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程绩 通讯员 潘佳音 报道
他是长征四号、长征二号丁火箭的总设计师，率领中国航天战胜接连失利造成的信任危机；他提出的“设计可靠，生产严格，试验充分”12字方针成为了航天科研生产标尺；他60多岁“华丽转身”，成为上海研制卫星“先行者”
“神舟十号”载着中国航天梦飞向太空，这次任务，上海航天人依旧功不可没，“神十”的“心脏”、“眼睛”（电源、测控通）都是上海制造。历代上海航天人成为中国航天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基石，这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就是长征二号丁火箭总设计师孙敬良院士。
在国际航天业，稳定和成功已经成为中国航天的标签，因为近十多年来的重大发射任务中，中国制造的火箭保持了很高的成功率，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其实，中国航天也有过两段黑色记忆，1992年和1996年，中国航天都经历了一年中两次发射失败的惨痛。这期间，率先走出阴影的，是长征二号丁火箭5年内连续三次成功发射，航天史上称之为“龙抬头”。而孙敬良作为长征二号丁火箭的总设计师，正是这三次成功发射的领军人物。
孙敬良曾是长征四号、长征二号丁火箭的总设计师，是我国著名的火箭总体和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曾获得三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拥有多项荣誉称号；他耗尽数十年，潜心研究液体火箭发动机、运载火箭理论和工程技术；他提出的 “设计可靠，生产严格，试验充分”12字方针成为航天科研生产中的一把标尺。
北方汉子为火箭流了两次泪：“风暴一号”发射失败，他难过得掉泪，但也痛定思痛。长征四号方案一票险胜，他顶着压力带领团队成功发射，幸福得痛哭流涕
1958年从原苏联完成 “飞机与航空发动机”的学业回国后，孙敬良最初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一部，搞总体设计，但他总想参与解决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难题，第二天就要求转到发动机研究所工作。 1965年，按型号分院，他被调到二院，后又随单位迁到了上海。就这样，这位北方汉子变成了上海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决定上海航天也要搞大火箭、大发动机，孙敬良如鱼得水，一头扎进运载火箭大发动机的研制中。
孙敬良1978年开始研究火箭，没想到1979年就发生了一次问题，“风暴一号”发射失败，当时在发射场，他和同事们都难过得掉泪，这是让他最痛苦的一次失败，但也正是通过这次教训，让他痛定思痛，于是，迎来了让他感到最幸福的一次成功。
东方红通信卫星要发射，当时有两套方案，一套是用长征三号，另一套是用长征四号。长征三号是北京在做，长征四号是上海航天局在做，等于两家在竞争。这个问题争了有一年多，最后只能投票决定，最终长征四号方案以一票赢了长征三号方案。孙敬良说，相比长征三号，长征四号的优点主要有两点，一是系统简单、可靠，二是价格便宜。
因为有这样一票险胜的背景，孙敬良的压力很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了准备发射方案，他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里，家也不回、单位里的会议也不参加。
长征四号火箭从开始研制到首次发射成功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十年磨一剑，甘苦寸心知”是对总设计师孙敬良最好的写照。 1984年，长征四号火箭进入初样研制阶段，需要对火箭三级动力系统进行热试车考核。新型发动机上马，新的增压输送系统、新的共底贮箱，难免会出现纰漏。如果操作中稍有不当，就会箭毁人亡，国外就有过这样的例子。孙敬良带领队伍，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制定了有效的预案，确保了热试车一次成功，正是由于这次三级热试车的成功，奠定了长征四号火箭全面开展研制的基础。
到了发射基地，不料就碰到了问题，本来的预想是自动测试发射，但是火箭到了发射场，突然发现有问题，迟迟解决不了。后来，临阵磨枪，改手动发射。这样一来，孙敬良的心里更紧张了，甚至有点害怕，因为火箭发射任何一个细微的疏漏，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事故。
带着这样紧张的心理，最后看到长征四号发射成功，孙敬良就像心头放下了一块巨石，高兴得痛哭流涕，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这样的感觉任何文字都无法形容。
1988年9月7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指挥长沈椿年（后任国防科工委中将副主任）指挥下，密切协同，“风云一号”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由长征四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当天，中央电视台在气象预报节目里插播了“风云一号”卫星传回来的云图照片。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至此，中国已掌握了研制、发射和应用三种不同轨道卫星的技术，中国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令世人瞩目。
从长征四号成功之后，孙敬良就深信，只要地面上准备工作做足，火箭发射成功就是必然的。要掌握规律，设计上要留有一定的余量，最重要的是功夫花在发射之前的准备上，地面试验要比天上更加严格更加充分。不光是火箭，卫星也是这样。工作做足，心里就有底了，现在所有的中国航天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1996年之后，我国的航天发射成功率一直非常高。
火箭发射曾接连失利，中国航天陷入信任危机，他临危受命，三次成功发射卫星，创造载入史册的三次“龙抬头”奇迹
1992年至1996年，长征二号丁火箭的三次成功发射被原航天工业总公司的领导称之为“龙抬头”。这三次载入史册的“龙抬头”都是由孙敬良担任总设计师组织研制和发射的。
之所以被称为“龙抬头”，是因为这五年，中国航天经历了成长过程中最彻骨的阵痛期，一度陷入信任危机的绝境。
