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期往后的一百年间，因战争饥荒和其他原因，朝鲜半岛不断有人来到中国东北，所以许多中国朝鲜族家庭在朝鲜和韩国两边都有亲戚，这些年来，他们与这两国亲戚之间的交往和关系的变迁，也是3个国家发展变迁的一个侧影
夜色中的拜访
在2008年之前的每个冬天，对岸的阿姨都会悄悄趁夜色从冻结的鸭绿江江面上跑过来。这不仅仅需要勇气，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打点好巡逻的朝鲜哨兵。他们很容易满足，而且会给予她返程时的便利。
朝鲜人身手很好，文正涵一直这样觉得。那些在夏天里从对岸游过来的十几岁孩子，手里拿着塑料袋裹着的几条风干的明太鱼，依然能轻松游过江心最湍急的部分。他们瞅瞅他手里的旧衣服，根据成色利索完成交易，又转身回了。
这是一条每天都在变化的国境线。根据中朝协议，两国边界的宽度以鸭绿江水面宽度为准，只要在河中不上岸便不算越境。文正涵有时游向对岸，试图体验一下非法越境的刺激。对岸大盖帽、土黄色军装的朝鲜哨兵便冲他做出阻止的手势，“回去，回去，不要过来。”
如果他继续前进，上岸，哨兵或许会掏枪，但他知道这只是吓唬。对岸的山头看起来光秃秃的，那边的人面黄肌瘦，长辈们也不大谈论那里，因为“没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文正涵的家族是朝鲜半岛的移民后裔。自19世纪中期往后的一百年间，因战争饥荒和其他原因，朝鲜半岛不断有人来到中国东北。有个在中国朝鲜族中流行的说法是，若以中朝边境线对折地图，那么就能得到中国东北朝鲜族在半岛的祖籍分布：靠近边境线的先行者过境即安营扎寨，那么南边的后来者只好迁往远方腹地。
在语言上，中国朝鲜族与朝韩两国已有了一些差别，但并不影响沟通。朝鲜阿姨来到文正涵家，跟长辈们拉起家常，并无障碍。她感慨在金日成时代，他们的日子比现在强，也比那时的中国好。姥姥点头，说那会儿我们是沾你们光的。
姥姥中文不好，家里装了个卫星天线，能收到韩国节目。阿姨过来时，姥姥就会把信号换到中文频道，怕刺激到她。阿姨曾在这里看到韩国人在节目里讽刺朝鲜领导人，她很生气。
“她对首领（金正日）非常崇拜，就像中国人在‘文革’时对领导人的崇拜一样。”文正涵说，“你能看出来她知道自己国家穷，但你不能骂他们。”
文正涵并不确切了解阿姨在朝鲜的生计。他只知道她有两个孩子，儿子参军入伍，女儿在艺术团唱歌。她的家境应该还算不错。阿姨与文正涵的母亲都生在1960年代，跟母亲比起来她显得黑一些。她的脸色不是很好，聊天时常说起自己生病。
在半个多世纪里，两家的来往从没有中断过。过去，文正涵的姥姥和母亲都去过朝鲜走亲戚。只是从1990年代以后，两边的往来慢慢变成了单边。阿姨一般会在文正涵家里呆两三天，留下她带过来的海产品，带走一些人民币和旧衣服中国货在那边很抢手。
“这事跟我没关系”
在长白县街头，文正涵常遇到从对岸跑过来的难民。分辨中国朝鲜族和朝鲜人并不难，从衣着、营养状况以及口音都能判断。他们越境是为了找吃的，文正涵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近些年朝鲜饥民闯进中国民居偷窃和抢劫的传闻不断，但文正涵并没打算改变态度，“我感觉他们是逼不得已，如果有吃的谁偷啊。”
倘若朝鲜人遇上朴孚赟，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沿鸭绿江逆流而上到达源头长白山，另一条中朝界河图们江在此发源，一路向北。这两条江基本构成了中朝两国五百多公里的边境线。图们江流量远逊鸭绿江，且江面狭窄，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比小溪宽不了多少”。图们市的名字取自江名，跟长白一样，这是个建在界河边的县城。
朴孚赟供职于图们市一家事业单位。他领我进到他的办公室，电脑屏幕上尚在厮杀的兵马显示这份工作不用太劳心。他下意识地关掉电脑。我们的话题从他的经历开始。跟长白一样，在这里遇到朝鲜人也不算新鲜事。朴孚赟觉得朝鲜人说话腔调很好笑，“像唱歌，或者诗歌朗诵那样。”
