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段时间，H7N9禽流感来袭，令公众回想起那个“全民戴口罩”的春天。2003年，SARS（即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肆虐中国。在全民“抗非”的战役中，据卫生部门统计，共有5237人被确诊感染非典，死亡349人。其中，医护工作者占了相当的比例。
如果说非典是一场“大考”，它不仅考验着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危机应对机制和政府信息披露等大主题，也考验着医生—患者这对微观的、特殊的关系的主色调。色调是亮还是灰，可能直接影响到每位患者的个体命运，进而深刻辐射到未来的中国社会。
张敏州 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在“抗非”一线连续奋战3个月零13天
越来越多的骨干医护人员倒下，科里却住进了更多的非典患者，最多时有13个。医院就在其他科室征集医护人员，原以为大家会“逃”，但意外的是，很快就有100多个人报名。疾风知劲草，如果说疾风代表非典，劲草就代表医护人员。
米玉红 时任北京某三级医院呼吸科主任，在“抗非”一线坚守1个月零20天
我去自由市场买菜，别人像躲“瘟神”一样躲我。非典后期，我进病房时，就不穿那么厚的隔离服了，只戴一个里面垫两层纱布的N95口罩。因为这样，会让我和病人间没有太多距离感。如果我像别人躲我一样躲着他们，病人会心里不平衡，会恐慌。
李健 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在“抗非”一线坚守两个月后感染非典
感染非典后，每天要去楼梯口的放射科拍片。10米的距离，我就和另一位医生感染者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过去，再一步一步地挪回来。实在没力气，肺部积了好多水，10米要走半个多小时，汗流浃背。但我们不敢叫护士来帮忙，因为医院本来就缺人手，医生不能跟病人“抢医生”。
颜芳 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医师，在“抗非”一线坚守20天后感染非典，病愈一周后重返岗位
非典期间最难忘的经历是，前几天我还是医生，后来就变成了患者。角色互换最深切的感受，就是体验到了病人的痛苦。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同事的鼓励和支持。难受的时候，饭是医护人员一口口喂的，头发也是他们帮忙洗。有他们的关心，我从未觉得我是一个人在战斗。
王仲 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在“抗非”一线连续奋战3个月零8天
非典时期，医患双方有种休戚与共的感觉，没那么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记得那时有个病人是警察，很高，一次在外面抽烟，我过去告诉他：“你不能抽，回去。”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是隔离病人。”他没再说什么，看了我一眼，就把烟掐了。4年后一次病友会，我问他：“当时你为什么这么听话？”他说：“我觉得你们也不容易，就不和你们较劲了。”
在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王仲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宝贝了十年”的照片。
这是13名“非典”病愈者与北京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合影，摄于2003年9月。照片上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口罩后，笑脸灿烂。照片下方粘着一张心形卡片，13名病愈者在其上写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并郑重签名。
十年前，王仲在抗击非典一线坚守了3个月零8天。
“非典期间给人一个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那场灾难面前的医患关系，透明、信任、忠诚、坚定。而今天，医患关系一步步走向沉重。”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的王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与全国很多同行一样，在他看来，医患关系是非典十年后，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
