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沙6月17日电（记者白瑞雪）“爱情能计算吗？”中国第一台千万亿次计算机“天河一号”诞生的2009年秋天，我曾问国防科大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
他用长长的一段话作答：“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但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爱情，人类尚未发现其中的规律，而已经发现的规律中也有可计算的和不可计算的。换句话说，只要人类能够发现规律、并且找到方法把规律变成可计算的问题从而建立起物理和数学模型，计算机就能够替代人类在这些问题中的劳动。”
“天河二号”为中国超级计算机夺得又一个“世界第一”的今天，我想起了当年的问题。在升级换代速度比我用的手机还快的天河计算机上，“规律”无处不在：计算机科学家们造出速度更快、应用环境更好的机器，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世界的规律；各行各业的用户通过发现更多规律、建立数理模型从而写出应用软件，才能把超级计算机抽象的计算能力转化为具体的计算成果。
由此可见，发现规律既是科学探索的目的，也是科学探索的基础。
我有一帮哥们儿，五音不全但极热爱歌唱事业。每每与之K歌，我的价值观都会受到颠覆性的冲击。他们的演唱，突破了音符存在的意义，突破了曲与词的对应关系，突破了此歌与彼歌的界限。他们在一个八度与另一个八度之间、在说与唱之间毫无过渡地来回切换，如入自由之境。作为听众，我永远无法预测他们下一句将要神舟上天还是蛟龙潜海，无法预测他们能在同一首歌里开辟出怎样一种自主创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我被他们的快乐深深感染。
你看，虽然人类早已从基因中发现了生命的部分密码，虽然美国科学家正在试图通过声波破译海啸踪迹，虽然国足在输球问题上从不让我们意外，世上还真有些问题是难循规律的。即使是我们以为有规律的事，放在不同的人身上，也可能显得没了规律。因此，探寻规律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
对于“近代科学为何没能产生在中国”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缺失，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本土成长。
实际上，中国古人是有明确规律观念的。西周先人问：“悠悠苍天，曷其有常？”老子把“道”提升到宇宙和人生之巅。孙膑总结：“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
天行有常，天地有道，万物有理。这“常”“道”“理”，就是隐藏在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规律。
一个广为接受的解释是：中国古人并不是没有自然规律意识，但其追寻规律的行为是实用性的。他们更关心科学活动的用途比如天象变化与皇帝娶媳妇的关系，而不是探究天象背后的物理原理。
就在中国仍固守“老中医”式传统经验科学的17世纪，英格兰的一个苹果砸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诗人蒲伯深情赞美道：“自然与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出生吧！于是一切迎来光明。”
建立在系统观察基础上的实验，开始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结合，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理论。以伽利略和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对科学方法论进行了重大变革，使得理论和实验成为人类探索科学的两种基本手段。
伴随着科学前进的步伐，科学问题越来越复杂，这两种方法显示出局限性。上个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计算能力，科学计算从此成为探寻世界的第三种方式。
错过近代科学的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对于科学计算这一新兴工具，从“银河”到“天河”，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由“中国创造”走向某些领域的“中国领先”。
追赶与竞争也许提供了最初的理由，但对科学规律的探寻，永远是最大的动力。
“天河二号”工程副总指挥李楠说：“赢得竞争只是我们发展超算的副产品，更重要的是考虑怎样把机器用好，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
这话真牛拿第一是“搂草打兔子”的事儿，科学家们不太在意，咱媒体也别起哄得太厉害。
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地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终于可以摆脱实用主义的桎梏，把目光从脚下投向头顶的星空，在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中，施展更为远阔的抱负。
安装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的“天河一号”已有用户600多家，催生了一大批科学和产业成果。广州超级计算中心的“天河二号”先导系统也开始在基因分析、新车研发等领域展开试算。
今天的成果无论如何丰厚，对于牛顿所言的浩瀚海洋，也不过是贝壳一枚。谁也不知道，超级计算机还会引领我们通向一个怎样的美丽新世界。
没准儿能发现我那帮哥们儿独特的音乐思维和发声规律呢。
那该多有趣。
作者：白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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