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大笑，可怕的东西跑光光”(组图)

　　一只鸭子引发的狂潮或许是2013年最令人意外的文化事件。

　　5月2日，由荷兰艺术家霍夫曼创作的大黄鸭在香港亮相。整个香港开始为这只漂洋过海的鸭子而疯狂。据统计，每天约有30万人围观这只可爱的鸭子，海运码头一带水泄不通。高楼林立的维港因为憨态可掬的“大黄鸭”，瞬间变身童年的大澡盆。就连天王刘德华“朝拜”完巨鸭后，也称“心情马上变轻松”。众生举起相机、高过头顶，朝拜明星中的明星。在所有媒体平台上，你都能见到这只鸭子的倩影。而追鸭狂潮并没有随着6月9日大黄鸭离开维港而停止。历经11个国家、14座城市的世界巡游后，大黄鸭将于9月正式亮相北京，接下来或到杭州。

　　这个国家就这么需要一只鸭子来卖萌吗？大黄鸭算不算给中国大众普及了一次公众艺术？很多人见到大黄鸭会感到快乐，这背后有什么逻辑？

　　大黄鸭是一个容器，不同知识背景、年龄阶段的人将各自的需求投射其上并得到满足。但共通的一点是，很多人说，他们感到“被治愈了”。

　　一只鸭子引发的狂潮

　　“在这样快节奏、全球化的世界中，大黄鸭或许催生了人们的幸福感。”霍夫曼说。

　　在走红之前，它甚至都没有名字。

　　4月底，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了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一只巨型充气黄色橡皮鸭驶进香港维多利亚海港。说它“巨型”，是因为鸭子旁边正好有一艘船，在高16.5米、长逾19米的“巨鸭”面前，平时庞大的船只瞬间“缩水”。这只憨态可掬、色彩鲜艳的鸭子，开始被人们以“大黄鸭”来称呼。很快，香港娱乐业之都的巨大影响力开始在这只鸭子身上发酵，刘德华、彭浩翔、杜汶泽、余文乐、万绮雯、官恩娜、何韵诗……明星们身先士卒“追鸭”，大众的追鸭热潮一触即发。

　　大黄鸭出自荷兰艺术家霍夫曼(FlorentijnH ofm an)之手。他1977年4月16日出生于荷兰，在柏林取得艺术硕士学位，首件巨型动物装置《弗拉尔丁恩巨兔》于2003年展出，引起极大的回响。之后他陆续发表动物造型作品，夹着白色枕头的棕熊，人字拖鞋组成的彩色猴子……虽然形象不一，但相同的是这些作品全是大家伙。其中大黄鸭“出镜率”最高。

　　大黄鸭高有5、10、12、16.5米等尺寸，在香港展出的16.5米高的大黄鸭，由超过200块裁片组成，底部有直径超13米的浮床。整只鸭子花掉超1630平方米橡胶塑料，逾600公斤。在霍夫曼看来，无论你身高几何，在大黄鸭面前都会显得渺小，“大的雕塑能让公共空间看起来不一样，从而改变人们对环境的观察和思考。”

　　从2007年开始，大黄鸭就踏上了游历世界的征程。霍夫曼在创作它时，希望这个跟童年有关的形象可以治疗大家心灵、放松心情、无国界之分、不歧视任何人、不带有任何政治内涵。

　　邀请大黄鸭来香港的是大型商场海港城。从2007年开始，这个大型商场就与策展公司合作，多次邀请知名艺术家到商场举行艺术展，包括草间弥生的奇幻波点王国以及岳敏君的大笑雕塑展等。所以不少人对大黄鸭的第一印象是“海港城的又一次商业运作”。

　　但现实很快超出了预期。从海港城提供的数据来看，海港城平时每日19万～20万人次，大黄鸭展出期间增长了20%；往常周末每日20万～23万人次，展出期间最多增长40%，“人数最多的一天超过30万人，破了纪录。”工作人员介绍。

　　日本文化研究者何故曾去维港看大黄鸭三次，分别陪广州、上海、北京三地的朋友，“拜访大黄鸭的，更多是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觉得大黄鸭是香港的符号，如果不参与香港最热门的话题会觉得"吃亏"，"有没有搞错，你居然不去看？"

