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知道iPad是什么吗？ 贫困儿童：能吃吗？

　　“感觉还行，就是累”

　　早上6点左右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大调村，薄雾笼罩，天色将明未明，不时还听到一声声鸡叫。13岁的蒙妹玲利索地从床上爬起来，简单地漱了漱口，背起书包就往门外走。蒙妹玲的父母年近60岁，由于头一天干活疲惫，此时并没有起床给她准备早饭。

　　蒙妹玲就读于贡川乡红柳小学，上学要横渡红水河。孤单地沿着河沿土路走了30多分钟后，蒙妹玲到了渡口。7时左右，其他村组的10多个学生陆续汇集于此，一艘由报废渔船改装的渡轮把他们接过河。渡轮的船舵传动绞索是几截自行车链条拼起来的，绕船帮一周，裸露在外，拐角处的几个滑轮单薄得几乎随时可能被扯断。到河对岸的码头，坐船要近半个小时。看着湍急的河水，蒙妹玲经常会感到害怕。

　　下船之后爬到坡顶，就到了学校，这时已经快8点。约10分钟后，上课铃响了。“感觉还行，就是累。”蒙妹玲说着走进了教室。

　　红柳小学校长韦茬文告诉记者，学校一至六年级共有学生115名，学前班学生26名，70%学生家离学校四五公里，有的需要过河，还有的需要翻过三座150多米高的山头。“放学后，看着一个个弱小的身影手脚并用地上山，很心酸。”他说。

　　记者走访发现，广西都安、大化两个瑶族自治县以及贵州省安龙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安徽省金寨县，都地处山区，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学生和蒙妹玲一样，上学的路途充满艰辛。

　　“半天课”影响教育质量

　　上午8时30分左右，13岁的三年级学生罗廷习终于走到了学校贵州省紫云县猴场镇马寨小学。罗廷习家在猴场镇猫寨村打丫组，离学校约10公里，路上要翻过两个山头。他早上5点起床出门，走走歇歇。最后4公里平路，几乎一路小跑。走进教室，罗廷习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累得再也不愿站起来。

　　学校把上课时间推迟到9点，已经比其他学校晚了1个小时。第一节课是语文。罗廷习虽然强打精神，但朗读时依旧有气无力。11时40分，上午课结束了。罗廷习嘴唇干裂，精神萎靡，走出教室，拿着父母给的1元钱，来到学校附近的代销店买了一个小面包。这就是他的午饭，面包干得难以下咽。“我们没有水喝。”罗廷习说。艰难地啃完面包之后，他便趴在课桌上打盹。13时20分，下午课开始了。罗廷习还没缓过劲来，边打盹边听课，等待着放学的铃声。

　　校长韦应忠已经见惯了这种情况，并没有提醒他。韦应忠说，学校共有226名学生，其中80余人的情况和罗廷习类似。“他们能走到学校已经不错了。”韦应忠说，平时，一些学生实在太累，走到半路就回家了，尤其是下雨天，低年级学生旷课率特别高，学校每年总有两三名学生因为家远辍学。另外，学校一年的缺水期达4个月，没法提供营养午餐，很多学生饿着肚子，只盼着下午课早点结束，好回家吃晚饭。“下午课实际上只有家近一点的孩子在听。”他说。

　　记者走访发现，小学阶段在校教育质量难以保障的情况，在贫困地区比较常见。主要原因包括部分学校没有条件开展寄宿，学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赶路上；部分学校缺乏水源和“工友”，导致“3元营养午餐”缩水甚至不能提供，儿童营养难以保障，体力和精力不足；绝大多数学校教师存在兼课和一身多职现象，教学能力比较弱。

　　“最大心愿是一人睡一张床”

　　在有条件开展寄宿的学校，受学生不断增多和低龄化趋势的影响，一系列生活保障难题和安全隐患也逐渐凸显。

　　12岁的刘海宁是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银山畈中心学校五年级的学生。银山畈中心学校坐落于大别山深处极为偏远的乡镇，被称为当地的“西伯利亚”。全校一年级至九年级300余名学生中，200余人住校。

