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什么癌症夺走了中山先生的生命？

　　1924 年10月，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将军的邀请，抱病北上共商国是。12月31日，中山先生乘专列来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

　　1925年1月，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外科主任泰勒等两次在北京饭店为中山先生会诊。1月20日，病情加重，体温高达41度。1月26日，入住协和医院（今5号楼209病房），病房旁边是他抱病工作和接待访者的会客室。经过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院长和德国医生会诊，中山先生被诊断为“肝癌”。

　　2月6日，中山先生住院第10天，协和医院建议对他手术治疗。但是，连夫人宋庆龄女士也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自己提出施行手术。结果打开一看，他的肝脏硬得像木头一样，诊断为肝癌末期。没有办法，医生只是将脓液简单清理一下，又缝合上了。

　　于是，代院长刘瑞恒建议用放射性镭进行化疗。经过几次化疗，协和医院致信孔祥熙等中山先生的家族亲属和国民党：中山先生的病情已经绝望，因为用镭放射化疗，只能用48小时，至今已经用了近40小时，毫无效果，且无其他治疗办法。

　　西医已经束手无策，2月18日，中山先生从协和医院搬到铁狮子胡同11号（今张自忠路23号）顾维钧住宅西院第二进北房的一个套间，开始接受中医治疗。2月24日，病情恶化，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利和山东医生王伦，用日本新发明的治疗肺痈的药水，每天注射一次，连续注射7天，结果腹水有增无减。3月10日，中医也束手无策。11日晚9时，中山先生感觉自己病危，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说：现在要分别了，拿前日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汪精卫将遗嘱和孙科的自来水笔呈上，中山先生手力微弱、颤动得很厉害，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他的右手腕，在遗嘱上逐一签上“孙文”二字……

　　张自忠路23号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地。刘岳 摄

　　3月12日9时30分，中山先生拼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喃喃自语：同志们。——继续我的主义——和平——奋斗——救中国。

　　一代伟人，溘然长逝，终年59岁。

　　3月24日至月底，在北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巨星陨落，万民哀恸”。前往致哀的中外人士多达 70 多万人，敬献花圈就有 7000 多个，盛况空前。4月，中山先生的灵柩从中山公园移到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在这里停放整整四年。与此同时，南京紫金山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山陵的修建，以迎接“奉安”时刻的来临。

　　所谓“奉安”，是因为中山先生生前提出，死后愿将遗体安葬在南京紫金山。1929 年5月，南京中山陵完工。5月26 日凌晨，在碧云寺举行隆重的奉移典礼。下午 5 时，奉移列车驶离北京，一代伟人终于安息在南京中山陵。

　　夺去中山先生生命的病魔，流行说法是“肝癌”。2011年，为了拍摄纪念建党90周年的电视新闻报道片《红色地图》，我们在协和医院病案室，见到了中山先生的尸体病理检查报告（不是看病的病例资料，实际上就是尸体解剖病理报告），明了了中山先生真正的病因所在。

　　中山先生的病案号——“9954”。

　　图片来源：北京电视台电视新闻报道片《红色地图》截屏

　　中山先生的病理检查报告序号为“9954”，名字是“孙逸仙”。这份用英文记录的病理报告包括封面、首页、尸检病理报告连图片在内只有13页，从中可以得知：中山先生最后一次住院时间为1925年1月26日。在此之前的10年中，他曾有过消化道不适的症状。近几个月，他的上腹出现了一个包块。随着包块的增大，他越来越感到不舒服，身体十分虚弱。2月18日，中山先生出院，出院诊断为肝癌，并伴有广泛的腹膜转移。

　　中山先生生前对夫人宋庆龄说：希望保留遗体，像他的好友列宁那样，供民众瞻仰，鼓励民众。中国国民党希望苏联提供遗体防腐技术，但是苏联以防腐技术涉及国家机密为由，只提供了水晶棺却没有提供防腐配方。这样，中山先生遗体的只能由协和医院来处理了。

　　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后，遗体马上运到协和医院，由外籍讲师保罗•史蒂文森负责遗体防腐处理。第二天，由病理系主任詹姆斯•卡什负责进行尸体解剖。当时的解剖仅限于胸腔、腹腔，对胸、腹部取出的器官进行病理分析。结果，尸检报告得出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诊断结果——胆囊腺癌。关键病变部位是胆囊和胆管，癌细胞侵入肝体，并向肺、腹膜及肠广泛性转移。

　　中山先生“9954”号病理报告显示，遍及肝脏大小不等的浅颜色结节，揭示了中山先生病原秘密——胆囊腺癌夺走了他的生命。

　　协和医院只有13页的“9954”号病理检查报告（当时留有备份），并不是中山先生的病例资料。中山先生病例资料的遗失，还得从太平洋战说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强行“接管”协和医院，学生停课，门诊停诊，病房不再接收新病人住院。1942年1月31日，学校、医院及宿舍完全被日军占领，病人全部出院。3月2日，日本宪兵队把中山先生的病例资料、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标本，从当时的图书馆馆长赵廷范手中强行“借走”，只留下个借条。

　　这让南京汪精卫汉奸政府很着急，派出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赴北平交涉。经过协商，日军同意交出中山先生的肝脏标本。1942年3月27日，伪南京政府将中山先生肝脏标本从协和医院取出带回南京，4月1日，汪伪政权在南京举行标本安放仪式。不久，经汉奸汪精卫同意，一些标本、切片和临床记录照片交给上海雷锭医院汤齐平医生保管，规定仅供医学研究之用。

　　抗战胜利前，汉奸褚民谊认为有机可乘，便强迫汤齐平医生将中山先生肝脏标本全部交出，据为己有。抗战胜利后，关在苏州模范监狱的褚民谊上书蒋介石，表示愿将中山先生的肝脏标本献上，以免死罪（褚民谊仍以汉奸罪被处以死刑）。国民党军统局头子毛人凤派人取回中山先生肝脏标本，交给中山陵管理委员会保管。

　　之后，战乱又起，这些标本、切片不知散落何处？而日本宪兵队所谓“借走”的中山先生的病案，至今未还，不知流落何方、是否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