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毛远耀：毛主席直接影响了我

　　我1954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作为长子，自幼就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

　　上世纪70年代，农村生活十分艰苦，尤其是农村老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的现象十分普遍。为此，我立志要成为一名好医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报名参加了县里“赤脚医生”的培训班。在班上，我努力学习医学知识，既学中医，又学西医。由于成绩突出，老师让我留下来在培训班当老师，我考虑到家乡的需要，谢绝了老师的挽留，回到镇里，当起了一名“赤脚医生”。

　　当时老百姓的收入比较少，一年就几百元，村里人看病还要跑到县里，因病致贫的现象经常出现。为解决老百姓就医难的问题，1974年，我与另外两名同志成立了一家农村医疗合作站。农村医疗合作站成立后，为降低药材成本，我们就近取材，自己爬到附近的山上收集草药。为让本地老百姓能看得起病，80%的费用由合作站承担，20%由老百姓自费。说实话，当时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辛，一晚上出去夜诊三五次是经常的事。后来，合作站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了周边4个镇的老百姓都到我们这里看病。

　　我认认真真做了两年的“赤脚医生”。1976年的一天，大队书记找我谈话，谈到介绍我入党的事。当时，我真的很激动，因为入党对我们那一辈人来说，是一件十分光荣的大事，是许多先进青年的追求。在大队书记的介绍下，我于1976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今年93岁，1918年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党龄有67年了，回忆起我的入党故事，仍清晰地记得其中的一段曲折。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这些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我1936年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10月参加战地动员委员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八路军一起战斗。1939年，我在县里一个高小任教导主任时，提出了入党要求，1940年写了入党申请书。

　　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偏偏无中生有地出了个问题，不知怎地我上了国民党的名单。没办法，我只有认真改造思想，努力工作，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和考验。在长达5年的过程中，我焦急、苦闷、委屈、失望的心情，真是难以与外人道也。

　　但是，我始终感到党组织对我是关心的、信任的、重用的。1944年，接到党组织通知，我参加了一次中共左权县委会议，会上说我的问题已搞清楚了，县委书记杨蕴玉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为我做入党介绍人。我激动极了，经过5年的考验，终于加入了党组织。

　　我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国民党的名单上，到了“文革”时期才查清楚。组织上找到了有人为了交差编造了辽县（今左权县）国民党党员名单的证据，我就是被编造进去的。1971年，教育部五七干校第六连高教出版社领导小组开了全连大会，宣布了审查我的国民党问题的组织结论。

　　1961年，教育部派我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196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恢复，我出任副社长、党委书记。可以说，从入党开始，我几乎没离开党的工作。如今回顾我的人生，入党是我不悔的选择，是我一生的骄傲。

　　我们那时候入党是很困难的，我们那一届200多个学生，到毕业时才有3个人入党，回想起31年前在大学的入党经历，我依然非常激动。

　　1960年，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总是教导我，在政治上一定要追求进步，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埋下了一颗上进的种子。

　　1976年，我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了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到了兵团的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割麦子、插秧、挖土方，事事冲在最前，样样干得在行。我很快被任命为女青年班的班长。我虽然在整个班里年龄最小，但无论是连队的生产活动，还是文艺演出、办板报，我都带着整个班干得有声有色，所带的班也被授予“女青年先锋班”的荣誉称号，邓颖超还专门给我们班写过表扬信。

　　由于表现优秀，我很快就被作为入党的重点培养对象接受组织培养。正在这时，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决定参加高考，到大学去深造。

　　进入大学之后，我再次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成绩是年级的第一名，加上原来接受过组织的培养，组织上很快就把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继续培养。我感到很光荣，但是也很有压力，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1980年5月，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想起自己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党给予我的精神财富是丰满的，如同烙印一样，在我的生命中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党员这个称号，就像是旗帜，引领着我不断提升自己。我时刻告诉自己，决不允许做一名党员不该做的事，要对得起人民教师的称号，更要对得起共产党员的称号，我多次获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我出生在革命老区、广西河池市东兰县一个普通的壮族农户家，在这片土地上，韦拔群等革命先烈领导了可歌可泣的百色起义，建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我从小听着这些革命故事长大，革命志士的执著和担当激励着我。