1992年3月，第一颗澳星发射时火箭紧急停车；同年年底，第二颗澳星升空不久卫星发生爆炸。加上1991年12月28日，某型运载火箭在发射东方红卫星时因三级发动机二次启动提前关机，卫星未进入预定轨道。这短期内的一系列失败，让中国航天遭遇第一次危机。
1992年8月9日，长征二号丁临危受命，成功地将我国第二代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精确送入预定轨道，中国航天界称之“第一次龙抬头”。
第二次“龙抬头”是1994年，长征二号丁在酒泉发射，事前又遇到两次试验任务严重受挫的局面，但最后孙敬良和他的团队还是顶住压力发射成功。
最让孙敬良和中国航天人刻骨铭心的是第三次“龙抬头”，1996年是中国航天史上命运多变的一年。 1996年2月15日，某型运载火箭发射国际通讯708卫星时，火箭起飞后飞行姿态出现异常，坠地爆炸；8月18日，又一发某型运载火箭发射后卫星没有到达预定轨道。
某型运载火箭的接连发射失利，让中国航天人如坐针毡，因为1997年，中国与一些国家签订的有关美国卫星发射的几项合同，将视情况而定如果长征系列火箭再出问题，不管是哪个型号的，即终止合同。
8月24日，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制造的第17颗返回式卫星和上海航天局制造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经过千里跋涉，安全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8月26日，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首先由航天工业总公司五院和上海航天局负责人汇报了卫星与火箭总装出厂情况及技术状态，提供了各类技术文件和资料。接着，发射中心汇报了地面设施、设备状况和星箭测试发射的各种准备情况，会上，总设计师孙敬良神色严峻地讲道，“这次发射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
此次发射的返回式遥感卫星，是我国自1975年以来发射的第17颗，卫星将在太空运行15天，除获取遥感资料外，还要进行科学搭载试验。 10月初，将在北京举办第47届国际宇航联大会，50多个国家的近千名空间经营管理人员和承包商已经陆续来到北京。如果发射失败，将给中国航天带来更大负面影响。
从技术阵地到发射阵地，发射人员一遍遍地“筛”问题，一次次地总检查，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10月20日，当长征二号丁火箭高昂“龙头”成功飞向太空时，孙敬良感到无比欣慰。它扭转了当时航天的被动局面，重新为长征火箭赢得了信誉，并拉开了此后长征火箭连战连胜的序幕。
鉴于长征二号丁的突出表现，当时的航天工业总公司授予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优质运载火箭”称号。
火箭大师华丽转身“卫星先行者”，他担任工程总设计师的多颗卫星取得首星成功、连续成功
1993年，航空航天部又要求上海航天局开始卫星研制工作。孙敬良首当其冲，成为上海航天研制新型卫星的“先行者”。他放下驾轻就熟的火箭研制工作，孜孜不倦钻研卫星资料，迅速进入了新角色，还组织技术人员开展了多型新型卫星的立项论证。
作为工程总设计师，他从工程大系统的角度，协调、指导卫星、火箭的研制工作。他抓住型号研制过程的关键问题，深入调查，抓住要害，既尊重星箭一线同志的意见，又从确保可靠性和技术可行性的角度大胆决策，顺利推进工程研制工作。
在担任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副总设计师和风云三号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时，孙敬良十分关注卫星的可靠性和寿命，他强调“电子产品必须经过充分的地面可靠性增长试验，获得足够的试验证据后才能出厂。 ”正因如此，风云一号C星和D星、风云三号极轨气象卫星均按要求稳定运行，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为中国气象卫星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孙敬良还是一位十分讲究管理艺术的工程总设计师，他注重发挥各个主任设计师和主管设计师的作用；他经常直接深入车间、研究室去协调具体工作，常年累月和第一线的科研人员摸爬滚打在一起，哪里有难点，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所做的决策都必须来源于对技术线的感知和判断；他从不放弃大系统之间的每一个会议，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让大工程得以平衡。
他担任工程总设计师的风云三号气象卫星、实践七号卫星和遥感一号卫星工程都取得首星成功、连续成功的佳绩，多颗技术先进、功能齐全的新星遨游在浩瀚的太空中。
如今，孙敬良的晚年生活简单而又充实。每天他都会准时到位于闵行的航天院办公室，工作6小时，风雨无阻。身边的同事从60后、70后到现在逐渐挑大梁的85后、90后，孙敬良乐意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倾囊相授，年轻人也乐于向这位没有“架子”的老领导请教学习。
成功解码
少年时代白天读书晚上卖药养家
1930年7月14日，孙敬良出生在山东省掖县 （今莱州市）的一个大家庭。年仅5岁半的孙敬良便已进入私塾，他6岁时，父亲去了东北闯荡做生意，母亲则带着四个孩子留守家中。
“我8岁的时候，日本人进城，经常扫荡。我当时在游击队办的学校读书。一开始我并不喜欢学习，因为比较贪玩，但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强不服输，自尊心强，经过努力，慢慢成绩就变好了。 ”争强好胜，孙敬良评价这是自己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
1938年，华夏大地一片烽火狼烟，日本兵打破了往日的宁静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安心读书成了一种奢望。有一天，鬼子突然袭击，年幼的孙敬良无路可走，面对高出自己几个头的围墙，他拼死一跃竟一下翻了过去，可鬼子走后却怎么也翻不回去了，这“人急跳墙”般的求学经历竟是以生命为赌注。