　　何故说：“香港人近年急需治愈系。”他分析，1998年金融风暴后，香港开始经济衰退。2003年“非典”后，中产大受打击，负资产的问题飙升。经济每况愈下，很多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都感到前途的迷茫。

　　“我相信霍夫曼在外观设计上经过多番尝试，才达到这样的比例。表情很可爱，全身的黄色偏橙，像蛋黄，假如是绿色、蓝色、红色会给人压抑感。黄色让人完全没感到威胁。”何故说。

　　大黄鸭在香港的风靡程度超出霍夫曼的预期。在他本人和太太一起打理的工作室里，定期都会接到海港城团队的汇报。这一团队有近20人。

　　5、6月并不是香港的旅游旺季，但大黄鸭的到来却点燃了中国人的游兴。在一桩内地学生到香港旅游不幸遭到强奸的社会新闻里，甚至都出现了一句“是去香港看大黄鸭的”。而大黄鸭因为台风天而“漏气”，也在社交网络里被谬传为“被内地游客扔烟头所致”。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巴塞尔艺术展在香港举办，大黄鸭与湾仔会展中心隔岸相望，让人更思考艺术到底是什么？让人快乐的东西就不是艺术吗？

　　“在这样快节奏、全球化的世界中，大黄鸭或许催生了人们的幸福感，或许也和中国流行的卡哇伊文化有关。”霍夫曼说。

　　中国人有多喜欢这只鸭子？杭州、佛山、芜湖、无锡、重庆、天津、西安、淡水、东莞等地很快出现了“山寨”大黄鸭。霍夫曼则收到300多家亚洲机构的邀请。“我要进行细致的分析，很多机构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这样我就要慎重考虑，我希望的机构是把大黄鸭看做一件艺术品，真正地理解它、欣赏它，我愿意把承办权交给这样的机构。”他曾对外表示。

　　最终大黄鸭确定了下一个目的地 北京。

　　“这是荷兰送给北京的赠礼。”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副主任曾辉告诉南都记者。成立于2011年的北京国际设计周每年邀请一个国际知名设计城市作为该年度主宾城市。今年的主宾城市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荷兰有米菲兔等著名卡通形象。“荷兰推荐了大黄鸭的艺术家参展，因为大黄鸭是当代荷兰最著名的代表作，况且霍夫曼在设计大黄鸭时就有全球巡游计划，他一直想到中国来。”曾辉强调，“我们有熊猫，却没有《功夫熊猫》。希望以此为契机，唤醒中国设计的原创精神。”

　　一种微妙的心理满足感

　　任知明显感觉到这两三年治愈系文化在中国蔓延开来，譬如日本治愈文学女王吉本芭娜娜、青山七惠的书，茶道、香道，乃至森女系、自助旅游、猫咪咖啡馆等。

　　大黄鸭走红中国，有人调侃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童年”。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只鸭子。在香港，就不乏批评意见。有人认为，大黄鸭虽然可爱，归根结底仍然是资本运作下的商业市场手段，其可爱外表除了吸引人群与之争相拍照外，无法带来美学以及对社会的反思。也有人说，哪怕放只猪放只狗在海边也会引起反响。

　　放只充气猪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大黄鸭漂浮在维港时，“M +：充气”展正在西九龙展出。这个展览包括六件大型充气雕塑，其中一件就是艺术家曹斐的烧猪。烧猪显然并没有像大黄鸭一样被人宠爱。

　　在种种讨论中，惯于将作品纳入意识形态讨论的内地艺术界，一度对大黄鸭失语。而大众的体验和感知却主导了这场讨论。

　　在心理咨询师、广州向日葵心理咨询中心创办人胡慎之看来，大黄鸭有治愈自我功能。他说，大黄鸭的原型是浴缸里的橡皮黄鸭，橡皮黄鸭开发之初主要是作为孩童沐浴时的玩具之用，能如鸭子般漂浮在水面上以吸引孩童的注意力。“小时候我们洗澡的感觉，特别在玩玩具的时候在心理上是很满足的，满足感储存在无意识中，大黄鸭激发了这种满足感，变成治愈的功能。”