　　在刘海宁的宿舍，不足20平方米的屋内，摆着6张老式的铁架子上下铺床，已经有一米六个头的刘海宁告诉记者，12个铺位总共睡了21个男生。“两个人睡一张床，腿都伸不开。有一次太挤了，上铺同学都摔了下来。”刘海宁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我初中毕业前能一个人睡一张床，这样腿就可以伸直了。”

　　和刘海宁不同，住校的女生因为人少，可以一人睡一张床，不过“洗澡难”则是她们最头疼的事。银山畈中心校的宿舍楼每层有一间集体盥洗房，外间是一排自来水龙头，里间是厕所。学生们告诉记者，平常洗澡只能在厕所里。

　　银山畈中心学校是很多寄宿制学校的缩影，标准化宿舍配套不到位、食堂配套用房紧缺、缺少专职生活老师，不仅学生生活有诸多不便，也为校园安全埋下了隐患。

　　教育失衡引发贫困固化之忧

　　尽管存在各种安全隐患，但是寄宿制学校依然是很多贫困地区学生的最优选择。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受撤点并校和城镇化发展影响，当前贫困地区学校设施不足、教师短缺现象突出，由教育不均衡导致的贫困固化现象亟待引起重视。

　　陕西省延川县土岗乡中心小学距县城40公里，记者在这所学校采访时看到，课间休息时，偌大的操场上基本见不到学生活动的场面。

　　土岗乡中心小学校长郭生俊说，2003年他刚到学校工作时，还有340多个学生，那时不仅学校一到六年级班级齐整、教师全部是师范专业，学生素质也相对较高。后来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越来越多，学生流失速度也逐年加快。现在这所学校，幼儿园到小学总共只有10人。“这些孩子当中，要么是家庭条件不好，不能外出就读的；要么是无法跟随打工家长外出的留守儿童，其中遗传智障儿童占了不小的比重。”郭生俊说。

　　福建省周宁县泗桥乡赤岩小学校长周伦炳告诉记者，由于缺乏专职教师和实验设备，现在学校的计算机课和实验课只能口头讲述。在课改后考试越来越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导向下，农村学生单纯依靠刻苦应对应试教育的方法，将很难应付新课改的要求。“今后农村孩子考入名校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周伦炳说。

　　陕西省延川县教育局副局长刘福祥说，根据他们多年的统计，原来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在中考及以前的考试中，成绩相差不大，现在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说明不是农村孩子不努力、不刻苦，而是所接受教育的不均衡性越来越明显。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锋也坦言，自从国家实施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后，不少人误认为贫困地区的儿童义务教育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事实上，目前贫困地区还存在优质教师流失、教师年龄及知识结构老化、中小学校舍不够安全、教育配套设施和服务跟不上等问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曾在青海、云南、贵州等三地的贫困县做过一项调查，因为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这些地区儿童在认知、语言、记忆和社会规则方面的心理发展仅相当于城市幼儿园同龄儿童的20%至60%。

　　身体发育迟缓 健康状况堪忧

　　与城市的不少“小胖墩”相反，许多贫困地区儿童吃饱饭尚成问题，营养不足、发育迟缓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其健康状况令人心忧。


　　今年9岁的韦波看上去只有5、6岁的孩子高，瘦小的他和20多斤重的背篓显得极不协调。

　　一天两顿饭 干粮是午餐

　　上午快10点钟的时候，捧着盛有大半碗南瓜粥的搪瓷碗，围坐在一屉馍馍前，13岁的冯翻翻狼吞虎咽地吃着，这是她每天的早饭。吃完这顿，下一顿饭要等到下午放学后才能吃上。

　　冯翻翻是陕西省延川县土岗乡中心小学的三年级寄宿学生，在这个山大沟深的陕北贫困山区，一天两顿饭是常态。在学校，记者看到了一张学生作息时间表，上面显示从早晨6点50起床到晚上8点40熄灯的近14个小时内，只有早上9点40和下午5点40两个用餐时间。

　　每天早饭时间，学校会同时给学生分发一盒牛奶加一个鸡蛋的营养餐，冯翻翻拿到牛奶和鸡蛋后舍不得吃，小心翼翼地锁到宿舍柜子里。“留着晚上饿的时候吃。”她解释说，晚上学校一般会做面吃，晚自习后还是会饿。

