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首次对国企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作程序规定

　　南都讯　据南都记者从多个国有企业得到的消息，经过多年试点，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转发了中组部、国资委的指导意见，首次对国企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并明确了其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表现形式。

　　目前国企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的情况如何？政治核心作用应当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党组织并非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中心和权力中心，很难有效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而如果董事会、总经理、党组织三者关系处理不好，将导致权责不清，降低决策效率。

　　首次明确国企党组织参与决策程序

　　据南都记者了解，按照最近下发的指导意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领导层架构、参与决策的领域和程序。

　　在领导层架构方面，《意见》延续了此前双向交叉任职的规定，即党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要参与经营层面的运作，作为董事、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长、总经理等也可以进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层。

　　《意见》还明确，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的情形共分为3类，一是干部的选拔、考核；二是企业的经营方针和重大改革重组问题；三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此外还包括关系到职工群众重大切身利益的措施。

　　《意见》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首次统一和明确了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的程序问题。意见规定，在做出重大决策前，党委或党组应首先开会，然后由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与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非党委成员沟通；在开总经理办公会和董事会的时候，参加的党委成员要充分表达党委的意见；党委成员在总经理办公会和董事会后，要向党委反馈决策结果；如果党委发现有不符合国企责任的行为，要向上一级党委报告。

　　按照国企党组织的发展现状，中共中央出台该《意见》有其针对性。四川省某电力企业人士表示，党组织作为国企的政治核心，“参与重大决策，一直在强调，但参与的内容、形式、方法、途径等，都没有明确规定。”虽然各企业党组织制定了参与决策的制度，但“宣传性制度多，程序性制度少，原则性要求多，纲领性要求少”，而且与《公司法》、《企业法》等法律文件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内的地位被一些学者视作重大的政治问题，但即使在中央企业中，该问题也还没有规范统一的模式。根据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课题组2013年3月的一份报告，在117家中央企业中，建立规范董事会的有51家，其中19家存在党组，32家存在党委。而他们为解决上述矛盾，产生了各种模式，如神华集团，对分别应由党组和董事会决定的事项进行了区分，党组决定的主要是政治领导、干部管理等问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规定，董事会和总经理决策事项中凡同时属于党组管理权限内的，应首先经党组审议或审定。

　　国企领导体制仍需破解权责不清难题

　　自1978年开启改革大幕以来，随着中央政策的变化，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也几经变化。1980年代初，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向“厂长(经理)负责制”转换，但随之而来的党组织弱化、党组织保证监督作用无法落实等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注意。于是，“厂长(经理)负责制下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的提法贯穿了上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的近20年时间。

　　进入新世纪，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党组织要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2009年8月，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应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确保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公司治理结构。

　　虽然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经过了多次调整，不过，在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党组织权限如何，尤其是参与重大决策的程序如何，中共中央此前的文件并没有给出答案。此次下发的《意见》迈出了实质性一步，试图加强党组织在企业决策中的影响力。

　　然而，《意见》可能起到的实际效果，业内人士和学者有各自看法。在国企系统某官员看来，《意见》还没有解决董事会、总经理和党组织的权责明晰问题，存在决策主体之间的冲突。

　　该官员表示，党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多数委员的意见就是党委意见，即集体决策、集体负责；董事会是集体决策、个人负责，董事个人可以保留意见。“董事对董事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决策，要付连带责任，除非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如果(参与党组织的)董事根据党委的决议，在董事会上发表了意见，那么最后的责任谁来负？”

　　此外，该官员认为，决策效率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决策前党组织先行开会，然后召开董事会，会不会降低决策效率？党组织和董事会可不可以同时开会“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此外，国有企业党组织按照上级党组织或者中共中央的方针参与决策，是否有损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地位？这些问题都有待解答。

　　南都记者 杜强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