　　胡慎之小时候没有玩过浴鸭，大黄鸭对他的治愈效果不是很大，“但这个可爱的东西让我产生爱的感觉”。他1岁多的孩子喜欢在洗澡时玩小黄鸭，小黄鸭一摁就会叫，孩子特别喜欢，会在浴室里玩很长时间。

　　给人带来满足感，就是所谓“治愈”吗？

　　“治愈系”一词源于日本，在1999年之后出现，此前只有“舒适系”这一称呼。1999年音乐家坂本龙一发表的单曲《BT T B》作为治愈系音乐获得很大成功，形成了“治愈热”，把节奏舒缓、放松心情的音乐都归到这一门类。那之后治愈系家族扩大，出现治愈系动漫、文学、电影等。

　　据《完全治愈系》作者、70后诗人任知介绍，“治愈系”在日本是一个涵盖了众多艺术门类的概念。有人认为村上春树的《海边卡夫卡》和吉本芭娜娜的《厨房》等作品都有着极强的治愈功效。而治愈系动漫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像宫崎骏的吉卜力和新海诚的作品，经典作品还有《水果篮子》(大地丙太郎)、《夏目友人帐》(大森贵弘)、《虫师》(长滨博史)等，这些动漫作品纯洁而纯粹，让人逃脱世俗的羁绊。日剧也有治愈系，最典型的是仓本聪的《温柔时刻》和《风中花园》。治愈系电影类型则更加丰富，可分为美味电影、怀旧电影、散步电影等，像富永舞的《蜗牛餐厅》、荻上直子的《海鸥食堂》、三原光寻以“归乡”为背景的《乡村照相馆》。

　　这样的解释，足以让对日本治愈文化并不了解的人发出感叹：原来你曾喜欢的影视、动漫都可以纳入治愈系范畴。

　　任知分析说，日本人的“治愈”心理来自战后的“原罪”意识。日本进入后工业时代后，工作压力大，传统家庭功能逐步丧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造成财政恶化，竞争加剧，社会发展陷入低迷。群体社会的崩溃中，都市生活节奏反而加速，在物化的人际中疏离，也无法在家族和集团获得归属和依赖感，导致自我迷失的加剧。“很多人无法解脱，有些人心情抑郁，因此治愈文化大行其道。”

　　但治愈系在中国仅仅零星出现。南都记者在豆瓣网上搜索发现，与治愈系相关的小组近40个，人气最高的小组是“治愈系动漫”，建立于2007年11月8日，聚集14158个粉丝。直到去年10月，任知的《完全治愈系》出版，被出版社称为“国内首部全面解读日本治愈文化的暖心力作”。

　　任知告诉南都记者，写作此书纯粹是机缘巧合。“2009年，我搞了个日本电影讲座，研究日本1989年至今的电影，发现治愈系电影的脉络。后来同心文化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系统介绍日本治愈系文化。出版社能关注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我作为一个研究者，也能做到呈现另一种生活方式。”

　　2012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31个省(区、市)1566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2%的人坦言自己压力大，85.6%的人会选择“治愈系”来化解压力。受访者中，70后占24.1%，80后占53.0%，90后占14.0%；80 .1%为在职人员。

　　治愈系在中国有怎样的需求？任知说，2012年10月，他在厦门“不在书店”做《完全治愈系》新书发布活动，现场观众对日本治愈系生活方式很感兴趣，“讨论很活跃，具有燃烧感”，而这书“总体销量不错，还加印了”。他明显感觉到这两三年治愈系文化在中国蔓延开来。譬如日本治愈文学女王吉本芭娜娜、青山七惠的书畅销，茶道、香道，乃至森女系、自助旅游、猫咪咖啡馆、国货收藏也开始兴起。任知说，中国与日本国情不同，治愈系流行于中国是因为中国处于崛起阶段，人们精神压力大，每天望房兴叹，买得起车烧不起油，工作中各种考核，酒场饭局应酬多，家庭责任重，“需要寻找疗伤的出口”。

