962年是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苏联的资料，仿制德国的‘V2’火箭。从1962年到1966年，国内的火箭事业发展大大加快，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向前迈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室原支部书记、火箭控制专家李法瑞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

　　1967年，中国决定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到1968年初完成总体设计，之后又用了两年左右时间完成了各种地面试验。

　　时值“文革”，一面是运载火箭研发任务日益趋紧，一面却是科研人员被派往农场劳动、下连当兵、“四清运动”、五七干校、军垦锻炼。

　　其间，在当时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还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火箭专家姚桐斌就是在1968年6月的武斗期间去世的。

　　当时，负责火箭研发的七机部在南苑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6月8日中午，正在家吃饭的姚桐斌突然被几个造反派带出家门，路上被暖气管猛击头部。

　　作为周恩来从德国请回的导弹专家，姚桐斌在1957年回国进入钱学森领衔的国防部五院。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得知此事时，手中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凶手后来分别被判处15年和12年徒刑。1978年3月18日为姚桐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这一天，正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

　　“当时火箭研究院下放了三分之一的人去军垦。”李法瑞、汪向毅、陈万兴等人在1969年3月被派往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参加军垦。大多数人3年后才返回北京。

　　此前在1968年，一批新分配的员工入院没多久就直接被派往湖北省孝感农场参加军垦。其中就有北京大学数学系力学专业毕业的陈德隆，而他在4月份才刚刚走进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室动力装置组。

　　这位火箭发动机专家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动力装置组起初只有六七人，其中有个研究发动机协调的陈万兴，号称“拼命三郎”，工作起来不要命。他自1965年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患有肝腹水，胆囊切除后手术位置发生癌变，1983年病逝时仅42岁。

　　同时，“文革”造成的社会动乱也严重干扰运载火箭的研制。为了保障火箭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央加强了研制工作的领导，终于在广大航天科研人员和工人们的努力下顺利完成“长征一号”的研制工作。

　　作为“创世纪”的“长征一号”共进行了两次卫星发射，成功率100%。中国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太空时代。

　　“累死”的专家们

　　很快，1974年，“长征二号”首飞发射失败。原因是一根导线存在暗伤而断裂，导致火箭姿态失去控制。

　　火箭控制专家王嘉章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后来在1975年发射新型火箭前，上下领导反复强调各个研制环节要按照“三严作风”严格控制。有一次为了检查一个放大器电极管造成的故障，用了三天三夜时间。

　　这时，运载火箭的主要任务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它搭载了对地观测用的照相机，与“东方红”相比具有重要的实际科学意义。

　　“发射返回式卫星的时候，开始运载火箭运载的能力怎么都不够，后来改进了发射轨道和火箭的结构，火箭运载能力提高了40%。”李法瑞说。

　　当时由于需要搭载更多重量从而实现更多功能，中国的卫星越来越大，对火箭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1978年著名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长征二号”的研制队伍因此受到表彰。

　　王嘉章说，火箭试验的环境是典型的有毒环境，除了和推进剂相关的工种，还有微波辐射等。

　　火箭地面设备专家汪向毅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早期进行火箭加注储存实验时，要把露天以及发射井里的实验火箭舱灌满有毒的推进剂，而且每天都要有人守着测量数据。

　　当时没有过多的防护措施，至多在中间到别处转转透透气。作为提升抵抗力的方法，只有发放的护肝药品。

　　在发动机检测中，也曾需要人工现场拆开检查。

　　汪向毅是现场负责人，陈德隆是发动机专家，李占奎是课题负责人，三人戴上防毒面具现场拆卸检查发动机。“一起做实验的同志回来检查，肝指标都很高。那些陪着做检测试验的年轻姑娘们例假都不正常。”汪向毅说。

　　汪向毅继续说，和推进剂相关的工作环境不仅有毒，现场试验还有爆炸的风险。“每个工具都用绳子拴在身上。衣服和鞋子都是防静电的。”

　　也曾有几位负责加注推进剂的年轻战士，因倒车出事遇难，都安葬在发射基地的烈士墓。“那时候酒泉发射中心烈士墓还没安葬几个人。”汪向毅说。

　　李法瑞后来曾对总体设计室因病去世人数做过一个统计，“大概从1983年到2000年，有15人因病而去世。”

　　1970年开始研制远程火箭的“705会战”，紧接而来的是“长征二号”系列火箭，有时会几个型号同时进行，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有几个同志确实就是累坏的，甚至是累病的。鲁昌鉴、陈万兴、刘早清都是累病而不幸去世的。”

　　鲁昌鉴是1960年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生。“很多人都知道鲁昌鉴带病工作，有一次发射美国卫星，我拿材料让他指导，看到他一条肿胀的腿翘在凳子上，仍然坚持工作。”王嘉章回忆说。

　　然而火箭空气动力专家李国范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鲁昌鉴等人形成了一套火箭载荷计算的程序，“直到现在，新一代年轻的工作者都没有跳出这个框架。”

　　余梦伦补充说，刘早清得肺癌时她自己都不知道，在肺癌晚期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她还说要把正在整理的图纸保存好，等自己病好了回来再继续整理。她去世时才49岁。

　　“在20世纪，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室因工作劳累生病去世的比较多，粗略算了一下，占设计室人员的5%左右。”余梦伦列举了一个数据。