非典期间，医患关系为后人留下了哪些财富？在吉凶未卜的H7N9疫情面前，医患关系能否一如十年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广州两地曾参与“抗非”的一线医生，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和故事。
“哇塞，我们也能抗击非典了！”
2003年2月的一个下午，北京。
一场特别的学术活动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著名感染学专家王爱霞在会上讲述“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这场活动缘起于2002年11月，在广东出现的一种“神秘的传染病”。
王仲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医疗界对这种传染病的认识，仅仅局限于“高烧、白细胞降低、肺部阴影”。但就是这种看似简单的病，却能导致病人因呼吸衰竭而死。
它，就是后来肆虐中国的“非典”。
2002年年底，一位叫黄杏初的广东河源农民发烧住进了医院，成为中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位非典病人。进入2003年2月，据当时媒体报道，广州已有百名患者感染非典。市民涌上街头，排起长队抢购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医用口罩，甚至食用醋。
但直到3月，非典还没有成为举国皆知的词汇，对许多医生也是个谜。
2月的北京，还没有太多疾病肆虐的迹象。王仲回忆，学术活动后的第二天，协和医院曾给每个人配发了两个纱布口罩，但“被大多数医生直接揣到了兜里。”
而2000多公里外的广州，已是风声鹤唳。
媒体记载中最早在“抗非”战场上牺牲的医护人员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2月初，已被确诊感染了这种传染病。
“医护人员自己受到感染，还真是第一次发生。”叶欣的同事、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医师的颜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叶欣倒下时，重症监护室一共收了5名非典病人，医护人员自己的防护措施却很“初级”。“2003年春，绝大多数医生对非典是什么、传染性有多强、到底该怎么治都不清楚，整个国家层面都在探索。”
3月25日，叶欣去世，这让颜芳和全国医护同行，真正意识到了非典的可怕。
死神逼近，医护人员面临着去与留的抉择。
据媒体事后统计，叶欣所在医院于“抗非”期间，先后有76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随着同事一个个倒下，我们重症科ICU中心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而压抑。”叶欣的另一位同事、时任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的李健回忆，“那时，听交班医生说‘又住进一个病人，在几号床’的话，都觉得声音低沉很多，语速也慢了很多，几乎没有表情。接班医生的应答也多是快速、低声地说一声‘知道了’，就立马转身投入工作。”
“没有一个人临阵逃脱，一开始是‘无知者无畏’，后来是迎难而上。”该院重症医学科的“大家长”张敏州主任十年后回忆往昔，仍一字一顿，“医生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行业，危险来了，你没有后退的余地。”
3月，广东抗击非典的惨烈战蔓延到了北京，非典一词已令人闻风丧胆。
王仲一直记得，北京协和医院接治第一例非典病人时，急诊科医护团队的“非常规”反应。
“那是在2003年3月17日，来了一位发热、喘憋的年轻人。他在看护父亲后出现了症状，而与其父同病房的那名病友，已经死亡。我们单独为他辟出了一个抢救室，并在门口设置了隔离衣、手套。”经过该院传染科专家李太生医生诊断，非典一词，被沉重地写在了诊断书上。
“这一刻，我们意识到，非典来了。”王仲坦承，“当时，我紧张。并不是担心非典会传染，而是担心我的团队会紧张。”而至今令他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我的同事给我的感觉不是紧张，而是兴奋。我甚至听到有声音说：‘哇塞，我们也能抗击非典了！"
“很多媒体赞颂‘抗非’时期的医生是英雄，其实，大家的本能反应是接受挑战。还没有太多人意识到，非典会演变成那样一场灾难。”王仲说。
进入4月，疫情持续蔓延，时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住院总医师的刘彦国，见证了另一种抉择。