　　在青海省乐都县达拉土族乡甘沟小学，一年级土族男孩李永祥今年8岁，每天早上他7点起床，吃一袋方便面，然后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赶半个小时山路到学校。当记者问他午餐吃什么时，他和几个小伙伴都从书包里掏出了塑料袋，有的包着油馓子，有的是干馍馍。“学校中午会发一袋牛奶，就着牛奶吃。”李永祥说。除了牛奶，学校还会发一个苹果和一个桃酥。

　　除了正常的三餐营养保证不到位，校园周边的各类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山寨食品和“垃圾食品”也成为危害儿童身体健康的隐患。奥加奥饼干、康帅夫方便面、绿白口香糖……在不少贫困山区的学校周围，仿照知名品牌的“三无食品”或者“山寨食品”屡见不鲜，而这些都成为孩子们眼中难得的“美味”。

　　冯翻翻告诉记者，她和同学们最想吃的就是方便面，有时一块两块的零花钱攒下来就为了买八毛钱一包的方便面吃。

　　营养不足 发育迟缓

　　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的深山里，记者被一条岔路上孩子的身影深深吸引：男孩身高只有一米多一点，却背着一个有身体三分之二大的背篓慢慢前行。

　　“你几岁了？背篓里是什么？”记者问道。男孩没有回答，而是停住了脚步，将勒在额头上的背带缓缓卸下，茫然地看着记者。他流着鼻涕，嘴角烂了，还流着一点口水。

　　男孩身后20多米处，是他的父母。由于身上的背篓太重，正停脚歇息。记者上前与他们聊了起来。孩子叫韦波，家在4公里外的弄杂屯。记者提出去他们家看看，夫妇俩很平静，说要走一个半小时。记者替韦波扛起背篓，背篓很沉，不下20斤。一下子轻松的韦波笑了，开始轻快地往前走。

　　记者把随身带的一点兰花豆和矿泉水给韦波，他接过后羞涩地拽着不肯吃。终于又到了一个山头，突然发现一直在前头走着的韦波不见了。紧接着听到几声咳嗽声，原来他躲在一块石头后面悄悄地吃兰花豆，吃得急呛着了。母亲张爱新说，韦波9岁了。20斤的背篓每天压在他的肩膀上，让他看上去只有城里五六岁孩子的身高。

　　记者了解到，由于缺乏足够的营养摄入，体重偏低、发育迟缓和贫血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贫困地区儿童成长的重要问题。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知名营养专家陈春明长年关注贫困地区儿童，她告诉记者，2010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生长迟缓率为9.9%，其中城市仅为3.4%，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贫困县儿童生长迟缓率高达20%以上，处于中等严重程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疾控处处长陈发钦说，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广西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贫血率各为21.6%、22%、16.9%，分别是城市儿童的21倍、9倍和1.7倍。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的中国儿童营养与健康报告显示，在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普遍存在“营养贫困”，近一半学生不能保证每天吃上三顿饭，在一个月内有三分之一学生吃不上肉，三分之二吃不上鸡蛋。

　　除了营养不足，微量元素缺乏引起的营养不良也是影响儿童特别是3岁以下婴幼儿健康的突出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青海、贵州、云南等省区贫困县的调查显示，孕妇和2岁以下儿童的贫血率均超过50%。陈春明说，贫血高发会严重影响儿童大脑、骨骼发育和智力发展，带来的损失终生难以弥补。

　　“农村儿童健康状况是笔糊涂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足，贫困地区农村基本的公共医疗服务难以到位，也使得贫困儿童的健康水平与城市孩子存在较大差距。

　　在地处罗霄山区的江西省永新县，县卫生局副局长王元伦坦言：“农村孩子体检率不高，而且，体检项目中只有身高、体重等少数几项能完成，而视鼻听、血红蛋白等项目因为乡镇卫生院设备缺乏根本开展不了。”

　　“农村儿童的健康状况是笔糊涂账。”广西都安县卫生局基妇股股长蓝首惠说，“在城市学校，一般每个学期孩子们都能体检一次，而这样的公共卫生服务对农村贫困山区的儿童来说是难以保障的。”

