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之后，不得已接受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它并不认输，对于战后安排始终耿耿于怀，用争取所谓“正常国家”的口号掩饰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图霸之梦，坚信“大东亚共荣”时代不会遥远。整个社会心理层面，对战争进行反省、反思的课上得太少，而法律和舆论也没有对右翼政客和军国主义思潮形成压力，这就给右翼势力抬头与复兴提供了宽松的空间。
前不久，新华网有一篇时评，说战后德国将纳粹集中营的惨绝人寰和纽伦堡审判的资料拍成电影，广泛进行反战教育，帮助德国人民从道德和精神的废墟上猛醒，使极右势力失去生存的土壤。并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言论自由”的底线，凡是公开否认第三帝国屠杀犹太人历史之言行，都被视为挑战法律尊严，可处最高5年的监禁。今年3月，德国联邦法院正式驳回右翼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要求裁决其为合法政党的诉求，为最终取缔这一极右组织扫清了司法障碍。这在西方政治制度背景之下，是需要一些捍卫良知的胆略和意志的。
有去过德国的旅游者说，在柏林市区最令人心灵震撼的地方，就是犹太人纪念碑，高高低低有两千多块；离它不远处是倒塌的柏林墙，与柏林墙一步之遥是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在商业圈的黄金地带，德国政府却舍得用来建这些纪念场所，就是要时时提醒世人，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可是在日本，盟军主导下制定的“和平宪法”实际上并没有能够让整个社会心理层面心悦诚服。源于明治时期，伴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而飞黄腾达的右翼势力一直在等待着时来运转。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被摧垮的日本右翼法西斯团体共233个。但由于国际之绥靖安排和国内之雪耻欲望的双重作用，日本右翼团体很快便死灰复燃。1958年在长崎的中国商品展览会上，日本右翼组织制造了玷污中国国旗事件；1960年发生了积极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遭右翼分子刺杀事件。其气焰之嚣张令国际社会惊诧，日本当局却没有祭出任何法律武器来应对这种挑衅。日本警方披露的资料表明，目前光是注册在案的右翼政治团体就已达900多个，约12.5万人，同二战末期的13.2万人最高数字所差无几。这些右翼组织堂而皇之地组织各种活动，挑战战后秩序的言行越来越无所忌惮，日本当局则“犹抱琵琶半遮面”，暗地里纵容，甚至推波助澜。
1972年，由于地缘政治关系的转变，中日正式建交。但是在讨论缔结友好条约文本时，中方主张加入“中日两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反霸条款”，表明两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寻求霸权，反对其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妄图建立这样的霸权”。这一条款，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体现了防止历史错误重演的预警。日方的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谈判陷入僵局。此事一直延宕到1978年8月，双方绕过“反霸条款”，中日两国才最终实现了友好条约的缔结。可见在日本政治家中，有相当的一股力量，对战后秩序安排是心有所不甘的，对图霸亚洲和太平洋的旧梦是难以割舍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国民对前途悲观，以反对“自虐史观”为旗号的新右翼政治理念乘势而起。社会上右翼势力编写出版混淆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各地都有议员为之奔走呼号。像西尾干二、小林善纪、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等人公然推出了大量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书籍，如《对近代史的污辱》、《历史教科书中的15年战争》、《自虐史观的分析》、《战争论》等等，在日本公众中大行其道，严重影响日本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日本的大企业、大财团则为其提供经济后援。他们公然翻历史的案，翻二战结果的案，宣扬“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捏造”，“日本与德国不能相提并论”等等，积蓄仇华反华的负能量，企图掣肘中日关系的人间正道。
开罗宣言问世已近70年，蒙受过日本侵略战争祸害的一代人越来越少，昔日盟国首脑们企图紧固的魔瓶塞子早已形同虚设。所以探究历史，把历史的真相变成社会良知，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是一场极其困难的智慧斗争。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无论多么重要的历史，长期不去探究，就会逐渐被尘封，被淡忘。特别是还有人要用经过阉割的历史控制主流社会发言权，在新生代中孕育错误历史观的情况下，我们就更有责任强调对历史的敬畏，不断澄清历史真相，把时代和集团的记忆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智慧。同样，日本也只有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成一种大智慧，才能取信于亚洲和世界人民，才是“正常国家”本应该走的路。（孔令铜）
作者：孔令铜 (来源：新华国际)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