　　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2007年由译文出版社推出后，很快就登上了畅销书榜，至今已加印十几次，创造卖出十几万册的好成绩。该书译者竺家荣告诉南都记者，她翻译的日本文学跨越100年，包括川端康成、渡边淳一、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青山七惠等，“在翻译青山七惠作品的过程中，我发现她所诉说的大多是年轻人的迷茫，平淡的生活，安于现状。跟日本战后文学很不一样。”

　　这种平淡生活的幸福，让人想起治愈系经典之作、宫崎骏动画电影《龙猫》里的台词“我们一起大笑看看，可怕的东西就会跑光光了。”“有些烦恼，丢掉了，才有云淡风轻的机会。”

　　[一家之言]

　　“治愈系”的社会性

　　最近大黄鸭游走于神州大地，不少人因为大黄鸭为儿时玩物，于是由此勾起潜藏的怀旧基因，并因此视之为“治愈系”的汉化演绎。可是，我认为此乃美丽的误会。

　　“治愈系”的由来

　　日本“治愈系”乃社会问题延伸出来的回应、变奏。不同治愈系作品背后均有可供对照的清晰社会脉络。相反，大黄鸭是空降的舶来品，无论到哪一处都同样以大同小异的面貌示人，本质上截然不同。

　　究其实，“治愈系”在日本语境中，源于《圣经》中神迹的治愈作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治愈风潮”以降，融入了宗教人类学、心理学等不同范畴的专业知识，才逐渐成为结合流行文化的消费形态。构成热潮的背景首先离不开社会整体上的挫败感九十年代后半期经济崩坏，消费税增加，以及亚洲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大众心中涌现强烈的不安及焦虑。

　　“治愈系”乘时而起，最初是艺能界的用语，再溢出成为潮流语。起初以女艺人为主，一众女星配上“治愈系”偶像冠冕，以能为观众带来安心祥和的心理反应作为招徕。代表作有日本咖啡G eorgia的饭岛直子系列，通过她对建筑工地中人员的吴侬软语关怀问候，让上班族的精神为之一振。

　　“治愈系”也由此逐渐成为社会标签，如心理学家香山利加被定性为“治愈系”评论人，而“治愈系”的搞笑艺人有三瓶，甚至连政治家也有被扣上“治愈系”标签的(自民党的松元纯)。音乐上的H ealingSeries如feel、im age及pure等系列的大受欢迎，均同时助长“治愈风潮”的炽热燃烧。

　　“治愈系”的侦探元素

　　除以上与社会不安同时催化的治愈产物，日本的治愈风潮得以大盛，可看成流行类型结合的成果。

　　如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自松元清张开始早已融入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名作《砂之器》针对麻风病人及其后人的歧视而生。回应社会问题且寻求回应方法，几成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正色，后继者如宫部美幸不少作品同样有松元气息在回荡。头脑灵活的畅销书作家，早已把一时一刻的流行风潮，融入自己的创作蓝图中。

　　把“治愈系”的精神加以深化，当中的表表者，我认为当属东野圭吾。自《放学后》得奖以来开始十数年半红不黑的写作生涯，我认为东野圭吾一跃而成爆红作家，关键在于把治愈元素融入作品中，让读者得享多重抚慰。《新参者》在主轴的杀人命案追查之余，每集为一个家庭破释疑云，把当前不同日本家庭问题分配其中，是把治愈精神化为流行良品的精准示范。正因为有优秀的创作人推波助澜，治愈风潮才得以更隐晦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中，令共鸣处处。

　　对我来说，表面的治愈产物俯拾皆是，但可否真正为你疗伤，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没有在地化社会脉络的针对性回应，治什么愈也不过是屁话罢。

　　汤祯兆,日本文化研究者

　　[业界观点]

