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田支路，116路起点站，茂密的树荫让人感受舒适。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杨眉（除注明外）
星期日周刊记者 戴震东
曲阳新村密二小区居委会的张惠明主任介绍了一位采访对象给记者，说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居民了，这位老住户姓赵，4岁搬到曲阳，一住将近50年。老赵也有明显曲阳中年男人的特征脖子里有一串金项链，老赵的同事拿他“打朋”，说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审美观。但对于老赵这一代老曲阳来说，上世纪80年代确实是他最好的时光。
1964年：带浴缸的房子
老赵是密二居委会辖区里资格最老的曲阳人了，他1964年就来了。
1964年，老赵4岁，他父亲的单位分房子，举家搬来了曲阳。此前他们全家住在母亲单位分配的普陀区棉纺新村的房子里。
相比棉纺新村，曲阳这里上了一个档次。不过当时这里还并不叫做曲阳新村，而是玉田新村。当时的玉田新村只是今天曲阳新村的一个西南角，上世纪60年代时别说中山北二路了，赤峰路往北就是一片农田。
玉田新村和曹杨、田林一样，也是上世纪50年代后兴建的工人新村，是三层楼坡顶的木结构房。不过老赵家搬的房子是上世纪60年代后修建的新工房，两排四层楼的平顶公寓。老赵的父亲当时是上海港务局的正处级干部，而那批新房便是专供港务局科级以上干部居住的，以当时上海的居住条件来看，这个房子是高规格的，因为每个公用的卫生间都配了浴缸。
“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我们家上楼一个走道里有四间房，住着三户人家，我们家占了南北两间，另外两间房则是其它人家的。当时一个走道里面配一个厨房和两个卫生间，那个厨房面积很大，好像有十几平米。卫生间里有一只浴缸，在上世纪60年代还是蛮稀奇的，所以会有人专门到你们家来洗一把浴缸的。”老赵说这些的时候眉毛是扬起来的。
今天这些旧工房仍然是曲阳新村的一部分，四层的后来被加高到了六层，而原来那些上世纪50年代建的三层的房子也被加高到了五层。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曲阳的平顶房都改成了坡顶。
“我刚刚搬过来时，这里只有原来上世纪50年代建的工房和港务局干部的房子，周边还全是农村。由于这一带的土质不是很好，因此农田里只有种两种作物，一是卷心菜，二是花菜。”老赵说，当时玉田新村的生活和其他上海近郊的地区没有什么不一样，比如家家户户也都是烧煤炉的，这里附近只有一个菜市场和幼儿园，没有其他的公共设施。当时周边的公交路线只有70路和79路，如果要买东西，尤其是买大件，就需要坐车去四平路的百货公司，那是上海东区最大的百货公司了。
老赵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我八九岁的时候。当时买东西不是还是要凭票的嘛？现在的曲阳工商局本来是菜市场，那个时候居民们买菜要从深夜就开始排队。排那么久的队人要吃不消的呀，所以大家就拿砖头、篮子或是烂菜皮来给自己占位。那时菜市场在门口拉了一条绳子，让排队的人把砖头或是篮子吊在绳子上，菜市场有专人维护排队秩序的，所以关系好的邻居们就共用一块砖头或是篮子，然后排到的时候就一起进去买菜。”
这种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很大程度上因为周边邻里大多都是单位的同事，彼此知根知底，甚至于没有多少的隐私可言。在采访曹杨新村的时候，作家于是就跟记者谈到，小时候早晨出门就能见到隔壁家刚刚发育的大哥哥穿着条短裤光着膀子在水斗前刷牙。这种景像是后来出生的孩子很难再去想像的。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曲阳如今的邻里关系也不如以前了。这个老赵最有发言权，他是居委会兼职的人民调解员。
老赵说，“社区里的老的搬家的也不少，新来的居民也蛮多的，邻里关系应该说还算可以。但是毕竟不像以前那样都是老邻居，现在的人大家关上门来做自己的事了，各管各的。现在居民装防盗窗的确实很多，以前这是没有的，好像有一点人人自危的感觉。而且很多居民都有违章搭建，顾己不顾人。我们做调解工作的也比较难，以前人家看到居委会来的，总归会比较客气，心里会想自己有什么不对的，要改的，现在的人不是这样啦。”采访中总出现这种情况，谈如今的便容易冷场，还是谈谈过去。
