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对华销售鸦片的大户，包括了相当比例的印度殖民地“二等公民”帕西商人。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扣留的16名“惯犯”，帕西人有4名；而收缴的鸦片，也以帕西鸦片贩子的为多。
活跃在中英贸易中的散商(即“港脚商”)，一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二是来自印度的帕西商人。帕西人，英文名称为Parsee或Parsi，译名却很多。
1844年1月的英文《中国丛报》，记载了462名在华外国人的名单。人数最多的是英国本土人，共268人，占58%；其次是美国人，84人，占18%，第三就是帕西，共61人，占13%。法国仅仅只有10人，意大利4人，其余国家更少。
帕西商人是对华贸易的先锋。根据美国汉学家、大清海关的洋干部马士(H .B M orse)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809年的广州，英国本土商人只有1人，而帕西商人有7人。1831年，这个数字是32：21，英国本土商人开始领先；1833年，则是35：12。当今中国的一些史学论文，据此宣称帕西商人多于英国本土商人，其实犯了个低级错误：把马士记载中帕西商人的助手和仆役也合并进去了。
即便帕西商人在绝对人数上少于英国本土商人，其比例仍基本维持在1/4到1/2。而且，帕西人本身在印度就是外来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根在波斯(今伊朗)，帕西一词，意思就是“波斯人”(Persians)。与英国本土商人相比，帕西商人在与华商做生意时更为生猛。人数虽然不多，但那些“超常规”的跨国高利贷及鸦片走私，他们扮演着远超其人数比重的角色。
时人梁松年记载说，困扰广州“行商”的跨国高利贷问题，“其弊半由奸夷、半由贫商，而港脚白头之夷奸黠尤甚。”“港脚”，就是散商；“白头之夷”，就是帕西人，他们总是在头上缠着白布。梁松年继续说：“白头之夷一味贪诈，笼络贫商。货之卖也，先探得时价，然后与之议售，甜言滑舌，务使贫商亏本，而贫商明之亏本而亦与之售者，商久贫困，或关饷催迫，或客帐难延，无所为计。一受其货，即便发卖，得收其货价以救目前之急，取东补西，牵南填北，至无所取，不得不败露而归之夷欠。此各行"夷欠"(即欠外商的款项)积至数百万之所由来也。”(《心远小榭文集》)
这样不规矩的生意之道，连英国人也看不下去。东印度公司的文献，就将帕西商人称为“不守法度”的亡命之徒。1822年，为了向华商追讨高利贷，帕西商人请求东印度公司出面施加压力，但在10月7日的董事部会议上，东印度公司的高层却一致认为，帕西商人所“申诉的弊害，大部分是申诉者自己造成的……他们的行为，远不是有助于他们与中国商人的商业来往，因此，我们宁可保护中国人不受帕西人的诡计阴谋与狡猾的欺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这与乾隆皇帝一味打压华商，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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