　　“有病”的时代，人们渴望温情和自由

　　受访者：金城　漫友文化董事长

　　“我在1980年代看到《龙猫》，当时非常震撼，找到自己喜欢的、想象之外的惊喜，如同魔法呈现在面前。”中国漫画业的领军人物、漫友文化董事长金城说。

　　那是连环画的年代。1982年，连环画的年出版量达到8.6亿册。一本受欢迎的连环画可以卖到几百万册。中国动画处于做代工的年代，原创作品仅《阿凡提》、《哪吒闹海》、《黑猫警长》等几部。“突然出现《龙猫》这么大的、奇怪的造型，蕴含无限故事，给了人们很多想象。”金城说。

　　1961年，金城出生在黑龙江省望奎县一个清贫的工人家庭。小学时，他就开始了漫画投稿。还没跨出中学校门，就已经在为出版社创作连环画。1983年5月，《连环画报》刊登了金城的作品《明姑娘》。温馨的线条、清新的格调获得好评。《连环画报》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广泛、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之一，发行量达百万册。

　　“当时一幅连环画是8块钱起，高的时候大约是二十几元，一本作品画下来可能得到成百上千元稿费。一年下来，可以赚到一两万元。”金城说。

　　1985年前后，连环画市场突然崩盘。日本动漫《龙猫》、《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进入中国。1990年代初，推介日本漫画的《画王》杂志出现，圣斗士等漫画开始进入中国孩子的童年。

　　“日本漫画影响了中国作者的创作，现在也是，”金城解释，那时美国进入中国的动画非常少，无非是《猫和老鼠》，“从今天"治愈"的角度看，美国动画充斥掠夺、恶搞、对物质的追逐，找不到有治愈功效的作品。”

　　“以前中国的片子完全是沉重的话题，看完很挣扎，《龙猫》真(令人)眼前一亮。可惜，现在的片子很少再有那种惊喜。”采访中，金城第二次提到《龙猫》。

　　1985年，金城离开黑龙江老家到广东寻找发展机会，不再画连环画，开始转身摸索漫画。当时香港著名漫画人黄玉郎将漫画由单纯个人创作转为产业化运作的模式深深打动了他。1997年，金城以160万元资金在北京注册了一家漫画公司，第二年改名为漫友文化，创办《漫友》杂志，并创办了中国原创动漫第一奖 金龙奖。

　　大黄鸭让金城“有一种内心的安静，使复杂的内心变得单纯”。金城说，他第一次听人说起大黄鸭是在杭州动漫节的同行聚会上。同行把它当一个企划案例来分析，大黄鸭的营销策略是“浴盆鸭让你回忆童年”。他起初并没上心。随着微博、电视及纸媒报道的狂热，金城开始关心这只鸭子。

　　“整个社会机器裹挟着人往前滚，人们要创造财富，创造绩效，人不可能停下来，一停就落伍。但每人的内心向往轻松，才有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金城用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的《大家都有病》来举例：“这是一个有病的时代，一个有病的社会，和一群有病的人重点在于不知不觉中，大家的心灵已被现代许多荒谬现状所扭曲。”所以，日本治愈系文化无疑具备这种疗伤的条件。

　　在金城眼中，治愈系可以是一个形象、一首音乐、一本小说或一部电影，作品本身没有疆域，从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到赵薇的《致青春》，这类题材的火热，说明整个文化潮流一脉相承，人们渴望温情，渴望心灵自由。

　　金城说，内地治愈系漫画以刀刀、寂地的作品为代表，“但总体缺乏成功的代表作”；台湾几米的漫画是非常典型的治愈系作品。在国内，最受欢迎的是幽默类的漫画，譬如朱斌的《爆笑校园》、手机漫画《疯了！桂宝》、《乌龙院》等。漫友文化自2003年推出第一部《乌龙院》到2008年底，将近6年时间，共发行3000万册。

　　“现实社会人们处于压力下，需要排解压力，这种幽默类漫画应运而生。但这种类型的漫画在美国、日本不是主流，在美国、日本、欧洲流行讲长篇故事、扣人心弦的漫画。美国有超人、得了普利策新闻漫画奖的《鼠族》；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家流行《丁丁历险记》，人们很愿意投入去看历险故事。在中国的当下只看恶搞的漫画，长篇叙事、环环相扣的漫画，人们暂时还静不下心来看。”

　　B 14-15版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实习生 苏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