在老赵的印象里，童年的时光就是“打弹子，刮刮片”，和大多数那一代上海的记忆是相同的。但也有不同之处，因为他家这一片住的都是上海港务局的中层干部，后来在文革中不少人家都受到了冲击，其中也包括了他的父亲。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1977年，老赵从中学毕业，又念了两年职业学校，进了宝钢下属的一个单位工作。对于当时来讲，能进宝钢已经是很好的一份工作了，不亚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了。
1986年：120元一桌的婚宴
“那时工作真是辛苦，早上四点就要出门，晚上九点才到家，在路上的时间一天超过三个小时。我那时坐101路公交车转53路，每次上车以后就拉着扶手打瞌睡。人实在太累了，所以站着也能睡着……”老赵叹了叹气。
人们往往都是在离开家之后才能比较出自己居住的地方与别的地方有何不同差异的。老赵本身原本也没觉得曲阳这里有多偏僻，和棉纺新村相比，当然算是好的了。直到一件事才让他知道，曲阳这块地方在市中心人的眼中大概也只好算是“下只角”了。
工作后不久他被派去锦江饭店学习，锦江饭店的人问他住在哪里，他回答在曲阳，然后对方就问，曲阳在哪里？于是翻开地图找，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行政区域图最北就到大连路了，然后要看曲阳，就得翻过地图看背面了。
不过，这种情况没几年就发生了变化。随着1983年邓小平考察曲阳社区，让曲阳新村这四个字一下子在上海人中间有了知名度。“在上世纪80年代时，曲阳新村算是很好的社区。曲阳新村的房子大、新，比当时其他的社区，比如控江新村、曹杨新村都要好。而且曲阳新村建成时，附近的公共设施也一应俱全。你们现在看到的那家很大的家乐福，老早就是上海第七百货公司。附近有医院，还有学校、百货公司，算是规划得很好的小区了。”老赵不再有提起曲阳无人知晓的尴尬了。
对于当时20岁出头的他来讲，曲阳知名度提高最实惠的是他的婚姻大事。“我当时结婚不算什么问题。”老赵的眉毛又扬起来了，“她不是曲阳长大的，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当时老实说，我在曲阳新村有房子，结婚对象总归好寻到的。而且我一个月可以拿五十多块，她只有二十多块，我的工资几乎翻她一个跟头。两个人过日子是很好了。”
到1986年，曲阳新村大体已经完全建成了，虽然在规划上已经是划时代的，但别忘了上世纪80年代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代。老赵在曲阳新村就遇到了难题，和他太太谈恋爱却没有有情调的地方可以坐坐。
“要看电影，我们只能走到控江电影院或是四平电影院，再或者就只能去杨浦区文化宫了。如果要去公园，我们这附近没有适合谈朋友的公园，也只好走到和平公园或者虹口公园去。”说到去找公园，办公室里老赵的同事们都笑了，老赵也难得露出了不好意思的表情。“不过，那时看电影很便宜，一张电影票只要5分钱。和现在比，那时候谈朋友负担很轻的，不像你们现在看场电影也要老价钿了。以前谈恋爱就是靠走，靠兜马路。吃咖啡的话在当时还是很贵的，你晓得当时德大一杯咖啡多少钱？5块钱一杯！一个月平均工资36块的时候喝5块一杯的咖啡，就像周立波说的那样，有人在咖啡馆里可以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真的可以把清咖喝成卡布奇诺。”
1986年，老赵和太太结婚在赤峰路上的牡丹亭酒家摆了8桌，算是当时曲阳新村最好的饭店了。那里的一桌酒席是50元起，老赵的父亲选了120元，最贵的。“我当时就50块一个月，怎么办的起！阿拉老头子么是100块一个月，伊讲了算。”老赵咪咪一笑。
今天，牡丹亭酒家已经换成了前些年新开的“大佬官”酒家。老赵结婚以后又从玉田新村搬到了密二新村。从1964年算起，老赵这一家老小在曲阳住了有将近50年了。
（陈齐乐对本文亦有帮助）
作者：戴震东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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