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双城际会，群英献策。历经两个多月的“双城”走读，“双城会”系列报道告一段落。广州VS天津，深圳VS香港，东莞VS苏州，汕头VS厦门，韶关VS徐州，湛江VS北海，佛山VS无锡……一组组“双城”走读，将广东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放在全国的比较坐标中来观察，在“走出去”的区域比较视角中，既直面问题又具建设性的报道，引发了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话题的发酵和热议，引发了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考和行动。
在“双城会”系列报道收官之际，南方日报分别采访了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王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三位有代表性的专家分别站在不同的观察角度，从全省、全国、国际的立体视角来观察分析广东区域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建言广东区域发展新对策。敬请垂注。
“我觉得，新时期广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可以城镇化为抓手，以粤东西北等地的城乡差距为突破口，来缩小粤东西北与珠三角的地区差距。”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王珺（如上图，吴伟洪摄）近日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
王珺认为，从全球来看，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出来的，这个经济板块却居住着全球1/6的人口。同样，中国东部只占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所以，不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也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需要确立人的均衡发展高于地区均衡发展的理念。在非均衡发展中如何实现人的均衡发展？广东应抓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机遇，在推动珠三角增长极继续快速发展的同时，粤东西北在城镇化扩容提质中，通过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南方日报记者 陈韩晖 黄应来
目前，广东人均GDP已经超过了8500美元，处于中高等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需求与供给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效率与质量带来的贡献
促进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发掘欠发达地区的增长潜力，是当前广东加快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
广东珠三角与东西北等地之间存在着梯度差异，利用这种梯度差异，一方面为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提供腾挪空间，从而为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机遇；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加速粤东西北等地经济发展，从而增大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
看一个区域是否协调发展，不是只看两地收入差距，关键是看政府为两个地区的群众提供了什么样的公共福利、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与发展机会
广东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以城镇化为突破，从粤东西北等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入手。把增加这些地区的城市吸引力作为切入点，增加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吸引力
对于企业来说，消化生产成本上涨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效率。不过，从政府角度看，大幅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赢利的制度环境，这也是企业转型所不可缺少的
谈发展阶段
广东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越坎期
在这个阶段，怎么找准发展的靶子、形成共识，怎么全力推进，正是广东当前要着重考虑和要解决的问题
南方日报：今年“两会”期间，经济总量连续20多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在全国区域发展百舸争流的格局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转型升级又处于关键阶段。您如何看待分析广东当前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王珺：对于广东来讲，这需要对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目前，广东人均GDP已经超过了8500美元，处于中高等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需求与供给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数量的增加，而是效率与质量带来的贡献。这种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但这也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近年来的产业转型升级意味着广东率先进入到了这个爬坡越坎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怎么找准发展的靶子、形成共识，怎么全力推进，正是广东当前要着重考虑和要解决的问题。
谈区域协调
广东区域发展受地理环境制约
产业转移与梯度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利用梯度差异加速粤东西北等地经济发展，将增大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
南方日报：“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一直是广东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典型写照。在珠三角人均GDP超1万美元之际，粤东西北仍有13个市人均GDP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区域发展失衡就是您说的靶子之一？
王珺：是的，促进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发掘欠发达地区的增长潜力，是当前广东加快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
其实，区域发展不均衡并不是广东所特有的，从全国和全世界来看，都存在着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发达国家怎么走过来的，怎么克服区域非均衡问题，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仔细梳理与借鉴。
从全球来看，主要有两种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办法，就是美国模式和欧盟模式。美国国家的内部市场规模较大，但由于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生产要素在国内各州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地方政府不能设置各种限制，劳动力在各州之间是自由流动的，这使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流入到了高收入地区。这种集聚性流动的结果是，地区之间的GDP总量差距没有明显地缩小，但是人均收入差距缩小了。当然，通过劳动力的流动来解决收入差距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是很大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致力于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由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受到限制，欧盟的协调工作主要集中在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与治理试图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上。经过了长期的努力，尽管欧盟花了1/3的财政用于治理区域经济不协调发展，但效果并不明显。事实上，200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双转移”战略就是在借鉴了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出台的。与欧盟相比，广东作为一个省，对要素流动自然没有国家之间的制度限制与障碍。
南方日报：广东区域发展失衡的原因有哪些？
王珺：广东省委、省政府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视并不是这几年才提出来的，“九五”期间，省委、省政府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四大战略之一。“十五”期间又确定了“路要进去，物要出来，钱要进去，人要出去”的实施机制。“十一五”期间，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不平衡的治理办法。比如在减贫方面，创新性地实施了“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双到”扶贫活动，通过产业转移园建设，推进了产业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双转移”战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概括地说，省委、省政府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治理政策始终围绕着“修路减贫促流动”三个方面不断深入，这体现了政府在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中所承担的公共职能。
但是，广东也有自己的难点。