“我们当时被整体封院，1000多名医护人员和300多位病人一起‘与世隔绝’了20多天。”刘彦国回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被整体隔离的著名三甲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出名”近乎惨烈：据《人民日报》报道，自4月5日接诊首例非典患者，其先后共确诊非典患者120多名，其中本院医护人员高达89名。
2003年4月23日，刘彦国永生难忘。那一天，北京市领导和非典专家聚在一起商讨封院事宜，当晚22点，正式下达整体封院通知。“我从窗户上，就看到楼下有警察拉警戒线，把院子给包围了。”正在值班的刘彦国面对这史无前例的场景，觉得自己“有一种悲壮感”，因为这是在“舍小范围来换取大范围的安全”。
悲壮之外，弥漫在医院的，更多是焦躁与恐惧。在灾难面前，有人成了英雄，也有人连夜走掉。
“封院前夕，医护人员可以选择离开。但之后，便被医院认定为‘自动辞职’，再也回不来了。”刘彦国告诉记者，他理解医院这种不近人情之举的背后涵义：“非典压顶，在岗医护如果把个人安危置于病人之前，你已不配这身白大褂了。”
2003年5月16日，北大人民医院解禁。每一个重回社会的人，都要领一个解除医学观察检疫证。“跟卖猪肉一样，检疫合格才能出去。”十年后，刘彦国仍然保留着这个证书，以纪念那段“与灾难有关的日子”。
白天当医生，晚上当病人
如最早披露非典真实疫情的钟南山院士所说，抗击非典就像一场遭遇战，对这一来势汹汹的未知病毒，无论个人、医生还是国家，都毫无准备。
在“抗非”白热化时期，医护人员进入污染区前，要穿4层密不透气的隔离衣，戴16层甚至24层口罩，加上一个“足以压肿鼻梁的”眼罩，每次穿脱至少需半小时。而在最初，一些医护人员对这些来不及了解，就开始了与非典的短兵相接。
安贞医院抢救中心主任米玉红，至今仍记得接诊第一例非典病人时的“仓促”。
2003年，米玉红在北京市某三级医院担任“非典”疑似病例的第一鉴别人。“4月13日，我接到的第一位病人才21岁，是北交大的一名学生。”在米玉红的回忆中，当时病人高烧不退，“他的父母不停地流泪，颤抖的手握在一起，嘴里念着，一定不是非典。”然而，经过一系列检查程序后，米玉红对着检查报告看了一遍又一遍，最终落笔非典二字。
确诊后，米玉红要立即把病人送到传染科病房。“当时，我连防护服该怎么穿都不知道。很仓促地套上之后，就把他运过去了。一路上，我们是迎着风往前走的，病人在前面，我在后面推着。”
每每回想起这段百余米的“喝风”路程，米玉红都坦承“感到一丝后怕”。
“当时只能尽快把病人送过去，没时间让我咨询怎么防护。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就把脚步迈出去了。”她感慨，“那时没有感染非典，实属幸运。”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大科主任张敏州对这句俗语的记忆，则来自非典时期，著名中西医结合危重病学专家崔乃杰的“执拗”。
“一度，我们重症科里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就向天津崔乃杰教授‘求援’，邀请他亲临广东会诊。”十年后，张敏州仍不住地感叹，“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会诊。”
“当时崔教授已经70多岁了，上午坐飞机赶来，下午就到了医院。我和他商量：‘您不用进病房了，就在外面看看，我们给您汇报具体情况。’但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厉声拒绝：‘既然来了，就要第一时间掌握一手资料，我要到隔离病房去。"
“当时压力很大。老教授万一在会诊过程中感染了非典，后果不堪设想。”张敏州坦言。但在崔乃杰的一再要求下，张敏州不得不“妥协”。“拗不过他，只能给他加强防护。我亲自给他穿上了隔离服，戴上了帽子。”
在张敏州记忆里，整个会诊过程中，老教授的神情非常凝重，不住地叹气。为了观察得更清楚，“他不时地弯腰，离病人很近，完全没考虑到自己。”
无孔不入的非典病毒，没有放过医护群体。
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2003年我国共确诊非典5327例，死亡349人。而医护人员患者的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20%，因非典死亡的人中，医护人员占到了三分之一。
“我是我们重症科最后一个倒下的。”十年来，这个特殊身份李健医生一直记得。2003年3月12日，李健在抢救病人过程中被确诊为感染非典。据他广东省中医院的同事们回忆，最严重时，“他快不能呼吸了，就靠呼吸机在维持，全身状态已经很衰竭，高烧39～40摄氏度不退。”