　　生在和平年代，我对报国有了新的认识。1984年，我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三石镇中学任教，在相对简陋的农村教学条件下，我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工作的第一年就把这个在全县排不上名次的中学的化学成绩变成了全县第一名。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丝毫没有懈怠，我知道，有一种信念一直激励着我，那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因工作成绩出色，1986年，我调入东兰县城中学任教，我第二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93年，我又调到河池地区高中任教，工作环境变了，但我对党的追求一如既往，而且愈加强烈，我第三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知道自己离党的要求还有距离，于是更加努力地工作。在知识的积累和生活的历练之后，我对党、对教育事业的理解从之前的蒙眬到后来的清晰且坚定。

　　终于在1994年7月，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我人生中最荣耀的一次褒奖，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自身的责任更大了，入党将激发我更大的潜能，在之后的从教道路上，我用一个党员的胸襟和使命感开创了教育事业新的高地。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当时我正就读于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高亢的抗日救亡歌曲，加上红色刊物，让我对入党产生了高度热情。193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18年了，毛泽东同志担任党的中央领导人，我能加入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下的共产党，觉得很自豪。

　　1938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当时共产党实行的方针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而蒋介石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蒋介石的做法激起了民愤，所以很多人游行集会。当时我并没有参加，我作为党员要长期埋伏，并奉行周总理提出的“三勤政策”（勤事、勤学、勤交友）。由于当时的党员都按这个方针去工作，所以我们为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1940年我担任了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当时全云南党员有240人，西南联大占1/3，是最大的一个党总支。在入党之前，我是民先队队员。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我被调到省里“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但随后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我是被抓名单里的一个，但由于得到了消息，我得以侥幸逃脱。

　　1946年延安失守后，我辗转到了华北，参加平津学生运动。1949年，我被派到北京石景山区当区长。我28岁就做了区委书记，但是我并不觉得了不起，因为周总理是我的榜样，他在29岁时就领导了南昌起义，所以与他比我还相差很多。

　　1980年，我出生了。在这个年代里，入党无需担负抛洒热血的风险，却在某些时候意味着对信仰的肯定。在中学时，我被推荐加入学校的课余党校，我一度陶醉在优越感中，却忘了叩问自己：为什么要入党？

　　带着这个问题，我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仔细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一探寻，就是整整7年。朋友提醒我：入党说不定会对将来找工作有好处，你为什么不动心呢？我会明白地告诉他们，选择入党就是选择了一种信仰。首先我要在了解世界、了解自己的基础上坚定自己的信仰，然后才有资格申请入党。

　　在这7年里，我学习着、观察着、感悟着。2004年春，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六十次年会、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相继在上海召开。那时，志愿者还是一个神秘而充满新鲜感的名词，我有幸忝列其中，和华东师大的同学们一起为两次大会服务。我亲眼见证了平易近人的温总理如何为消除贫困而殚精竭虑，也知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如何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志愿者服务结束后的某一天，和母亲整理房间时发现了过世多年的外公年轻时写下的入党申请书。外公曾三次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是其中一次的草稿。申请书用蝇头小楷写了20多页，外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颠沛流离的生活历程和对党由了解到向往的思想轨迹都历历在目。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能相信外公笔下那个满目疮痍的中国和我眼前这个强盛安宁的中国仅仅是相隔几十年的同一片土地？这一切巨变的背后，闪耀着一个伟大的名字中国共产党。

　　我，一个在建国前夕就入伍的老兵，入党则是我离休之后数年的事。是我不想早入党吗？否，十分想！是什么原因拖了这么多年？是那个时代的政策使然。

　　我是在武汉解放的第二个月1949年6月入伍的，一个敢于14岁参军的孩子，当然是想进步的，也多次写过入党申请书，但我的成分和社会关系都不好。所以，一直拖到1997年，政策上有了大的变化后，入党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关于成分问题：我父亲徐元度，原是位难得的人才，他是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和辞典学家，可他的成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不搭界。

　　社会关系那就更“复杂”了！我外祖父吴禄贞，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盖世之杰”的辛亥革命先烈，为国捐躯时才31岁，可那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姨和舅后来为此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也有留在海外的，这一下我又有了海外关系！海外关系在那个年代犹如“特嫌”。

　　有一天，我看到报上有条党的十五大修改党章的消息，其中有一条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拿着登着这消息的报纸去找我的邻居厦门大学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卞守耆，他笑了，说了句：“哎呀，过去那些……”他主动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并约另一位老兵陈敏兰一起介绍我入党，我的入党问题就很顺利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