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广东省“两会”期间，民盟曾有提案直指政府职能转移的诚意，认为转出的多是“鸡肋”业务。日前，广东省纪委对此提案予以答复，承认政府职能转移工作是一项全新的探索，“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不明确的事项”，表示广东会将转移职能纳入转变政府职能的内容，适时开展转变政府职能的立法。
政府职能的转变与转移，其必要性与迫切性，以及此项工作之于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过渡的重要意义，在经过2012年几乎整整一年的大讨论后，已然不该再有疑义。尤其是广东，作为改革先行先试的地区，对简政放权一直满是热忱。彼时，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曾用“可取消，可不取消的，要下决心取消；可放权，可不放权的，要下决心放权；可转移，可不转移的，要下决心转移”，来勾勒下大力气“放权”的蓝图。
时至今日，政府职能转移的执行情况究竟如何，透过动辄数以千计的行政审批项目清单，民盟的专项提案或再为公众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对政府“放权”过程进行细节化、程序性打量。据民盟提案信息，广东顺德政府部门清理出的审批事项高达1567项，但实际公布的转移职能只有76项，且绝大部分向外转移的是考试培训、宣传推广、调查研究、行业诚信评价等基础性工作。由此得出多是“鸡肋”业务被转出的结论，并非没有道理。更何况，在尴尬的现象背后，自有合乎逻辑的权力与利益链条。
回看彼时对政府职能转移的讨论，南都社论曾多次表达对“放权”事项厘定主体单一且封闭的担忧，某项政府审批权力是否可以取消和转移，其决定权与决定过程中的讨论参与，都是无法回避的核心关键。目前的情况是，各地方政府整理编辑职能转移及服务购买目录，完全依赖职能部门的自我申报，甚至在清单开列之后也少有能制度化表达监督意见的可能。此种路径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在于，政府部门出于各自利益考量，选择所谓“麻烦大，油水小”的事项予以申报和转移，是为“鸡肋”。
舍不得放权的表现，除了尽可能地转移“鸡肋”业务，还包括在不得不放的一些行政权力和领域，挑选某些官方色彩浓重的社会组织承接。后者的行事逻辑，最极致的表演可以从近来环保公益诉讼拟通过部门立法的方式，独家授权官办社团承接窥到梗概。民盟提案表示，对社会组织承接能力的认定存在不公平竞争，广东现有社会组织3万多个，但91%的社会组织从没有得到过政府的购买服务，与此同时，政府文件却明文给予工、青、团、妇等八大枢纽型社会组织以优先权。
权力的给予和剥夺，孰易孰难并不难以判断，更何况这个权力自我瘦身的过程由被改革者自身发起，其过程甚至也由其主导。如果说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可以被看做是政府的自我削权，那么这种“革自己的命”的尝试除了勇气可嘉，还必须有强有力的外力监督与制约，才能够确保改革的雄心不被异化。在政府“放权”问题上，社会各界已然达成基本共识，那么社会各界应被确保，能够无障碍地全程参与“权力下放清单”的讨论与厘定，并借助现有制度性监督设计(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建立专门的第三方监督)进行跟进关注，表达不同意见。
政协提案由纪委答复，虽有党政职权分工上的怪诞感，但从中或许也可窥见，政府职能转移已然被作为与反腐相关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否围绕政府职能转变立法倒还在其次，面向社会开放改革却已然成为迫在眉睫的亟务。政府职能“瘦身”的过程，对权力者与权力机构而言，一来注定会是某种既得利益的强制剥离，一定会痛，否则不正常；二来还意味着削权的过程本身，必须要谨防被异化为另一场分肥与自肥的盛宴。强有力的外部督促，无论对于权力常规化运行的过程，还是权力自我革命的征程，都至关重要，将直接决定改革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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