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6月23日文章】题：全球中产阶级起义(作者戴维罗德)
26岁的土耳其公司律师阿尔佩尔在埃尔多安总理的统治下获益匪浅，他是数百万借着经济繁荣的东风过上祖辈难以想像的生活的土耳其年轻人之一。
可是他痛恨埃尔多安。他曾参与在塔克西姆广场举行的抗议活动，现在正参加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静立”示威。
要求多元化和个人权利
从土耳其到巴西，再到伊朗，全球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正在觉醒。这些抗议活动的规模、关注点和覆盖范围不尽相同，但这不是在制造混乱这是新兴的民主。市民在要求基本的政治权利、负起责任的政府和对资源更加公平的共享。
这些运动也许会迷失方向。如果示威活动不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那么它所产生的长期影响有限。此外，巴西一些抗议活动所带有的暴力和犯罪色彩促使民众转而对其采取抵制态度。
不过，总体而言，对国际事务感到厌倦的美国人应该将这种局面视为积极的迹象。抗议者在扮演着类似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角色。随着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政府的期望值也在提高。
在土耳其，抗议活动不同于在中东各地推翻了多个政府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也不是宗教保守派和世俗开明派之间的简单鏖战。相反，它们带有浓重的土耳其特色，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数十年来，一直是土耳其政府高高在上地统治着国家，如今，土耳其年轻人正在要求政治多元化和基本的个人权利。他们认为，土耳其政府应该向民众负起责任，而不是民众向政府负起责任。
土耳其比尔吉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索利厄泽尔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经过这次前所未有的民主动员后，我们现在有了极其充满活力、极其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
年轻人期望值发生变化
巴西的局面有所不同。执政的劳工党走左倾路线，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对穷人和中产阶级起到了帮助作用。但是现在，不断恶化的经济、腐败丑闻和政府为建设2014年世界杯比赛场馆所投入的120亿美元让百万人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
巴西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塞洛里登蒂说，贫富差距的缩小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让人们的期望值变高。以巴西大学生数量为例，这一数字从2000年到2011年增加了一倍。
他对《纽约时报》说：“这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年轻人的期望值所发生的变化。他们期望的不仅仅是得到一份工作，而且是好工作。”
伊朗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更加难以判断。巴西和土耳其的政治体系相对开放，伊朗则受到严格的控制。在上周末举行总统选举之前，走强硬路线的伊朗领导人似乎在镇压了该国2009年爆发的“绿色革命”后，加紧了对权力的控制。
上周末的选举结果出人意料，身为神职人员的哈桑鲁哈尼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支持改革的伊朗城市人口对本国疲弱的经济、所陷入的孤立状态和保守派对权力的垄断感到失望。鲁哈尼也许会比预期的要保守，不过他的获胜让成千上万伊朗人走上街头庆祝。
抗议活动存在相似之处
对比不同国家的政治运动是有风险的。各个社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不过观察家认为巴西的抗议活动、印度的反腐败运动、欧洲反对紧缩的抗议活动、美国的“占领运动”以及以色列的类似示威活动存在着相似之处。
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和乐观情绪的推动下，土耳其、巴西和伊朗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积极的态势。
首先，迅速发展的社交媒体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影响。志同道合的人们通过网络可以即时展开交流，可能还会吸纳新成员。技术变革无疑加快了组织政治活动的进度。
其次，这三个国家的政治运动都对基本的个人权利和负责任的政府提出要求。人们希望领导人不腐败，尊重民众享有的抗议、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利。从土耳其抗议者倡导的少数人权益，到伊朗抗议者要求的公平选举，再到巴西抗议者关于改善治安、医疗和交通状况的要求，三国的抗议者都希望政府改进管理。
未来几周，抗议活动会遭遇挫折，出现过度行为和混乱。但是土耳其、伊朗和巴西中产阶级迅速高涨的行动热情应该得到赞扬。和发达国家的同道中人一样，他们是对政府暴行的制衡，并将创造更加强大、更加充满活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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