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西方大国“新联合”

　　西方大国新联合将对中国造成一系列或潜在或显性的影响与冲击，中国未来发展面临外部战略压缩压制的挑战

　　文/陈向阳

　　八国集团（G8）峰会于6月17、18日在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举行，尽管G8峰会自西方金融危机以来趋于贬值，但此次峰会仍有两大“看点”：一是美欧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力图共同打造全球最大自贸区，为共同摆脱挥之不去的债务危机打一剂“强心针”；二是美俄元首会晤（“奥普会”），双方将聚焦叙利亚危机等继续角力。

　　更重要的是，此次G8尤其是其中的G7峰会正处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刻，面对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新东方”的显著上升，西方大国力图通过重新“激活”G8尤其是G7，开展经济、政治与安全的新联合，打造“大西方”，继续维持国际体系主导权。

　　西方大国加紧新联合的缘由

　　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开始同时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与TTIP，加快实施太平洋与大西洋兼顾并进的“新两洋战略”。新任国务卿克里以欧洲为首访地，迥异于热衷亚太的前任希拉里。副总统拜登高调出席年初慕尼黑安全会议，大谈TTIP。西方大国业已展开新的“合纵”，涉及经济、政治、安全三大领域，力求“共进退”，其背后的战略考量与长远算计有以下四点：

　　一是美国调整与提升“大战略”以维持世界霸权使然。眼光独到的元老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业已提出要构筑“扩大的西方”，用以应对“新兴的东方”。2008年爆发的金融与债务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整体陷入历史性困境与系统性危机，包括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加剧、“窝里斗”与内耗增加，危机使得西方尤其是作为“老大”的美国“穷则思变”，美企图通过西方大国的联合自强，重振雄风、维持西方主导权。而美国作为霸主，对此充满私心，希冀藉此推进“经济外交”，通过扩大外部市场以增加国内就业，从而加固霸权根基。

　　二是西方大国共同应对“后危机时代”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新变化的需要。新兴大国不仅群体性崛起与后来居上，而且还以金砖国家（BRICS）等机制联合互助，在全球经济、气候、网络治理与地缘战略等领域与西方大国“集群博弈”，共同挑战西方主导权。西方的集体危机感与焦虑感上升，美欧日遂强化经济、政治、安全大联合，假手TPP与TTIP，整合并争夺大市场，主导国际经贸新规则与新兴产业新标准的制定权，压制新兴大国发展空间。

　　进一步而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大国关系演变存在三条线索，分别是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西西关系”），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新新关系”），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西新关系”）。对国际体系而言，“西新关系”越来越成为大国关系的“主线”；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西西关系”就是其“生命线”，其战略价值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生命线”变得更加突出，其中，美欧之间开展经济、政治与安全全面协调，美日之间强化经济与安全捆绑，欧日之间开展经济合作与安全对话，北约与日本联合研发新式战机，日英加强情报交流，西方大国的双边与三边合作同步加强，力图共同应对来自新兴大国的“历史性挑战”。

　　三是美国外交国安团队新变化使然。反映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关键的人事任命上，不仅新任国务卿更加注重欧洲与中东，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比其前任多尼伦对中东、欧洲更感兴趣。人事变动必然体现在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上，即从希拉里时期的全力“重返亚太”与对亚太“一头沉”，调整为克里的“重返欧洲”和对“转向”亚太在一定程度上的减速，美国正在加大对大西洋盟友的战略投入，更多关注欧洲及中东，更加注重平衡其全球地缘战略布局，而近期美对亚太的“喊话”可谓虚多实少、虚张声势。

　　四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的大国外交呈现回调。即从之前的“喜新厌旧”与重点结交新兴大国，大力发展“新伙伴”如中国、印度、印尼等，转向重新发现乃至提升“老伙计”的价值，力图“鸳梦重温”。

　　西方如何联手应对与压制新兴大国

　　西方大国新联合的重点是联手应对与压制新兴大国。

　　一是重塑同盟关系，通过“输血”、“加油”使西方联盟重焕生机。美欧除了安全上依赖北约，另通过TTIP强化利益捆绑；美日除了军事同盟与“安保条约”外，另通过TPP确保“利益攸关”。由此，西方大国之间既有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又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再加上共同的经济利益，“三重捆绑”使得西方大国更加“团结”，彼此相互利用并分工协作，而美国也更加注重利用盟友来分担责任。与此同时，西方大国也在“两面下注”，一面加强与西方的同盟，一面借助新兴大国，故西方的新联合并非冷战时期铁板一块的同一阵营。

　　二是美国在全球地缘战略上进行“新平衡”，力图同时兼顾“三大块”。对美国的世界霸权而言，大西洋与西半球既是“大本营”与“大后方”，也是“正中间”，亚太属于“西部”，中东属于“东部”，美国企图平衡与兼顾“中”、“东”、“西”——

　　在亚太“联日防中”，强化美日、美菲同盟，在海洋与区域经济合作方向（利用TPP等）制约中国崛起，肢解东亚经济一体化，同时企图利用中国“管控”朝鲜；在中东“联欧、挤俄、抑中”，应对独立自主意识明显增强的阿拉伯世界。美欧日联手投机中东北非剧变，美欧加紧军事干涉叙利亚“内战”，日本也在G8峰会上宣布“人道主义援助”叙反政府武装，美欧共同遏制伊朗核计划，并将在2014年“撤军”之后继续共同占领阿富汗，共同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在西半球与大西洋“经营拉美、加固美欧联盟”，美国副总统拜登近日撰文强调“美洲地位上升”，美国正在重新发现与开发拉美“新大陆”。

　　三是单独或联手抢占国际经济与科技制高点。美国抢占先机，在3D打印与网络化个性化制造、页岩气开发上取得了相对于新兴大国的竞争优势，中国与俄罗斯分别在中高端制造业与能源产业上面临严峻挑战。

　　四是联合争夺全球三大“公地”。美日重点加强海洋合作，美欧太空合作加深，美欧日在网络空间倒打一耙，联手炒作中、俄“网络威胁论”，推行双重标准，借口“网络安全”与“网络自由”，挑战新兴大国的网络主权与监管。

　　五是联合争夺软实力。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优越感锐减，西方力图共同捍卫其“自由”、“民主”价值观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竭力压制以中、俄为代表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威权体制”，争夺道义制高点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六是联合攫取全球治理话语权，共同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美、欧、日三大经济体联手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企图迫使新兴大国陷于“滞胀”困境，同时遏制人民币国际化与防范“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维护西方金融霸权及在IMF、世界银行的主导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再挑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对由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联合对新兴大国施压，企图削弱后者的发展权。□（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