　　有计划地注射疫苗，能有效帮助儿童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但记者深入山区采访了解到，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疫苗漏种情况时有发生。张爱新告诉记者，因为学校离家太远，9岁的韦波至今没有上过学，也从来没有接种过疫苗，也没有人告诉他们需要“打针”。

　　一个基层卫生人员说：“农村地区点多面广，在一些乡镇，村里的防疫医师跑一天也许只能为一个儿童接种，而每针只有三五元的劳务费。这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记者了解到，贵州紫云县及广西都安县等部分农村地区近年来还因为漏种疫苗暴发过传染病疫情，严重危害儿童健康。

　　同时，由于营养和卫生状况差，贫困地区儿童也成为疾病多发的高危人群。据了解，肺炎、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等已成为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的健康杀手，而呼吸道和接触性传染病近年来呈现增多趋势。2010年至2012年，广西手足口病死亡316例，其中农村233例，占比74%。

　　江西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龚小敏说，手足口病早期就是感冒症状，危重的手足口病发病非常快，从发病到死亡一般只有三天时间，病情不允许孩子在医院间转来转去。而在农村的孩子，“感冒”首选就近的村医和乡镇卫生院，因诊疗水平有限，救治时间很容易被耽误，所以，手足口病患儿死亡率在农村地区较高。

　　“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健康状况令人担忧。”江西省卫生厅农村卫生处处长予季说，“以手足口病为例，在江西省儿童医院，手足口病的危重儿99%是农村的。”

　　萧索的心灵 黯淡的梦想

　　没有绚丽的梦想，没有业余的爱好，甚至没有相互倾诉、相互宽慰的伙伴，许多贫困儿童的精神世界同样贫瘠而萧索。


　　最知心的朋友是小狗

　　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中心小学是完全小学，全校有9名老师，几十名学生，一年级最小的一个班只有2名学生，家境稍好的学生都去了外地，留下的多是贫困家庭的孩子。

　　二年级的贺雅洁、四年级的安玉荣、五年级的刘雪玲等几个女孩子在一个宿舍，最初记者试图和她们聊天时，她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敢说话。老师告诉记者，刘雪玲父母离异，都又结婚生子，她就和爷爷奶奶生活，虽然学习成绩差，但会洗衣做饭，能做几种面食。

　　过了一会儿她们和记者熟了起来。“带你去看"白医生"吧！”安玉荣说完，就和几个伙伴一起往校园旁边的一块空地上跑。“白医生”是一只白色的小狗，安玉荣一看到它就紧紧地把它抱在怀里。这时贺雅洁也去抚摸“白医生”，她长得特别矮小，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务工，贺雅洁从一年级就住校，可以看出她特别依恋安玉荣。

　　"白医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有什么心里话、什么委屈、什么苦恼，都说给它听，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放学后来看它。”刘雪玲说。

　　“特别盼望学校能来一些年轻的老师，可以和我们说说话。”刘雪玲告诉记者，最让她难忘的是去年浙江大学的学生来支教，老师讲了很多新鲜的故事，至今自己仍收藏着志愿者写的临别赠言。

　　文安驿镇中心小学的老师平均年龄40岁以上，老师采取包班上课，学生每天都要面对同一个老师，特别渴望和外边的世界交流。

　　江西省永新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周文琪说，由于贫困地区的家长普遍文化素质偏低，和孩子通电话时也多是问问学习情况和家里老人的身体。即使是假期回来，也是匆匆忙忙，孩子们的“心事”只能在幼小的心里越埋越深，找个人说说心里话，成了“奢侈”的心愿。

　　山区教师杨元松，对贫困地区孩子的心灵世界有着长期的观察和研究，曾编著《中国留守儿童日记》一书，引起较大反响。他认为，在农村贫困地区相当一部分孩子是留守儿童，或者从小就开始住校。“在人生的旅途上，他们是一群精神孤独的长跑者，他们有很多困惑，却没人可以交流，他们渴望亲情，却没有对象倾诉。”

　　“我的梦想是能穿上高贵华丽的衣服”