当他还是个大学生大约1998年暑假的傍晚，他跟几个朋友在图们江边光着膀子吃串喝啤酒。有个十几岁的孩子跑来向他求救，他身后跟着几个大一些的孩子。很明显，这是个从对岸逃过来的小饥民，有人正在抓他。按照当时图们的规定，抓到脱北者交送公安机关有奖励。
“我们知道这是缺德的事，干的话以后会有报应。”朴孚赟说，这里的朝鲜族成人普遍持如此态度。“但稍稍淘点气的那些小孩愿意干，手里没钱啊，靠这个可以喝点小啤酒，玩玩游戏机。”
可惜这不是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故事。朴孚赟继续与朋友喝酒，那个可怜的孩子被带走了。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将被遣返，等待他的将是监禁，或者劳改，但没人愿意救他。
“不是说惹不惹麻烦，”朴孚赟说，“这事就是跟我没关系。”他开始冷酷地阐述一种听上去不言自明的逻辑，“我今天能帮你一次，那以后呢？咱们现在是什么社会？马路上有人给车撞了，来来往往那么多人，有几个能去看他？大家都已经很麻木了。我何必把自己搀和进去呢？”
时间拨回几年前，他还在高中时，一次与朝鲜亲戚的不期而遇，已经让他感到厌恶。
那天上完晚自习，他又去游戏厅玩了会儿游戏，到家已经10点了。他远远看见家里还亮着灯。这并不正常，平日这个时间，父母早已睡下了。
推开房门，屋里坐着3个陌生人，母亲在做饭。她告诉他，那三兄弟是她在朝鲜的表外甥，得叫他们哥哥。
“哥哥”们穿着1980年代中国风行的“三道杠”运动服，木然坐在桌子前。他们跟朴孚赟年纪相仿，身高却比朴矮一个头，只有1米6到1米65；他们的脸看起来黑且皱，“农村老人的那种黑”，没有水分滋润的光泽。
包子端上桌，朴孚赟有意无意地打量他们，“每人至少吃掉8到10个。”这让胖子朴孚赟感到惊异，他的饭量已经够大，“撑死我能吃到4个。”
“哥哥”们未曾注意或者并没在意隔壁屋里的异样眼神，他们被中国亲戚家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新鲜玩意吸引：羽绒服，旅游鞋，休闲皮鞋……朴孚赟懂得这种眼神的含义：他们看中的还真不少。
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尽可能的满足。第二天，在图们的亲戚们都接到了朴家的电话，各家带来了打好包的旧衣服。
母亲对他说，1990年代以前，家里借过人家的光，现在要还这份情。更早一些时候，1960年代，姥姥也受过那边姐妹的帮助。但对朴孚赟来说这些只能是传说，除了当一个默默的看客之外，他无法对这些深夜闯进家门的不速之客有更多的好感。
朴孚赟生于1978年，他父亲的家族来自韩国，母亲那边则是朝鲜。在图们，很多朝鲜族家庭在朝韩两边都有亲戚。“比如三兄弟，因为饥荒，一个跑到中国，一个到朝鲜，还有一个留在韩国。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朴孚赟的爷爷在1940年代来到沈阳，找到一份汽车配件的工作。苏军入关，“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收缴了所有的物资，他两手空空来到图们。1947年，朴孚赟的父亲出生。
父亲是3个孩子里最受宠的，爷爷发誓砸锅卖铁也要供他念书。实际上重视教育是朝鲜族的传统，在全国各民族中，朝鲜族的受教育程度是最高的。朴孚赟的父亲最终成为本地教育系统的一个技术型官僚，他制作的电视教学片曾在1990年代全国的教育系统内小有名气。
同父亲一样，朴孚赟从小被赋予重振家族的期望。父亲给他做好了所有的选择，他只需按部就班执行。他考上了延边大学，兽医专业。毕业时，他希望参军，当养警犬的武警。但被父亲阻止。在父亲的安排下，朴孚赟接到通知，到一所中学报到。在那里，一个物理老师的职位正等着他。
实际上，朴孚赟一直在自尊与依赖间摇摆，他很纠结。他希望证明自己的能力，却不得其法。3年后的一天早晨，他起床后决定辞职。
2003年春天，朴孚赟买了张火车票来到北京，希望能在这里寻找人生的出路。就在全北京被非典的恐慌笼罩时，家里来了电话。他再次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去县里一个单位上班。
他妥协了，但与父亲的和解远远没有达成。他不愿听从父亲要求他在办公室悉心经营的指示，而是自作主张去了镇上的工作站。
与对岸的联系越来越弱