少年时代，最让孙敬良得意的回忆是自己短暂而辉煌的经商经历，孙敬良当时考上了哈工大预科，全家人兴奋之余，学费从何而来成为让父母眉头紧锁的难题，家里人商量之后决定举债，年幼的孙敬良却很体谅家里的困难，决定自食其力，“当时父亲离开了东北，母亲和姐姐到了哈尔滨没有田地，一直处于无业的状态。于是我只能白天上学晚上卖药，最后不仅解决了学费问题，竟然还能靠我卖药挣的钱养活了母亲、姐姐和弟弟，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学校里吃饭，我是少数吃得起西餐的学生，但和别人不同，我的饭钱都是自己挣来的。从1947年到1949年，1949年父亲回来了，我就专心读书了。后来我经常和同事、学生开玩笑，如果当时一直坚持做生意，现在说不定早就成了‘大款’。 ”
留苏上百次考试，仅一次没得满分
1947年6月可谓是孙敬良人生的重大起点，孙敬良不出意料地一举中的，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读完二年预科后就要分系，填报志愿时，孙敬良选择了航空系和采矿学。令他遗憾的是，第一志愿没有如愿，学校里不少与他相仿条件的同学被选到了航空工程系。
“其实我当时最大的理想是学国学，从文。但1947年我到了念大学预科的年纪时，东北只有哈工大招学生，我的邻居告诉我这个消息，结果他没考上我考上了，哈工大是一所理工科大学，专业自然是没有文科的，我就报了采矿和航空这两个专业。最后航空系没有录取，我读了半年采矿。 ”
半年后，学校号召学生参加国家建设，孙敬良不知应该去哪，只觉得心里激动不已，他响应号召，报名后就马上被录取。顾不得和父母道别，孙敬良连夜收拾包裹，到了北京后才知道被分配到空军锦州第三航校。
“本来以为采矿就是我未来的职业了，谁知命运又和我开了个玩笑。当时空军来了大量的俄罗斯专家，需要翻译，我们学校征集学生过去，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元宵节，我在学校宿舍，听到广播没多想卷起铺盖就去报名，当天晚上8点就出发，到了锦州的空军部队。我母亲从邻居同学那里知道我去部队了，发疯一样地到学校找我，但我已经在开往锦州的火车上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20岁。 ”
在部队当了一年的翻译，孙敬良表现优异，回到学校后，获得到苏联去留学深造的名额，1951年8月，在茹科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孙敬良6年的艰苦留苏生涯拉开了序幕。在航空发动机专业学习，主修热力学和机械。
在学校，除了吃饭睡觉，孙敬良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上，他如同海绵吸水一般，将基础打得非常扎实。在留苏的上百次考试中，孙敬良几乎每次都是满分5分，但有一次称不上是考试的制图考试，出人意外地要记成绩，而孙敬良得了4分。大意失荆州，一个小小的失误使孙敬良失去了获得金质奖章的机会。至此，他感悟到，无论做什么事情，差一丁点都不行。
大事年表
1930.7.14出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
1947.8—1950.3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1950.3—1951.8在空军锦州第三航空学校担任翻译组长
1951.8—1958.3在原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留学，专业为飞机与航空发动机
1958.3—1961.3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三部一室，任行政组长
1961.3—1962.4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三部七室，任副主任
1962.4—1965.4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三部一室，任副主任
1965.4—1965.7国防部五院二分院二十一所，任副所长
1965.7—1967.1第七机械工业部二院二十一所 （新新机器厂），任副所长、副厂长
1967.1—1970.5上海机电二局二十一所，任副主任
1970.5—1978.5上海新新机器厂，任生产组副组长
1978.5—1983.8上海航天局总师室，任副总工程师
1983.8—1989.6上海航天局科技委，任副主任
1984年 荣立部级一等功；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1985年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液体地地战略武器及运载火箭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长征四号甲二级发动机FY-23B获部级一等奖
1987年3月 荣获1986年度“上海市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1989年 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长征四号运载火箭获部级一等奖
1989.6—1993.5上海航天局科技委主任
1991年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 长征四号A型运载火箭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93年4月 获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航天奖
1993年9月 被评为“国防科技工业质量工作突出贡献个人”
1995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5年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获部级一等奖
1996年 荣获“上海市第三届军队转业干部先进个人”；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97年12月 荣获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1998年 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993.5至今 上海航天局技术顾问
2002年至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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