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聂耳在北平

　　(《北京支部生活——北京老干部》2012.12发表

　　《聂耳：奏响中华民族解放最强音》）

　　1932年8月11日中午时分，身穿西装、手提小提琴盒子的聂耳，随着摩肩接踵的人流，走出前门火车站，乘一辆洋车，来到校场头条3号（今7号）云南会馆。

　　到达北平的当晚，年轻好动的聂耳就和同乡游览了中山公园，晚上10点多才回到会馆。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二十几天里，他的脚步遍及北海公园、中南海公园、万牲园（今天的动物园）、香山……

　　聂耳不是来北平旅游的，而是求学来了。到会馆的第三天，他就用破木板做了一个乐谱架，搁在箱子上面，放上琴谱，拉起了基础练习。小屋又黑又潮，蚊子很多，每天他的脸上、脖子上和手臂上，都有十来处蚊子叮咬的红痕。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到庭院的槐树下练琴。

　　9月中旬，聂耳报考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在“党义”试题中，他写了《国难期中研究艺术的学生之责任》；在“国文试题”中，他写了《各自理想的精神之寄托》。充满抗日爱国思想的聂耳，他的答卷自然不和国民党考官的胃口。聂耳名落孙山。

　　但聂耳没有灰心，他找到在北平的俄国著名提琴教授、曾经教过冼星海的托洛夫学习。聂耳实在负不起高昂的学费，只上了四次课，就退学了。告别的时候，托洛夫惋惜地对聂耳说：“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你将来的提琴会拉得不错的。”

　　除了学习小提琴外，聂耳还几次到天桥，去听民间艺人的演唱，看富连成班的演出。在天桥“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的环境中, 聂耳聆听劳动者的心声。他从下层苦难艺人身上，吸收营养，丰富自己的艺术积累。北平普通老百姓抗日救亡的呼声，深深地感染了聂耳，让他振奋，给他激情。

　　在北平期间，经上海“剧联”的介绍,聂耳结识了许多左翼戏剧家和音乐家，积极参与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救亡，成了北平“剧联”的活跃分子。

　　在北平的十字街头，聂耳唱起曲调委婉的云南民歌。歌声使过往的行人停下了脚步，人越聚越多。这时，只见一个东北老大娘，衣衫褴褛，坐在地上呼天抢地地哭起来，边哭边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哀怨凄惨的哭声，使在场的中国人怒火满腔。突然，一个身着长衫、留着小胡子的汉奸，追逐一个中国姑娘。观看的人们再也无法沉默，“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汉奸”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原来，这是聂耳和“剧联”的同志上演的街头活报剧。等到国民党警察闻讯赶来，大家一哄而散，又到下一个街头演出去了。

　　和北平“剧联”同志们一起战斗，使聂耳政治上进步很快，越来越成熟了。他向“剧联”领导于伶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北平“剧联”党组织认为：聂耳已基本具备了入党条件。但考虑到他在北平没有固定职业,将很快离开北平回上海,就没有为他办理入党手续。

　　11月的北平，已是寒风呼啸、雪花纷飞，聂耳的寒衣还在上海的当铺里。11月6日，云南老乡凑齐了路费，聂耳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北平。

　　虽然聂耳只在北平生活了3个多月，但他的生命经受了一次洗礼，他把“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汇注入巨流的界堤。”

　　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为躲避国民党当局逮捕而远走日本的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的公开放映,《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了神州大地，成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号角。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78年，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聂耳的生命在23岁时就画上了休止符。但是，聂耳的生命是永恒的，他的生命已经融入《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