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掩护奉系军阀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此后，日本联合英、美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出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派出20余艘军舰群集大沽口，公然对中国实行无理恫吓。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一万余人的反帝示威大会。
会后，数千人的请愿团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李大钊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代表们要求会见段祺瑞，遭到了拒绝，群情激愤。执政府门前排列卫兵及手枪队，东西院门都布满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左右两边耳楼的窗口也露出了机枪枪口，已经作好了开枪射击的准备。队伍中有人开始传话“叫胡子（李大钊同志）赶快走”，可是李大钊根本不肯离开。危急关头，李大钊身边一个高个子中年人用力拉住李大钊，不由分说地把他从右前方拉到东辕门。此时东西辕门即将关闭，高个子用力将辕门拉开，保护李大钊撤离。
这个高个子中年人就是王荷波。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年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的一个贫民家庭。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和领导人之一。王荷波也是中共北方局的第一任书记，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成为党的的第一任纪检委书记。
1916年夏天，王荷波辗转来到华东，进津浦铁路浦镇机场当了一名钳工。由于他为人正直热情，在工人中有较高的威望。1919年6月7日，五四运动北京大逮捕的消息传到南京，王荷波率领浦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游行，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王荷波意识到工人团结的力量，1921年3月筹备成立了浦镇机厂工会，并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同年冬天，为了增加工人工资和争取御寒棉服，王荷波组织工人赤身露肘，卧轨请愿，并肩负起全体工人的重托，只身前往北京与当局谈判。工人们看到天寒地冻，王荷波御寒衣单，暗地里为他自动集资捐助了一件皮毛大褂。王荷波到北京后，经过了反复斗争，最终迫使军阀政府交通部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
1921年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来到浦镇开展工作，被当地“交通系”分子抓获，几遭毒手。王荷波闻讯后，挺身而出，率领工友将罗章龙营救出来。从此，他和中共北京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22年春，王荷波领导浦镇机厂工会加入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6月，经罗章龙介绍，王荷波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荷波脱产在北京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他常去北京大学二院的“亢慕义斋”，和进步师生、工人一起研讨工运问题，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被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自此，王荷波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由自发进行经济斗争的劳工领袖成长为党领导下进行自觉政治斗争的工运领袖。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危机的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会上，王荷波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会后，他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共北方局书记。1927年9月，王荷波急赴北方局主持工作。同年10月间，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奉系军阀的警觉，遭到其疯狂搜捕。被捕的党组织领导人中出现了叛徒。10月17日，交通员王茂林在街头被军警盘诘并逮捕，泄露了开会地址。18日，王荷波在北京政法大学第一院被捕。在叛徒的供述和指认下，奉系特务、军警相继搜捕了数十名北方局和北京市委领导成员。
王荷波在狱中承受了各种酷刑，但仍坚贞不屈，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泄露党的秘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他留下嘱托：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军阀张作霖深恐政局不稳，迫不及待地签署了杀害王荷波等人的命令。由于担心在天桥行刑会发生变故，故选择秘密地点行刑。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等18人被绑着押上了军阀政府陆军军法裁判处的几辆刑车。刑车刚到安定门外箭楼附近就猛然刹住。王荷波等18人拖着沉重的镣铐从车上下来，在反动军警的刺刀下蹒跚走到芦苇深处。刽子手开枪行刑，王荷波高大的身躯缓缓倒下，被就地草草掩埋。
周恩来与王荷波曾长期并肩开展革命斗争，共同领导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王荷波比周恩来大十几岁，被周恩来尊称为“大哥”。王荷波牺牲后，周恩来万分悲痛。但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不可能很好地收敛和安葬王荷波烈士的遗骨，成为周恩来的一件憾事。解放后不久，周恩来在指示修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同时，指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组织力量寻找王荷波的遗体，并表示找到遗骨后会亲自来革命公墓主持移葬典礼。
吴晗对此事抓得很紧，从中南海回到市政府，立即着手落实寻找王荷波等人的遗骨。他把这件事交给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北京市公安局和民政局成立一个由曹恩堂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由于历史已经过去20多年，已找不到当事人，只好在堆满两大屋子、五花八门的京师警察厅档案中查找线索。小组几个人关在屋子里分头查找，眼睛都熬红了。最终在档案堆里找到了王荷波等18人在安定门外箭楼东侧就义情况的记载。几个人报告给薛子正，并立即骑车赶到了箭楼门外的乡农会核实情况。第二天上午，在乡农会和当地几个老人的回忆指认下，挖掘工作开始。经过几天艰难的挖掘，终于在第三天中午首先挖出了一个颅骨，紧接着几具尸骨相继出土。天黑前共挖出了15具遗骨和一只残缺不全、依稀可辨的鱼鳞底皮鞋，另有3具遗骨没有下落。当晚，公安局对现场予以保护。第四天上午，能找到的烈士亲属都来了，开始辨认遗骨。因为王荷波生前长得十分高大，骨架粗大，遗骨中有一具明显大于其他人，加上那只他曾经穿过的鱼鳞底皮鞋，其亲属很快就认出了他的遗骨。其他14具遗骨也陆续得到确认。对于那失踪的3具遗骨，后经询问他们的亲属才得知真相。原来在被行刑几天后的一个夜里，三人的亲属已经偷偷把遗体挖出，运走埋在了其他地方。后因地貌改变太大，埋葬地点未作标记，亲属们也已无法知道埋在何处了。北京市民政局买了18个上好的黑坛子，用来装殓遗骨。其中15个坛子里装着遗骨，3个坛子是空的。坛子被用红布蒙上扎好，每块红布上都注明了姓名。
吴晗把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等组成了王荷波等烈士移葬委员会。1949年12月11日，八宝山革命公墓显得格外庄重肃穆，党政军各界数百名代表前来参加王荷波等烈士的移葬典礼。身穿灰色大衣的周恩来从车上下来，随后是彭真、李立三、刘仁、肖明等人。一行人进入事先搭建好的大幕棚，典礼正式开始，周恩来主祭。周恩来神情庄重，率领代表们向烈士遗骨深深三鞠躬。李立三在仪式上介绍了各位烈士的生平和就义经过。由于公墓还未建成，典礼结束后，遗骨被临时安葬。王荷波等烈士成为首批移葬八宝山革命公墓者。
1955年3月，北京市民政局为王荷波等烈士墓修建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在碑的正面刻有“王荷波等烈士之墓”八个大字，字的上方是五个五角星，墓碑前的平地上用彩色的鹅卵石砌成“永垂不朽”四个大字。其碑文如下：
王荷波等同志，曾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不幸于一九二七年十月间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于同年11月初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于北京。
北京市民政局
一九五五年三月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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