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的追求细节之美，第一波体现在花边上。这也是中国妇女服装的传统。比如早期的“鬼子栏杆(即花边)遍体沿”和“十八镶”(《清稗类钞》卷91)，以及绣花鞋等，莫不如是。1927年，北伐胜利在望，当时女子虽想提高旗袍的高度，但是先用蝴蝶褶的衣边和袖边来掩饰她们的真意。旗袍花边的大兴是1932年，“旗袍已放长到离脚踝二寸左右，同时在袖口和袍脚滚花边，上海的交际花甚至整件旗袍的四周滚上一圈花边，乃是时髦的款式。”“当时颇负时誉的上海交际花薛锦园女士，可以代表盛行于二十一年的旗袍花边运动，整个旗袍的四周，这年都加上了花边(坊间就有"薛锦园式旗袍"的称呼)。旗袍到二十二年，不但左襟开衩，连袖口也开起半寸长的大衩来，花边还继续盛行，电影明星顾梅君女士，当时穿过这样一件时髦的旗袍（坊间也有"顾梅君式旗袍"之称)。”(《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
五十年代末，章诒和初见被其誉为最后的贵族的康同璧时，仍震惊于其旗袍之美：“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
对料子的讲究是经典旗袍的根本。海上名作家程乃珊说：上海旗袍的绝对时尚，是其料子的独一无二。其独一无二不独在用绢丝纺的料子，更在于其“图案不是染上去而是织出来的”，“此种称为独幅旗袍料”，“女人最怕在社会在社交场合与人撞衫，这种独幅旗袍料永远不会与人撞衫”(《档案春秋》2007年12期《上海百年旗袍》)。张恨水在长篇小说《春明外史》中写：“余瑞香新做了一件白纺绸旗袍，很是得意，因为这件旗袍周身滚边，有两三寸宽。又不是丝辫，乃是请湘绣店里，用清水丝线，绣了一百只青蝴蝶。”后来，旗袍用料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国产和进口的各种印花面料，各种绸缎、洋娟、洋布、锦缎，甚至是蕾丝镂空都纷纷用于旗袍。至于普通的旗袍用料与颜色，早期是普通的棉布，后来是青色的阴丹士林布，料子也不错，还被日本人称为“青衣的大陆”。
最后，做工的精细，是旗袍成为经典的关键。当代著名服装设计师郭培为新版《小城之春》人物制作旗袍的故事，就很能说明当年旗袍的工艺之精致。起初她以为旗袍设计制作的要点在体现完美的S形侧曲线。但编剧阿城说，当年可要欣赏两条曲线：颈部至脊背的，和颈部往肩膀的；通过立领与肩部的衔接，充分呈现出民国女子削肩长项的韵致。这让郭培颇难下手。更难下手的还在于当年的旗袍没有肩缝，是从一块整布中间挖个领口，将大襟搭过来，在底摆的地方最多搭上4厘米。
再如，从香港旗袍的发展，也可以反衬出技术的重要性。在解放前，香港旗袍一直未能成为时尚，主要就是因为其裁缝的工艺水平赶不上趟。40年代末，随着大批上海裁缝师傅和高层次的上海人南下，旗袍很快成为香港最时尚的时装。经由关南施主演的电影《苏丝黄的世界》普及，终于，令旗袍女士更成为外国人眼中中国娃娃的经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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