　　安徽省金寨县双河镇大畈中欧光彩小学位于大别山腹地，海拔800米的半山腰上。面对三年级的十几个孩子，记者大声问：“你们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是有钱，然后买高贵华丽的衣服穿。”在同学们的叽叽喳喳中，11岁的方玉娜回答得十分响亮。方玉娜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年迈的老人只能保证她不饿肚子，对于其他的愿望无暇也没有能力顾及。

　　记者留意到，长期物质匮乏使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很早就养成了坚韧和吃苦耐劳的品格。在世界观逐步形成的特殊年龄阶段，不少孩子也对金钱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渴望成为富人、老板，甚至羡慕打工挣钱的哥哥姐姐。

　　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猴场镇马寨小学位于大石山区之中，全校180多个学生都是走读生，不少学生单程就要走两三个小时，翻越几个山头。由于早上起得太早，许多孩子来不及吃早饭就上路了。

　　十几个小时不吃饭，中午简单的零食自然无法填饱这些孩子的肚子。在六年级，记者问：“上午上课时，肚子饿的请举手。”全班27个人，17个人举起了手。15岁的梁开发坐在靠窗户的一侧，爸爸妈妈外出务工，他和爷爷生活在一起，听到记者的提问，默默地举起了手。

　　“爷爷一天给你多少钱用来中午买东西吃？”记者问。

　　“一元钱。”梁开发说。

　　“既然吃不饱，为什么不向爷爷提出多要点钱呢？”听到记者的追问，梁开发突然眼圈充满了泪水，双手垫在脸下，趴在了桌子上。记者不忍心继续追问他的家境。

　　过了一会，记者问梁开发：“长大了，你有什么愿望吗？”

　　“打工挣钱。”梁开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

　　杨元松认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容易羡慕条件好的城里人，也容易产生对金钱的渴望，甚至同村的大龄孩子外出打工一两年回来，换了发型，买了手机，穿了时髦衣服，也会对他们敏感的内心世界产生影响。

　　“iPad可以吃吗？”

　　记者在贫困山区曾问过孩子们：“知道iPad、iPhone是什么吗？”

　　“是英语单词？”“iPad可以吃吗？”……记者留意到，当美国苹果公司的iPad平板电脑、iPhone手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为街机的时候，这些农村贫困地区的儿童对此却一无所知，宛如“被现代化抛弃的一代”。

　　记者在贵州省安龙县普坪镇纳汪村鸭子井军民希望小学和安龙县平乐乡龙蛇小学的现场调查表明，普通手机在贫困地区孩子中的持有率仍旧很低，网络“只是听说过”，智能手机更是闻所未闻。

　　电视仍然是许多农村贫困地区儿童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窗口。在广西大化县雅龙乡盘兔村的一个山弄里，坐落着几间简易破旧的房屋，房屋周边怪石嶙峋，从屋里到几十米远的山上，没有任何道路，只能踩着石头上去。这就是15岁女孩韦凤珠的家，见到韦凤珠时，她正在门口劈柴，她11岁的弟弟韦海主和10岁的弟弟韦海正在石头丛里玩泥巴。

　　韦凤珠告诉记者，家里共有兄妹五人，除了姐姐，兄妹四人都没有读过书。

　　“你弟弟会写自己的名字吗？”记者问韦凤珠。

　　“会，我教的。”

　　“你没有读过书，怎么会写？”

　　“电视上学的。”

　　记者发现，和村里的老年人不同，韦凤珠姐弟三人都能说简单的普通话，这都是他们在电视上学到的。

　　但是和姐姐还能和记者交流不同，韦海主和韦海兄弟非常内向、怕生，无论问什么都不回答，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记者采访发现，由于远离现代社会，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显得性格内向、自闭，对外部世界的人和事物有一种恐惧感，以至于记者和一些儿童之间简单的沟通都无法完成。

　　远离现代社会也造成贫困地区儿童和城市儿童之间的隔膜。记者在延安市延川县一个依山而建的石窑洞里，见到13岁的女孩杨可婷时，她正在帮着妈妈照顾1岁的弟弟。“现在乡里没有小学了，只好来县城读书。”杨可婷的爸爸无奈地告诉记者。