第一个是地理位置因素。从地理上来看，广东和江苏、浙江并不一样，江苏、浙江面积大概都有十万平方公里，但地理位置比较集聚。而广东从汕头到粤西的直线距离有700多公里，南北也接近600公里，我们的地理特征，就是俗话说的“七山一水二分田”，山区面积占多数。因此，运输费用和修路成本比较高，修路任务比较重。所以，虽然广东的高速公路建设在全国起步早，高速公路长度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决定了当前的广东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第二个困难，江苏和广东都是大量外来劳动力聚集的省份，广东是全国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但主要是省外的劳动力；江苏的特点是倒过来，劳动力主要来自苏北地区，省外的劳动力占少数。一旦外省的农村劳动力占据了岗位，粤东西北等地劳动力要转移到珠三角就难了，因为位置已被别人占了。
第三个是共性的问题，珠三角地区发展水平达到了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的阶段，生产要素的集聚化流动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比如说，高素质的劳动力越来越向大城市和就业机会多的地方集中，这源于大城市以及发达地区的集聚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钱随人走”，高端劳动力向某个地方流动，资本、风投就跟着这些人走。不像发展初期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呈现出来的“人随钱走”的特点。
南方日报：您如何科学看待非均衡经济发展中的机会？
王珺：事实上，非均衡发展带来的地区差异，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机会。与诸如亚洲“四小龙”等小经济体相比，中国地大物博，东中西发展不平衡形成了产业梯度转移与发展的空间，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这种产业转移与梯度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同样，广东珠三角与东西北等地之间也存在着梯度差异，利用这种梯度差异，一方面为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提供腾挪空间，从而为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机遇；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加速粤东西北等地经济发展，从而增大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
谈增长极
确保珠三角增长极加快发展
看一个区域是否协调发展，不是只看两地收入差距是一倍还是三倍，关键是看政府为两个地区的群众提供了什么样的公共福利、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与发展机会
南方日报：在集聚化、非均衡发展占主导的背景下，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区域协调发展？
王珺：当前，省委、省政府对珠三角地区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在完成“四年大发展”后，实现“九年大跨越”。如何强化珠三角作为主要增长极的作用？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原有的产业转出去后，没有新的增长点出现，那么，这个地区的增长率就会慢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等地经济差距缩小的情况，但是，这种以放缓核心区经济增长率为代价的区域差距缩小并不是广东所需要的。
事实上，省委、省政府提出“九年大跨越”，就是要促进珠三角地区作为增长极的高质量、快速发展。高效率的产业与项目以及与此相匹配的高端要素集聚得越快，传统产业转出去的速度也会越快，两者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共同增长的良性循环。
这里所说的协调发展指的是政府通过协调地区之间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以促进地区之间共同发展的过程。概括地说，政府协调地区发展的三大政策就是“修路保底促流动”。修路是广义的，指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公共设施，跨地区的设施，像水、交通、电力和网络；保底是不断提高贫困线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促流动是指促进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低成本地流动。
谈广东对策
以缩小粤东西北城乡差距为抓手
通过城镇化增加粤东西北等地的城市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就近的城市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缩小与珠三角的区域差距
南方日报：广东当前应当怎样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王珺：我认为，要以城镇化为突破，从粤东西北等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入手。首先，当前的粤东西北等地农业劳动力比重在45%左右，如果这个比重降至10%，那么，还有35%左右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往哪里转？无非是三个路向，一是珠三角等相对发达地区。近年来，随着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对具有技能与经验的劳动力需求增加，而对简单劳动力需求减弱。二是在农村就地转移，但是这种方式缺少第二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三是向着就近的城市转移。在这三种路径中，第三种比较可行。因为粤东西北等地农村劳动力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后，对就近城市就业的选择偏好增大，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在诸如珠三角等地打工赚了一些钱后也往往会考虑在离家乡最近的城市或附近县城买房置业。其次，粤东西北等地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对小于珠三角等地，其原因不是粤东西北等地农村收入水平提高较快，而是这些地区的城市发育不充分。第三，城镇化也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我们看到，农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方，工资在他收入中所占比重也是越高的。广东的城市化率为67%左右，广东农民收入中工资比重为60%；全国城市化率为52%，农民收入中工资比重为40%。也就是说，城市化率越高，工资占收入比重越高，农民收入也越高。所以，通过粤东西北等地城镇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增加粤东西北等地的城市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就近的城市转移，通过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旦粤东西北等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那么，它与珠三角等地的收入差距也会缩小，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当前粤东西北等地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把增加这些地区的城市吸引力作为切入点，增加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吸引力。在新型城镇化中，要注重创造产城融合的就业机会。如果只有产业园区，而缺少城市支撑，那么，新一代员工下班后对多样化的文化生活需求就难以得到满足。显然兵营式的管理组织方式已难以满足多样化的精神与文化需要。当然，如果只有高城镇化率，而缺少类似产业园区以及产业发展支撑，那么，城市的失业率就比较高，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教训体现了这一点。同时要大幅度提高城市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这是收入提高后的农村劳动力最希望改善的福利需求。
谈改革
简政放权是为降低交易成本
随着土地、劳动力以及原材料等投入要素的成本上升以及汇率升值，生产成本快速上涨越来越多地侵蚀了利润份额，交易费用的降低就显得更为迫切了，亟需以“制度红利”对冲生产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
南方日报：当前，广东要继续加大改革力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您怎么看？
王珺：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目前从国家到地方都大刀阔斧地推进以简政放权为基本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为什么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紧迫性？我认为，这与影响企业赢利的结构性因素变动有关。企业要能持续地经营下去，就必须要有赢利，而赢利就取决于价格减去成本。企业的成本包括了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两部分。当企业使用了大量低成本要素而导致生产成本较低时，即使交易费用高一些，可赢利的企业仍然能承受。随着土地、劳动力以及原材料等投入要素的成本上升以及汇率升值，生产成本快速上涨越来越多地侵蚀了利润份额，交易费用的降低就显得更为迫切了。当然，对于企业来说，消化生产成本上涨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效率。不过，从政府角度看，在这个过程中，大幅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赢利的制度环境，这也是企业转型所不可缺少的。否则，许多中小企业的生存就会遇到问题。
所谓降低交易成本就是通过简政放权、简化手续、降低门槛、增加政策可预期性与经营环境中的信用含量，降低不确定性与交易风险等。显然，这需要通过深化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加以实现，这就是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到的通过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以“制度红利”对冲生产成本上涨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从而促使企业从主要靠数量转向主要靠效率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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