走在图们江江边的木栈道上，有一种奇特的存在感你能明确地知道自己正位于地图上那条刺眼的红线上。3月的江面依旧冰封，对岸朝鲜的南阳市农场一览无遗。天晴时还能看到放牛的朝鲜人，再远一些是一座巨大的秃山，屏风般将那个神秘的国度挡在身后。这里的冬天在3月仍未结束，长风猎猎，“禁止向朝方拍照喊话”的条幅被罡风拽入冰雪，噌然作响。栈道边上象征性架起了一段铁丝网，沿路推进，不觉间又消失于树丛。于游人而言，这段防御工事就像车站里的一次广播语音提醒，来得适时，又去得自然。
朝鲜人还会跑过来，但现在已经少了许多。这项过去并不算艰难的事业近年来在双边严厉的打击下变得极为凶险。
出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与朝鲜有关的信息并没有得到太多披露。即便在图们，与外界身份可疑的人比如记者谈论朝鲜都是件有风险的事，这里到处流传着韩国或日本的情报人员来此刺探消息，而本地充当向导的居民最终受到官方惩罚的故事。我的采访并不顺利，但还是幸运地遇上了一些好心人。于他们而言，发生在大河两岸的故事只是他们家族或亲友间的交往史。我说服他们的理由是，从1950年代开始，他们与河对岸的联系越来越弱，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改观。记下这些，或许是对这段历史的一个交代。
65岁的李永健是我遇见的最年长的受访者。他的年龄和阅历，让他比年轻人更能理解三国朝鲜族人关系的变化。
他家在对岸没有近亲，但有个关系不错的邻居在他小时候举家迁往朝鲜。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难民涌入延边，邻居家大儿子当了难民学校的老师，后随难民一起撤到朝鲜。之后几年，这边不断接到大儿子的朝鲜来信，说那边生活比中国好得多。
1950-60年代，中国东北大量朝鲜族边民非法越境涌入朝鲜。李永健的邻居一家也是在这时搬到对岸的。朝鲜政府对此采取纵容的态度，不仅在边境地区设立多处接待站，而且积极为逃亡者安排工作。
1974年，26岁的李永健拎着猪肉白酒去探望他的朝鲜邻居。他并没有感觉这里比图们强，因为他的礼物“让他们高兴坏了”。邻居一家似乎有些后悔，虽然他们没这么说。李永健呆了半个月，每天爬爬山，“没地方可逛”，整个社区里全是采煤的坑道。
他知道老邻居有苦难言，平日里朝鲜人被鼓励相互监督和揭发，一个外国人的到来必然会引来更多的关注。“电线杆子是眼睛，树木是眼睛，窗户也是眼睛，都是眼睛。”他觉得监视无处不在，街上衣衫褴褛的乞丐说不定也是内务部的，他想。
李永健在一个市直机关单位当司机，直至退休。他享受了体制给予的便利，未曾有过饥饿或失业的威胁。如今他儿孙满堂，日子过得悠然自得。邻居家的二儿子金某是李永健的发小，在他们去朝鲜之前，金某是图们电业局的一名技术不错的电工。
可以想见，在1987年春天，金某回图们时内心的感慨。他与李永健原本同是体制中人，但当他们一同在延吉市内一家餐馆里坐下来，才知道了彼此的差距。那次是李永健和同事们来延吉办事，顺便捎上金某。服务员端上来12个菜，金某傻眼了。李永健跟他说，你别使劲吃，夹一点尝尝，看哪个菜对你口味再慢慢吃。回去路上，金某说，过生日都没吃得这么好过。
之后金某还带家人来过几次，吃饭自然是题中之义。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是，每次盛宴之后，朝鲜邻居总会坏肚子。“咱们中国菜油性大，他们受不了。”
李永健知道他们来一趟不容易。申请探亲需要严格的审查，几年下来才能批准一次，从90年代以后，审批变得愈加苛刻。他给他们钱，两三百元，但并不是每次都给。那差不多是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了。有些有血缘关系的过来，各家兄弟每人拿出一千，“那他回去就发了”。
根据路透社2010年的报道，普通朝鲜居民的日均收入约为一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一个朝鲜人从中国亲戚这里拿到一万两千元人民币的话，就相当于他工作五年多的收入总和。不过金某在1995年之后就没有了音信。两边各自都搬了家，李永健听说金某夫妇“病死了”，他没打算去寻找故友。从他爷爷那辈结下的两家交情，50年之后终究尘归尘，土归土。