　　杨可婷在延川县一家比较好的小学读书，她告诉记者，班里有60多个人，城里孩子40多个，农村孩子20多个。好朋友都是农村的，自己喜欢和农村的孩子玩。“他们城市的孩子在一起都是谈论电脑的事情。”杨可婷说，我从来没有上过网，最大的梦想是能考上大学。

　　呼唤贫困儿童发展的国家战略

　　儿童的命运既是个人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也关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有关人士建议，应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儿童全程的营养和教育保障纳入国家战略性规划，调整和加大国家对儿童发展的财政投入，建立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儿童成长与发展的绩效评价机制，实现儿童的健康成长和能力发展，斩断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穷根”。


　　认识不足体系滞后 儿童发展面临困境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是难点。保障儿童的营养和教育，是贫困家庭彻底脱贫的根本出路。然而，时至今日，很多地区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区域脱贫的高度，贫困地区儿童成长帮扶的制度性设计还没有形成。

　　由于对儿童发展的重视程度不足，各地普遍缺乏统一或牵头的部门及领导干部，导致儿童工作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记者调研发现，各地涉及儿童的工作系统五花八门，主要包括教育、卫生、团组织、妇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但并没有一个牵头部门或地方领导负起总责，不能全盘掌握当地儿童的成长与发展情况，导致各部门儿童工作有交叉而不共享，难以形成合力开展整体设计和干预。

　　同时，卫生和教育系统作为主导力量，对儿童发展的体系建设依然不够健全。一方面，贫困家庭父母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对儿童的营养干预和疾病防控处于无知和自发状态，极易导致儿童营养不良和疾病多发。另一方面，各地卫生系统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却受编制不足、卫生资源总量偏低状况的影响，至今没有真正建立妇幼保健体系。针对儿童的体检、保健、营养干预和疾病筛查、治疗，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国家营养餐计划作为一项民生工程，至今仍面临饮水安全、“工友”工资配套等落实难题。

　　教育体系设计也滞后于形势发展。多数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机构最多只能覆盖到乡镇一级，难以满足农村地区儿童的需求。而村级中小学，受撤点并校的影响，其教学质量和接纳学生的数量已经今非昔比；农村中小学教师受待遇和发展层面的制约，不断从最基层的岗位上离开；伴随农村空心化而生的教育空心化，让贫困地区的学生面临着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的困境。

　　同时，重视程度不足和现有财政体制双重因素叠加，致使国家对教育卫生的财政投入出现结构性失衡，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教育和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当前，我国的教育卫生财政支出以地方为主。结果，贫困地区财政越穷、投入越少，越难摆脱贫穷的代际循环。

　　“分进合击”加快帮扶进度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儿童发展是一个比较庞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分进合击”，逐渐突破。近年来，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和部分社会组织从贫困地区儿童最急切的需求入手，已经开展了一些试验项目，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有关人士建议，当前应该推进试验项目的提标扩容，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采取更多的帮扶措施。

　　扩大孕妇和婴幼儿营养干预覆盖面，逐渐健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乡村两级妇幼保健体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妇联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前期发起的营养干预试验，效果显著。2012年起，财政部、卫生部和全国妇联年投入1亿元，在27万6至24个月婴幼儿中正式开展营养干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授陈春明说，应该进一步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孕妇和婴幼儿全部纳入营养干预规划。借实施营养干预之机，同步推进乡村两级妇幼保健体系的建立健全工作。

　　同时，中央财政应加大对教育，特别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扩大对贫困地区儿童困难补助面和资金额度，加快推进贫困地区中小学校舍标准化建设，提高农村地区教师待遇，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和免费师范生计划，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保障农村中小学教学质量；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逐步恢复被撤并的中小学校，保障学生就近上学的权利，确保农村地区小学高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初中生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走读或寄宿。

　　另外，以营养餐提标扩容、形成长效机制为突破口，逐渐完善校舍和配套设施建设。2011年11月起，国家在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680个县推出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寄宿制学校贫困学生补助。不过，部分地区基层教师反映，因为缺水、缺食堂、缺“工友”，营养餐还存在难以为继或补助资金被挤占的问题，使这一民生工程打了折扣。他们建议，营养餐工程应该配套运行资金，并考虑与“校安工程”结合，进一步提高学校校舍及配套设施建设水平。