“一阵阵地发烧，烧到不省人事，不敢动，一动就喘得厉害。清醒的时候，只能望着天花板发呆，想：‘还能不能好，要是就这么走了挺不甘心的，我还没成家呢……’想着想着，眼泪就往下淌。”李健说。
回想感染期间最难忘的事，李健的答案，不是使用呼吸机后“气呼出去，半天都回不来的‘濒死感"，却是从病房到放射科那不到10米的走廊。
这段距离，是他每天拍胸片的必经之路，可他每次要花半个多小时才能走到。“肺里面已经积了很多水了，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李健说，可他不敢找护士帮忙，就和另一位医生感染者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过去，再一步一步地挪回来。10米要走半个多小时，汗流浃背。
“那时候，医院的人手已经相当紧缺了，可住进来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我不能传染给护士，更不能跟病人‘抢医生’。”从“鬼门关”回来的李健，谈起十年前的选择，语气平静。
李健的同事颜芳医生，感染非典比他还早。一开始，虽然症状明显，但胸片检查结果都是阴性，颜芳只将其当作重感冒处理，每天依然要重负荷地值班。对那“纠结”的一个星期，他如此描述“白天当医生，晚上当病人”。
“一到中午就特别疲倦，肌肉酸痛，好像有蚂蚁在咬。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总觉得特别像非典，但又没有证据，心一直悬着。”是年2月14日，高烧38.5度的颜芳最终被确诊为非典，他形容“终于从折磨中‘解脱’出来了”。
3月8日，颜芳康复出院。“康复后，一个是特别容易饿，食量翻半倍到一倍的状态；第二个是人很容易累，动一动就需要休息。”而出院不到一星期，颜芳又回到了医院，以医生的身份。
“为何回去？我没有想得很复杂，因为这是我的工作。”颜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的妻子是护士，她理解也支持这个选择。”
像李健、颜芳一样，“抗非”期间，千余感染非典病毒的医护人员被公众和媒体以“白衣天使”之名赞赏。但在两人看来，“能够化险为夷，我们已足够幸运，更值得铭记的是那些默默的牺牲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晶，就是其中一个。
从2003年4月进入非典病房，王晶再也没有和丈夫、孩子见过。甚至去世的时候，她身边的遗物包括手机都被当作污染物焚烧了，同事回忆“她与老公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十年前，陪王晶走完最后一段日子的我，回忆那些躺在病床上的同道，仍热泪盈眶。”网友“@不加好友不加V”如此在微博上留言。
非典期间，好的医生都是“好演员”
鲜为人知的是，十年前，随着非典病人一波波涌来，有医生形容，他们的压力和孤独感“呈几何倍增长”。
“紧张，孤独，被排斥，还不能让你的病人感觉到。”米玉红回忆，非典时期，好的医生几乎都是“好演员”。
米玉红至今记得，在把第一个病人送进隔离区后，自己的同事已经“从精神上崩溃了”。“那种气氛下，我和传染科的医生很少有言语交流，他们一看到我，紧张、焦虑都写在脸上了。但只要病人一有事，他们又立马转身跑进病房，表现得很从容、很细心。”
米玉红感慨，面对病人与非病人，“医生俨然是两种人”。
尽管久经沙场，王仲医生在非典面前，同样避免不了紧张。在协和医院收治了第一个非典病人后的第4天，王仲感觉自己也出现了发热症状。于是，他悄悄地管护士要了一个体温计，躲在医院角落里，给自己测了一下体温。“一测36度，一刹那，我就没有不适感了。”
然而，王仲借体温计的事传到了一位老护士的耳朵里。她跑到王仲面前，一开口就哭了。她带着哭腔质问：“你要是倒下了，我们怎么办？”也就是在这时，王仲才知道曾经兴奋地高呼“我们也能抗击非典”的团队，内心已紧绷至此。
这种紧张情绪也弥漫在协和医院的“非典筛查专家组”中。
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非典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当时组建了“非典筛查诊断专家组”。若是有疑似病人，必须3个专家会诊。在决定“是留还是放”时，要讨论很长时间，找遍所有的依据，精神压力常人难以想象。
专家组的工作从3月12日持续到6月25日。王仲也是专家组成员之一，他说，自己无论如何忘不了专家组的另一位成员、感染科李太生教授失声痛哭的场景。
“有一天晚上，李太生医生喝了很多酒，敲我门，进门就和我说：‘王仲，我们医院要是有人被感染了，就是我们的责任。’说完这话，他就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作为多年好友，王仲从没见过李太生这个样子，“我们肩上是沉甸甸的责任啊。”
