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论明朝奇书《金瓶梅》风行的社会背景说：“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
这里被目为造成明代世风日下的罪人之一的盛端明，是广东揭阳人，号程斋、玉华子，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十五年中进士。他本应成为乡邦的荣耀，何以成为反面人物？原来盛端明一路仕宦，在任职右副都御使时，遭弹劾削职回乡，“家居十年，好药石及长生之术”，被以方术得宠的陶仲文举荐，再度出山，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但食禄不治事，供药物而已”。身为文士，却是以方药之术得任高官，所以《明史》批评他“起家甲科，致位通显，乃以秘术干荣，为世戮笑”，将其列入“佞幸”传。
若论明朝世风败坏的罪魁，自然首推那位20多年不理朝政、沉迷炼丹的嘉靖帝，不过其他人也起了推波逐澜的作用。重视气节的士林清议认为，像盛端明这种中过进士的文人，尤其不应该以方术迎合。大节有亏，所以我们也很难替这位岭南乡贤翻案。不过，历史人物不一定只有非黑即白的脸谱，具体来看盛端明的作为，或许可以替他做减罪辩护。
首先，盛端明的方术未坠邪道。时人认为盛端明等人“多以春方、媚药、房中术进，皆得恩宠”，迎合宫廷淫风，“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房中术)耳”，所以“虽致位卿贰宫保，俱无行之尤矣”(《野获编》)。当时首辅万文康曾患阳痿，后有御史进献秘方治愈，人们讥讽其为“洗屌御史”。这些都反映旁门左道为社会所不齿。
但同为方术，亦有正邪之分。盛端明与顾可学进献的“秋石”，以前曾经介绍过，系“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遗”，固然有神秘色彩，但毕竟是药物的一种，比陶仲文进“红铅”要正道得多。后者据《野获编》载，系“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嘉靖为此曾两次选460多名未来月经的童女进宫圈养，候采初次月经为“红铅”，方法极不人道。同时代的医学家批评说：“近世术家有导取红铅者，使童女同内服壮阳泄阴之药，外用异术以取之……是杀人而疗人也，岂同仁之德耶？”(《医方考》)李时珍更强烈批评此为“方士邪术，鼓弄愚人”，《本草纲目》中明确宣布“凡红铅方，今并不录”。但是秋石在历代医药著作中都一直有收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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