　　呼唤贫困儿童发展的国家战略

　　相关人士指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往往资源匮乏，靠转移支付帮扶，效果难以持久，难以实现区域的跨越式发展，难以阻断贫困的代际循环。而对这些区域四千多万14岁以下儿童开展营养保障和能力发展的“人力资本”帮扶，则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真正斩断“穷根”。因此，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儿童发展应该尽早上升到扶贫战略层面，纳入国家规划。

　　首先，设立“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明确工作对象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四千多万儿童，帮扶内容营养干预、卫生保健、教育保障、权益保护等，并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制定儿童发展工作目标。

　　其次，明确分工，建立儿童发展工作绩效考核体制，深入普及对儿童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制度建设和舆论营造，提升全社会对儿童发展观念的重视程度，落实儿童帮扶规划。顶层设计上，统筹协调卫生、教育等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推进工作。

　　第三，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方向，落实经费保障。教育部相关人士建议，国家应最先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尤其在贫困地区，财政支出应该实行“事决定钱”，而不是“钱决定事”，即国家应该制定建设目标，然后安排财政支持。

　　比如，根据“义务教育均等化、标准化”的目标，制定校舍、食堂建设标准，统筹、调整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持责任，并根据地区差异安排不同的支出比例。根据测算，当前亟待推进的几大工程共需增加财政支出近200亿元：其中营养餐按每天每生补助4元计算，需要增加经费48亿元；孕妇和婴幼儿营养干预需要增加60亿元；儿童学前教育按每童每年100元计算，需要增加90亿元。

　　“一个国家应该把教育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相对于我们11万亿元的年度财政收入来说，现在针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还是太少了。”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锋说。

　　呵护希望

　　对一个家庭而言，最大希望莫过于孩子；对一个国家而言，最终的希望也在于儿童。

　　儿童之所以如此受关注、受重视，因为他们是初升的太阳，世界终究是他们的；同时，又因为他们像刚刚破土的幼苗，需要不断栽培、剪枝才能成为家与国的栋梁。

　　如果一个孩子，在十岁左右就已能看穿一生，不过是父兄打工、漂泊的命运，那该是怎样的惨淡。这或许正是许多贫困儿童让记者不忍闻问其境遇的原因吧。

　　没人否认，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但这花朵如果不细心培育，妥为照料，结出的怕会是“苦果”。

　　许多地方的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犯罪越来越频发，而且呈现出低龄化趋势，有时犯罪手段和犯罪动机让人匪夷所思。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乘机打砸宣泄，也显示了根深蒂固的与城市的隔阂、对社会的冷漠。

　　这不是偶然。记者在贫困地区采访，能深深地感到贫穷对孩子的伤害。他们中有许多人不善交流、充满恐惧，还有许多人不愿学习、乏人管教。他们少有绚丽的梦想，也不谈兴趣和爱好，他们告诉记者，最想快点长大，去打工挣钱。

　　打工挣钱，或许是这些孩子最接近的现实。因为过去十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虽然不断增大，但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逐年下降。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降至一成，清华大学2010级农村生源，也仅占17%。

　　不过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没有良好的教育，没有广博的见识，没有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源，他们即使付出双倍的努力，也不一定能收获到自己所期待的。到那时候，他们将怎样安于自己打工的命运？怎样看待这个社会的现实？这些，都是大可焦虑的问题。

　　改变必须从现在开始。如今，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已经可以免费上学，也能享受营养餐，这是很大的成绩，但还远远不够。出身的差异尽管没办法消除，但政府可以尽量地弥合那些不平等，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使每个儿童都有梦想、都有希望。

　　请呵护儿童、呵护希望。（王军伟 苏万明 杨玉华 孟昭丽 李美娟 李春惠 刘彤） (来源：半月谈)

https://news.sohu.com/20130617/n379053321.shtml news.sohu.com false 中国经济网 https://www.ce.cn/xwzx/gnsz/gdxw/201306/17/t20130617_24485501.shtml report 14496 成长之困：四千万贫困儿童调查蒙妹玲每天上学都要乘坐简易的小船往返上百米宽的红水河。编者按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许多孩子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礼物，参加了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