　　“早逝的和易患癌症的多在工程组，尤其是环境组和发动机组。”火箭地面设备专家汪向毅向《瞭望东方周刊》补充说。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90年代

　　虽然竭尽全力，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

　　王嘉章在1984年左右参与管理“长征三号”方面的工作，他说，“那个时候在西昌出差，一个月补助36.8元。”当时的工资每月不到80元。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没有人愿意到航天单位来。当时我们一听是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敢收，这些人来了肯定会离开。”余梦伦说。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就已经有了硕士学位授予权。当时李法瑞在研究院教育处工作，他说，“外地来的学生，到单位来就是要北京户口，呆一两年就走了。当时不只是其他高校招进来的学生走，自己带出来的研究生也走。”他们的第一批研究生有10人，最后只留下2个。

　　1990年4月，“长征三号”成功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揭开了发射外星的序幕。至此，中国运载火箭火速进入商业发射阶段。

　　李占奎认为，“商业发射是潮流”，当时美国、欧洲一些卫星需要发射，中国运载火箭可靠性强，费用较低，因此，吸引了诸多用户。

　　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一些美国议员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无理指责中国通过发射卫星获取了美国的技术，最终禁止中国发射任何含有美国零部件的卫星。

　　余梦伦说，当时已经有了“长征二号丙”、“长征三号”、“长征三号甲”，为了推进国际市场的需求，在现有火箭的基础上，专门设计了“长二捆”，正式命名为“长征二号E”。

　　从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至今“长征”共经历了176次发射，取得了168次成功。失败的8次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

　　最后一次发射失败是在2011年8月18日，用“长征二号”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发射“实践十一号04星”。

　　在“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三号”陆续发射的同时，位于上海的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了“风暴一号”。它就是后来“长征四号”系列的基础型火箭，“长征四号”系列火箭主要用于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

　　“风暴一号”第一次公开飞行在1975年7月26号。1981年9月，“风暴一号”成功将三枚一组的我国新型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了“一箭三星”技术的国家。

　　消失的火箭

　　而在荣耀背后，“长征”家族也曾因为各种原因失去自己的成员。

　　“长征一号乙”、“长征一号丙”只是在研制过程中出现过，后来，两种型号相继放弃。

　　“长征一号丁”是在“长征一号”一、二级的基础上，第三级采用更先进的固体燃料。不过，这个型号在成功进行了几次亚轨道发射任务后被取消。

　　“‘长征一号丁’可以发射的‘长征二号’都可以发射，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型号重复，另一方面可以缩短战线，减少不必要的投入。”余梦伦解释。

　　余梦伦告诉本刊，“长征二号”发射成功后，“长征二号甲”和“长征二号乙”的编号也曾在研发过程中使用过，最终没有定型。“‘长征二号甲’、‘长征二号乙’是在研制发射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时产生的两种火箭方案，它们都是以‘长征二号’一、二级为基础，增加一个第三级。‘长征二号甲’的第三级采用氢氧发动机，‘长征二号乙’的第三级采用常规发动机。经论证后确定采用‘长征二号甲’方案，即第三级采用氢氧发动机。型号立项后，正式定名为‘长征三号’。”

　　“长征一号”系列至“长征四号”系列中的型号属第一代运载火箭。余梦伦介绍说：按照中国运载火箭发展设想，第二代长征运载火箭起飞重量达到1000吨左右，箭体直径将达到5米，低轨道运载能力达到20吨左右，飞月运载能力将达10吨左右。

　　随着航天发展的需要，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制也在研究中。

　　这种正在研究中的中国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运载能力将达130吨左右，是现役运载火箭的6倍，箭体直径是现役火箭直径的2倍左右，以满足后续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等发射任务的需求。

　　据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研制重型火箭是中国实施太空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实施大规模深空探测任务的基础，将大大提高中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自主进入空间能力，是保持空间优势核心能力的关键支柱。该项目在极大带动航天技术水平跃升的同时，还辐射带动国家基础工业、科学技术和民用产业的技术进步、能力升级。

　　这类被一些人称为第三代运载火箭的重型运载火箭，预计起飞重量为3000至4000吨，箭体直径将达到8至10米，低轨道运载能力为50至130吨，飞月运载能力达到30至60吨。

　　余梦伦解释，第二代运载火箭中的“长征五号”至“长征七号”主要是完成载人空间站建设和探月返回等任务。“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的研制，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正在加紧研制中，预计将于2014年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基地实现“长征六号”、“长征七号”的首飞。

　　同时，新一代全固体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也在研制中。它可整体贮存、操作简单、发射成本低，发射准备时间短，这将大大提高快速进入空间的能力，满足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发射需求。

　　用于载人航天的“长征二号F”是在“长征二号E”的基础上改造完成的。

　　余梦伦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对运载火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运载能力要大，第二，可靠性要高，第三，要有逃逸系统。”

　　“长征二号F”起飞重量480余吨，起飞推力达600多吨，是目前“长征”家族中起飞质量最大、长度最长的火箭。

　　第三代以重型运载火箭为代表，预计2040年前后可实现首飞。不过，余梦伦认为，这个目标有可能会提前完成。

　　而第四代运载火箭，预期有可能实现低成本航天运输。“长征”，将开始自己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