孤独和被排斥感也如影随形。
和众多医生一样，参与“抗非”期间，王仲几乎3个月没回家，就住在医院宿舍里。有时感觉实在顶不住了，就“回家找儿子踢场球”。“因为这是最安全的方式，可以避免我和儿子近距离接触”。广东的张敏州则度过了他“最艰难的时光”：“看着我的同事们一个个倒下，我很心痛。那时，我独自在外租了一间房。晚上一回到房间就躺着，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从没体会过这种孤独。”
那时，与非典沾边的人，或多或少还会被另眼相看。
“我们一个呼吸科主任告诉我，非典期间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去食堂买饭，明明是站在队伍后面，再一看，前面一个人都没有了。”颜芳告诉记者。
王仲也记得，那时他和另一位“抗非”一线的教授去参加医学会议。“到会场后，我俩知趣地在大厅左后角坐下。也许大家知道了我们的身份，所有人都往右前方聚集，与我们形成了个对角线，中间，是一道很明显的‘隔离缓冲带’。”十年后，回忆起这一幕，王仲戏谑之余，语气依然苦涩。
“医患关系好不好，我觉得主要取决于‘将心比心’。非典时期，医生尚且如此紧张、孤独，被隔离的病人只有更甚。”米玉红告诉记者，自己当时在菜市场买菜，曾被一些摊贩有意无意地躲闪，“我心里难受，于是下决心：不能让我的病人也同样难受。”
非典后期，米玉红进隔离病房时，就不穿厚重的隔离服了。“我后期就戴一个N95口罩进去，大不了里边再戴两层纱布。不想让我和病人之间，有太多距离感。如果我们也‘躲’病人太远，他们会心里不平衡。”
王仲的“演技”，则是在病人询问病情时，表现得故作坚强。
非典感染者的一个临床表现，是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经X光透视后，肺部会呈现点点“白斑”，两片“白肺”如死神展开的翅膀。
一天，王仲照例到“静得只能听见医护人员脚步声的”隔离病房查房。一位病人气喘吁吁地问：“王主任，是不是我们的肺以后就变得和玻璃一样了？”
王仲明白，病人是在紧张自己的病情，担心有后遗症。为了打消病人的顾虑，他开了一个玩笑：“要是你的肺变成了玻璃，我就拿去工艺品店卖，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听了这话，病房里的人都乐了。随后，王仲开始仔细讲解肺部“玻璃样变”的原理，一讲完，那个病人立马就问道：“以后，您能不能每天都过来和我们聊聊天？”王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其实，没有谁是超人。
当给病人“排完压”后，医生自己的排压方式却少得可怜。米玉红告诉记者，非典时一步也不能迈出医院，压力大的时候，就只有往医院顶楼跑。“会特别想看医院外的风景，透透气。”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十年前，站在医院十三楼看到那个的异常空旷的北京。
“我有恐高症，那段‘抗非’经历，倒是把我的恐高症治好了。”十年后，米玉红灿然一笑，云过风清。
“我认识你的声音”
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回望非典，那段不断有医护人员倒下乃至牺牲的时期，如今，却是很多医护人员眼中的“黄金时期”。
“我们不怕牺牲。但十年来，人们似乎忘记了这场战争中医务人员的付出和牺牲，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恶化的医患关系和扭曲的医疗报道。”北京协和医院龚晓明医生近日在反思非典时，不解为何“白衣天使”形象一路陨落。
“十年前，我还坐在初三课堂，闻着醋味，颂扬医生仁德；十年后，医患关系僵持至此。为什么好的总是容易被遗忘，坏的却被传扬？”网民“鱼兔子喵”也这样在微博中慨叹。
王仲有自己的答案。
“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的确好，为什么？那时的病人是被隔离的，身边只有医护人员，医护人员也尽职尽责，没有其他需求，只想着把病人治好。特殊时期，医患之间休戚与共，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王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医生贾大成在《追忆非典点滴》一文中，回忆了如下难忘一幕：当时一位老人发烧两天，咳嗽、呼吸困难，“疑似非典”。他随几个同事全副武装后，立即登上危重症抢救车。现场一量体温，39.5度。“我随手摘掉了‘猴帽儿’（一种罩住头部只露双眼的防护帽记者注），护士一见，连忙小声、急速叫我：‘贾大夫，贾大夫……’我说：‘戴着帽子没法量血压。"
