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刘猛 心理治疗师、都江堰NGO“妈妈之家”创办人
地震刚发生时，母亲情绪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出现各种心理创伤症状。
地震后一两个月内，她们最明显的情绪状态是愤怒。愤怒对象指向老天爷：为什么地震？为什么是我这里地震？为什么是我家孩子遇难？为什么是这里的房屋倒塌？愤怒对象还指向盖楼房的人：为什么不盖得结实一点？她不明白外界为什么这样对她。
等她把对外界的愤怒发泄一些后，发现没有用。再骂老天爷，老天爷不会跟她对话。楼房质量有问题，盖楼的人不会受惩罚。这时她会完全屈服和认命，开始指向自己。接下来就是自责和内疚：我为什么会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上学？我为什么没能力把孩子救出来？孩子想过要一个新书包，我为什么没买？他病了，我为什么一定要他去学校？
所以，地震6个月之后，母亲抑郁的成分开始上升，在1周年时达到顶峰。其表现是：不出门，不说话，行动减少，思维迟钝，注意力不集中，无笑容，对各种事情缺乏兴趣，和亲朋好友断绝或减少来往。
这时候，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让她们重新再生一个孩子。对此，她们更多的是迷茫和焦虑，不知道是不是要再生，不知道怀上之后是什么结果。
地震1-2周年之间，大量再孕母亲出现了死胎和流产。这时，占据主导的情绪是恐慌和焦虑。没怀孕的，焦虑自己是否一生都怀不上了。怀上的，焦虑孩子能否顺利出生。
地震2-4周年之间，是再孕母亲生育率最高的时期。这时，丧子母亲已经分化为两个群体：再生育的，确定无法再生育的。
再生育母亲迷茫减少，因为目标已经很清晰——要把新生的孩子带大。她随后需要面对的，是一种具体的困惑，是孩子养育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有经济上的，有这个孩子和之前孩子的比较带来的，有溺爱孩子导致的亲子关系矛盾。在地震4-5周年之间，她们的主要情绪是担忧，担忧带不好这个孩子，担忧孩子读大学时自己已经六十多岁，担忧孩子的未来。
而对于另一个群体——无子母亲，在地震2-4周年之间，她们不断治疗，不断产生希望，不断失望，好像被反复烧烤。有的情况是没法治疗的，比如双侧输卵管堵塞。到地震4周年，她们基本上已经绝望；但是还有一些人心有不甘。所以在地震后的第5年，无子家庭会更难过，因为这件事情将被确定无疑地打上烙印——“我们将不会有孩子了。”
没有了孩子，母亲面临的是一种生命价值感的问题：她已经不知道为谁而活，挣钱给谁花，自己的生命价值在哪里。
中国母亲很少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意识，尤其是农村。她们整个的生命价值，就是把孩子养育成人，以后光宗耀祖。一旦孩子没有了，她还能做什么？她再去做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她自己思考不明白，所以整个人的状态就只是“活着”。
“活着”的另一个同义词，就是“等死”：打发时间，等时间完全流逝，然后走向坟墓。
对于她们，我们会带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跟她们接触。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知道自己也可以搞摄影，可以去旅游……这种尝试是有效果的。接触社会，就是在融入社会。
要鼓励她们去找工作，哪怕挣钱很少，走出去，动起来，会好很多。先不去管生命的核心价值问题，而是让她们把生活的内容先填充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去寻找。这是一个非常艰辛、漫长的过程。就像一个人寻找小行星一样，不是一直找就能找到。你首先要让她知道，什么是小行星。
“孩子”对无子母亲是一个敏感词。有人不能看到孩子，甚至不能去文具店，买菜绕着学校走。但如果永远不能提到孩子，这个词就永远会是她们生活中的一个障碍。敏感词需要突破，我们会想办法让她们接触更多的孩子，与他们发生领养、助养关系，与他们的家长发生共同抚养关系。能够看到孩子，跟孩子一起交流，这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
最后还要说一下父亲的状态。地震初期，母亲的状况比较严重，现在父亲的状况比较严重。
地震初期，母亲表现更加强烈，社会也更能接受女性的哭泣，所以母亲得到了更多的关怀（包括来自父亲的）。而作为男性，父亲是在硬撑，埋藏着自己的痛苦。妻子再怀孕后，需要丈夫的照顾和呵护，所以他其实一直没有情绪宣泄的出口。
孩子降生后，母亲的症状很快缓解，更多地把精力和情感投射到孩子身上，而父亲没有得到母亲的照顾，所以在地震3周年之后，父亲的情绪开始明显反弹。表现是：家庭矛盾增多，父亲的脾气变大，对外寻求帮助、诉说的动机更强，行为也在增加。在此方面，无子父亲的区别与有子父亲不是很大。
实际上，因为没有宣泄的出口，丧子对父亲丧子的生理伤害比母亲大。很多父亲的生理机能因此发生改变，未患重大疾病就去世了；还有的人得了癌症、心血管疾病。
在接下来的5年，我们的工作重点将向父亲偏移，向整个家庭的结构偏移，向无子家庭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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