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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7月3日发表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的文章《经济繁荣根除不了政治骚乱》。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伊斯坦布尔，抗议者想要绿色空间，并获得享用葡萄酒的权利。在圣保罗，街头抗议者要求拥有舒适的公共交通并打击警察腐败。这些抗议者的诉求可能不同，但近期这些骚乱的内在动因基本上一样。新兴世界的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和社会急剧变化的步伐。紧张局势不会很快消失。欢迎来到骚乱时代。
乍看之下，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抗议者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愤怒的群众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前者的愤怒是针对挑战世俗自由的威权总理（尽管他是经选举上台的）。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奉行伊斯兰主义，这与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会自由主义相冲突。而巴西“快闪族抗议”的催化剂是公交车票价上涨，以及巴西政府斥巨资举办足球世界杯和奥运会，却未能改善巴西人的公共服务。
这些国家爆发的抗议有别于阿拉伯世界反对独裁者的骚乱，与俄罗斯等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显然也没有什么相通之处。土耳其和巴西是民主国家。在此之前，土耳其一直被塑造为阿拉伯世界的榜样将多元文化和经济活力与伊斯兰教义融合起来的典范。在经过一个世纪未兑现承诺之后，巴西越过了潜在大国与真实大国之间的界限。在这两个国家，数千万人摆脱了贫困。
然而，使这些抗议具有共同点的是新兴世界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在面对经济和社会变革时所遇到的挑战。这种变革发生得太快。
在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紧张和压力延续了一个世纪。因此政治体制有时间针对迅速发展的中产阶级和更自信的工人阶级的需求做出调整。即便如此，在那段时期仍不时爆发骚乱、革命和战争。
如今的新兴大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就取得了非凡的进步。数亿曾经无缘政治的民众由于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而获得了公民权。即时通讯工具（从文本信息到社交媒体）让那些受过教育、通常失业的年轻人拥有了表达不满的强大工具。
民主不会让政客们免受骚乱的影响，但街头抗议给威权政府造成的压力或许更大显然，几乎所有地区爆发的抗议都加剧了北京方面的不安。但土耳其和巴西抗议活动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们脱离了人们所熟悉的政治分界线。抗议者把矛头指向制度政治精英、腐败的公务员、富裕的商界领袖而不是为传统的反对党摇旗呐喊。
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人口年轻、城市无序扩张且过度拥挤、公共服务贫乏、失业率高、收入差距巨大和腐败猖獗。
上述各个不稳定因素的规模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有所不同。但从开罗到北京，从雅加达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存在着其中的某些不稳定因素。而这些国家也有着足以让星星之火燎原的即时数字通信。
各国政府要避免此类抗议没有简单易行的办法。威权政府传统上将经济增长作为解决办法。他们是错误的。一方面，正如我们在近几个月看到的那样，新兴国家并非不受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南方和东方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但物质繁荣始终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这些国家日益富足，通常会增加、而非转移社会和政治压力。民众越远离贫困线，就越对腐败和不平等感到不满，越会要求更好的公共服务。法治对中产阶级非常关键，对于因贫困而无缘政治的那些人则并非如此。
镇压也不是办法，埃尔多安如今应该明白这一点。如果警方没有暴力镇压，如果埃尔多安没有发表一系列奇谈怪论并认为土耳其面临一起巨大阴谋的威胁，开始于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Gezi Park)和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的抗议很可能会得到控制。巴西总统迪尔玛 罗塞夫(Dilma Rousseff)承认抗议者有一定道理，看起来她至少有些明白这一教训。
然而，十之八九，整个新兴世界将出现更多的此类骚乱。按照当前的趋势，全球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到2020年将再增加10亿左右，达到约30亿人。我们能够确信的一点是，这些由于生活水平提高而获得政治权利的公民将对他们的统治者提出更高要求。各国政府将不得不设法顺应他们。
世界新兴强国的未来之路并不平坦。最有可能在抗议活动中安然无恙的政治领导人，是那些通过打击腐败、缩小不平等差距和响应有关提供现代公共服务的要求来减少治理缺陷的领导人。即便如此，历史留下的教训说明，进步不太可能一帆风顺。不同意这一点的人最好回顾一下19世纪40年代。 (来源：新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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