经检查，病人被排除了非典嫌疑，在采取抢救措施后，病人的呼吸困难基本消失，并被安全送往医院。“临别时，3位家属站成一排，给我和护士鞠了3个躬。”贾大成深情写道，“我真的非常怀念‘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
十年间，留在王仲脑中最鲜活的记忆，同样来自病人。
“非典”疫情过后的一天，王仲照常出门诊，正和病人说着话，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满脸笑意，急切地问：“您是王主任吗？”王仲很诧异，因为每天要面对很多病人，他已不记得眼前的人是谁。
“你怎么认识我？”王仲问。
“我不认识你的脸，但我认识你的声音。”病人答。
王仲恍然大悟，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当初因为担心“玻璃样变”而找他聊天的非典病人。王仲感慨：“对医生来说是很小的事，病人却能铭记很久。”
同样，在非典疫情过后，王仲还接到过一个陌生的电话：“王仲大夫，您还记得我吗？我病愈了，没留下后遗症。但心一直悬着，怕您被我传染上非典。”
王仲马上反应过来，他就是那位“自己在未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接诊并最终确诊的非典病人。
那是在2003年3月下旬，王仲在一个独立的诊室为这位病人看了病。整个过程未做任何防护，其间还为这位病人检查了咽喉部，这意味着，他张着口对王仲呼吸。“没做防护是因为不好意思。在没确诊是非典甚至是疑似的情况下，我觉得，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是不尊重。”王仲说。
“电话里，我告诉他并未感染上非典，他才放心地挂了电话。”王仲觉得，那一刻，没有医生与患者，“我们只像两个相互牵挂的朋友”。
医患关系何时复原
如今，“抗非”硝烟已过十年，一切回归常态。而各地“杀医”、“打医”事件频频曝光，“常态医患关系”颇受诟病。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于2011年实施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认为“医患之间的信任度较高”的人仅为9.5%。
“H7N9汹汹来袭，被伤了心的医生还会像非典时期那么奋不顾身吗？”有网民不无担忧地问道。
受访医生的答案没有例外：“会。”
“这是医生的本能和本分，不会因为有病人误解而停止。”颜芳医生的答复坦诚而犀利，“非典时期，我并不觉得我们做了多么伟大的事。媒体不需要夸我们为‘天使’。同样，日常状态下，我们也没有那么猥琐，不是所有医生都是被媒体口诛笔伐的‘白衣狼’。”
王仲认为，更值得反思的，正是“非灾难”时期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很特殊：首先，医疗是百姓不得不接受的服务，选择空间小；第二，医疗是唯一的医生说话、病人付钱的职业，容易导致暗箱空间；三是在‘医少患多’的大背景下，医患之间很容易沟通不畅，产生误解。加上医护人员中不时出现害群之马，医患间的信任本身就‘摧毁容易构建难’。”王仲分析。
十年，足以开启一个新的轮回。灾难，也给中国留下了很多“抗体”。
“珍惜，应该是非典留下的抗体之一。”张敏州医生说。在他看来，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值得珍惜，医学发展值得珍惜，公共信息透明度值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医患信任也值得珍惜。”
“我希望百姓看病，不用长久排号等候，不用给医生塞红包，不用托熟人、找关系，才能找到好医生；希望百姓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畅快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希望医患关系不再如此紧张与不信任，医疗纠纷、‘医闹’越来越少，患者与医者均得到尊重与保护。”网友“倪立赶律师”，这样写下他对医患关系的期待。
受访医生的期待则是：“希望病人和家属不要以结果来判断医生的出发点和动机；希望媒体多一些客观理性，少一些推波助澜；希望每个医生都敬畏自己的职业，因为他们时时刻刻攥着病患的生死。”
对于未来医患关系的改善之路，张敏州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医生职业的尊严，要从体制上加以解决；医疗资源需求的相对紧缺，要从增加人力资源投入做起；医患的信任，要从整个社会的文明做起。医生和患者应是合作伙伴，共同的敌人只是疾病本身。”
网友“章滨云”的总结，在张敏州看来，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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