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3年7月10日(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乾隆皇帝给在京大学士、尚书等发了一份特殊的文件，没有用更为常见的汉字书写，而是用的满文。
在这份文件中，乾隆质问臣子们：为什么俄罗斯文书中，其女皇被称为“大皇帝”？这位女皇，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年前在宫廷政变中废黜了其夫彼得三世，成为女沙皇。
乾隆要求立即传谕询问俄罗斯来使等：“天下大皇帝唯有一人，除我统循天下之大皇帝外，他人岂可称作大皇帝。况各藩部来文奏疏，俱各写其称号，从无自书大皇帝之例。即使从前尔等来文，亦不敢将女皇写作大皇帝，只写作女皇而已，此乃多年奉行之惯例。今日尔等何以将女皇写作大皇帝？”
乾隆还提到：“从前因此事所译俄罗斯字书内，并无写作大皇帝之处，而此次拉提诺字书内，又有"我等大皇帝"之词语，前后不一。此若系我翻译俄罗斯文书之人学识欠缺，意所难尽，其情尚可原谅；若系故意回避不写，则断不可姑容。总之，俄罗斯人多年未敢如此写作大皇帝，今骤然而书，尚宜问明缘由，其关系至重。”(《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
这是一封在乾隆实录等“正史”中没有记载的文件。先用满文书写，后又不收入实录中，显然，官方并不希望后世过多关注这份文件。至于质问俄罗斯使节的结果，文献中并未记载。此时，离“爱乌罕”(阿富汗)使臣觐见时不愿叩头，仅仅过去了5个多月。
同样在这一年，一本新书在英国的格拉斯哥(G lasgow )出版，题为《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旅行记》。作者是一名英国医生约翰·贝尔(JohnBell)，他参加了沙皇派出访华的使团，在1720年时到达了北京，并停留了3个月。
1720年的俄国使团，受到了康熙皇帝的接见。约翰·贝尔详细记载了觐见这天(11月28日)的各种细节，觐见地点则在畅春园(T zan- shu- yang，俄语发音)。这次觐见，俄国使节伊兹马伊洛夫(Leoff Ism ayloff)是向康熙皇帝跪呈国书的。此前，中俄双方曾经就礼仪问题进行了讨论，伊兹马伊洛夫同意遵从中国的仪式，条件是“当中国皇帝派指公使到俄国的时候，应奉旨遵行俄国朝廷所行的一切礼节”。但是，伊兹马伊洛夫仅仅跪呈了国书，并未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因此，在觐见仪式后，中国的礼宾官员还是特意把他们重新召回，全体补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约翰·贝尔记载说：“这种礼节，真是很痛苦，但无法避免”他说的“很痛苦”，更多的应是指这种大运动量，给这些并不习惯跪叩的洋人们在身体上带来的不适。中国的礼宾官就站在边上，给俄国人发着跪、叩的口令，约翰·贝尔说，这是他永生难忘的两个中国词。
礼仪问题俄国人并没有进行纠缠。实际上，在中华帝国与外国的交往中，对礼仪试图进行挑战的案例并不多，似乎只有1763年阿富汗帝国使臣及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两例。关键是，这两次挑战，最后都还是顺从了虽然通常都以为马戛尔尼拒绝了跪叩，但已有西方学者通过分析使团官员的原始文件涂改记录，认为马戛尔尼其实行了全套的跪叩礼，只是事后不想张扬。
“外交无小事”，并坚信细节、尤其是礼仪的细节能够决定成败，这是中华帝国的特色。在全球殖民扩张、商业革命的大时代，这个老大帝国依然在追求着“名正”的老大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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