“为什么没去那边看看？”
“你去那边干啥，有什么必要？也没有特殊的事情。”
“看看老朋友也行。”
“也没什么看的，那个地方没什么逛的，去了也是，哎哟一趟就回来，吃得不好，住的条件也不好，各方面生活条件不行，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实际上，关于朝鲜的种种传闻也曾让他憧憬很久，在他还小的时候：上学免费，国家供应书本、笔记本、铅笔和书包。当然免费的还有医疗和住房，这也让包括李永健母亲在内的大人动心。他们都想去朝鲜，但遭到了父亲的坚决阻止。
父亲是个“思想觉悟很高的”共产党员。在他看来，这无异于叛国叛党。他的政治意识一向很强。1982年，与他失去联系近四十年的嫁到韩国的妹妹突然有了音信。当时已经退休的他一再嘱咐家人不要声张此事，理由是：中韩尚未建交，此事传出去，会对他在公安局上班的弟弟影响不好。
老共产党员没有等到妹妹1990年回国探亲就去世了。李永健七十多岁的二姑颤颤巍巍地回到阔别50年的图们，带来了一个不小的包袱，里面是她在韩国用过的电饭锅、电熨斗和被子。在二姑的想象中，中国跟他们北边的邻居朝鲜是一样困难的。
很快她就发现自己的严重误判。临走她拿着一个尚未打开的包裹对李永健说，“以前听说你们艰苦，我就把旧衣服打了个包，过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没好意思拿出来。你随便处理掉吧。”
中韩朝鲜族已经长成两种人
初识的误会让双方都有些尴尬，但很快大家就发现了合作的契机。快速发展的韩国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文同种的中国朝鲜族适时弥补了这个空缺。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东北的朝鲜族涌入韩国务工。当时他们在韩国的月工资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那是“万元户”即等同于富人的时代，同期普通中国人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
很多人辞去公职加入务工潮。李永健也在二姑来访后的第二年凭邀请函顺利赴韩。但他没有辞职，领导爽快地批准了他一个无限期的探亲假，“放心去吧，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他很早就知道韩国比国内强，但在汉城的菜市场里，和尚开着轿车买菜的画面还是让他感到震撼。
他和妻子在那里呆了3个月，在工地和饭馆里打了几份工。在国内，只要不开车，他就是每天坐办公室里看报喝茶的科员。但他不嫌弃那些脏活累活，因为年轻时当过铁道兵，“什么样的苦都吃过”。3个月下来，夫妻俩挣了不少，算下来合人民币5万元。如果他们是韩国人的话，这个数也许会是8万，或者更多。
这只是个数字问题，真正让他感到难堪的是那些藏在每张礼貌周全面孔下的歧视。只要李永健一张嘴，就能感受到对方读懂这种口音后眼神的细微变化。甚至在表哥家里，他也是这样被漫不经心地介绍给来访的客人“他啊，中国来的。”
李永健倒是能容忍这种傲慢，“反正我是来挣钱的。”他想。
在回国的船上，李永健对老伴说，以后再也不来这个国家，他不喜欢这里。“咱们国家多好，朋友之间来个电话，一起打球出出汗，几个老哥们一块喝点酒，高高兴兴的。”
他抱怨韩国没有人情味，我想这多少与他没有融入那个社会有关。不过他肯定了韩国人的礼貌。两国朝鲜族已经长成了两种人，在他看来原因就在于教育不同：韩国人“从小被教育怎么挣钱，怎样成为大老板”；而他从小听到的是父亲充满党性的教育：如何为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我认为李永健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他忍辱负重打工挣钱，显然是他所受到的红色教育所不能解释的。事实上18年后李永健违背了自己的诺言，退休在家的他难以忍受日复一日的清闲，再次去韩国打工。只是这回他觉得韩国人对他要客气很多，他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发达了。他对工友们说：你们韩国人干了这么大岁数，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你看看我在中国，我自己有房子，我给儿子买了房子，给姑娘也买了房子，我还有自己的车库。
工友们都羡慕他。平心而论，朝鲜族不是个热爱攒钱的民族，他们更喜欢今朝有酒今朝醉。李永健的习惯显然更偏向汉族人，但我好奇的是，一个县级市的机关职工，是如何靠工资买来3套房子的。
“靠副业啊，挣钱得多动脑筋！”李永健说。他的“副业”有很多：跑出租，搞货运。1990年代，他把生活用品拉到图们江对岸，那边的火车再把这些运到朝鲜各地，生意做得“可红火了”。
“光上班哪行呢？”他说，边上班边做点自己买卖的人在图们很多。这个回答意味着他又推翻了此前的一个说法：不想去朝鲜第二回。
挣完回来花，花完再出去
在我去过的全国各地的大小城市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是最富异国风情的地方。这自然与此地街头的中韩双语招牌有关（据说很多从中文直译成韩语的表达让人啼笑皆非），而行人精致入时的打扮（据说延边人在外地最常用的一句吐槽就是“这种款式我们那里10年前就流行过了”），饭馆酒吧KTV轮换复制向远处延伸，包括深夜街头踉跄却自若的醉鬼，都从骨子里召唤你加入狂欢。这是个崇尚享乐的城市，它嘲笑一切朴素、勤俭持家和任何理由的不开心。
“你不觉得这很虚幻、很不正常吗？”在图们一家咖啡馆，朴孚赟反问。你无法想象，在这样一个县级市里有如此多的咖啡馆和茶座。源源不断从韩国流回的外汇撑起了延边的繁荣。这里有如此多的麻将厅、饭店，以及穿梭于如老妪蓬乱头顶的龙爪槐街道上的小轿车，“都是出国这帮人带回来的”。他们并不积累财富，“挣完回来花，花完再出去”，朴孚赟很难认同这样的生活。他的担忧是，如果有一天韩国的经济萧条下去，那“他们还怎么造”？
持此类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包括一些在韩务工者。不过无论如何，今朝有酒今朝醉，光鲜亮丽的延吉借了韩国亲戚们的光。他们不喜欢韩国，但他们喜欢韩国给他们的金钱。“就是个摇钱树。”他说。就算那是个不太舒适的环境，他们也“宁愿在韩国当孙子，也不愿在国内当儿子”。
“想想我们是怎么对朝鲜人的，韩国人就是怎么对我们的说句不好听的，像看乞丐一样。”如果说朴孚赟的点评有些刻薄的话，那么我在延边听到的另一说法是，韩国人对中国朝鲜族远不如他们对朝鲜人，原因是韩国人在给钱问题上没他们大方。
如果说朝鲜“表哥”们在他家狼吞虎咽吃包子时滴溜溜的眼神让朴孚赟感到厌恶，那么更早的时候，他家的一位韩国亲戚来家里做客，那位老先生对中国亲戚的居住条件的嫌弃表情让他终身难忘。他拒绝了父亲让他“叫爷爷”的要求，这让好面子的父亲感到难堪。
他没有受到惩罚，甚至事后父亲都再未提过此事。在朴孚赟看来，这大概是因为那位老先生回国后并未发来父亲需要的邀请函。那是1988年，他们没赶上第一拨靠亲戚关系出国的潮流。不过他们恐怕不会想到，20年后朴孚赟会以公派进修的方式访问韩国。一位州里的领导在视察工作时看中了在基层的朴孚赟，于是他得到了这次机会。
留学期间，朴孚赟陪母亲拜访了那里的亲戚。双方的交谈没能逾越客套，那些生硬的问答在朴孚赟听来就像“警察问话”。亲戚请他们吃了顿饭，临走还给了个红包。朴孚赟数了数，“差不多就是打车钱”。
亲戚的表现只是再次印证朴孚赟对韩国人缺乏人情味的看法。在崇尚豪爽大气的东北，韩国人的做法无疑是要被唾弃的。
2008年夏，文正涵家的韩国亲戚来中国看奥运，顺道到访长白。他们带来了韩国化妆品，还有韩国男足国家队的队服。但到冬天，鸭绿江对岸的朝鲜阿姨没有像过去一样，背着风干的明太鱼出现在他们家。
一年后她还是没来。文正涵的母亲找到跟阿姨相熟的朝鲜生意人打听，他们的生意一般在夜间的冰面上进行，是衣服与食物的交换。生意人的反馈是，很久没见她出现在夜市上。
家人从此不再谈论这件事，他们默认她已不在人世。每到冬天，文正涵还会想起这位阿姨，他总觉得有些不得劲。至于旧衣服，母亲会把好的拣出来送朋友，多数都扔掉了。
（文中受访人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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