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在主刀做了第一个手术后，郑民华（右二）请同事们喝香槟。
在法国，郑民华在朋友家里和资深医生交流。
1986年，郑民华要去法国交流，当时还没有直航，他先飞到北京，再转机前往法国。
从手术室出来，郑民华感到有点疲惫。
初中时，郑民华靠着自学丛书考上了复旦附中。
星期日周刊记者 顾筝
郑民华之前所接受的采访都是关于医学的。在进行采访沟通时，很明确地告诉他，我们的采访和医学、医术没有关系，我们想了解的，是他这个人。
他有点疑惑，“医生是很无聊的，都没什么自己的生活。 ”这是实话。从医近30年，他的生活状态依然是：每天早上7点多上班，晚上8点左右回家，出差安排在周末，尽量不吃午饭，晚饭时间不定。郑民华在他的工作中获得了很大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只是困惑渐剧。他所处的行业，获得的指责渐渐增多，人们的不满意感强烈。郑民华承认一部分，但听了还是会有冤枉或为难的感觉。在整理老照片的时候，他也回顾了自己的过去，他发现最有幸福感的时期是在1990年代。 “那时病人没那么多，我们的工作压力没那么大，人和人之间的诚信程度也很高。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病人沟通，在医学上也能不断进行创新。现在的医疗技术进步很大，可是医生和病人却都不满意、不幸福。 ”
开放了，很想了解国外是怎么样的
我是赶上了好时光。
文革结束的时候，我还在读初中。那些去插队落户的知青是看着自学丛书去参加高考的，我哥哥就是如此，而我是看着自学丛书考高中的，之后就得到了正规培养。
我在1978年考上了复旦附中，每个周末都要坐车去学校。有时是区间车，在人民广场停下，那里晚上总有演讲的人，讲哲学的，谈理想的，讲什么的都有，演讲者激情四溢，底下围观的人很多。我站在那里听，往往就忘记了时间，等到意识到要回学校时，已经没车了，我就从人民广场走到学校。
那时老师对我们投入很大，晚自习天天都来，看着我们。高中生活是很紧张的，几乎每天都要做一张考卷，而那时全国用纸很紧张，那用什么纸呢？用的就是过去写标语的那些红红绿绿的纸。每天早上6点15分就吹号让我们起床跑步锻炼，之后就是吃早饭早读，吃早饭的时候学校喇叭里一直都在放梁祝的小提琴音乐，所以我对这首曲子非常熟悉，一听到就想起我的中学时光。
很快就进入了八十年代，我要参加高考。大学比现在难考，入取率低，所有人都要走高考的独木桥，按分数的高低决定是进大学还是技校。那一年大概有29万历届与应届生参加高考，重点大学只招1万多人，那真是一考定“终生”。所以当考上大学后，父母去商店买蚊帐、草席、热水瓶等用品，别人一看你们买这些东西，就知道是孩子考进大学了，营业员看到都很羡慕的，态度就很不一样。而我们出门，都会戴着校徽，感觉很骄傲。
大学相对高中，是轻松了一些，但我们内心还是挺要读书的，主要的事情就是读书，早上起来锻炼、上课，晚上上自修课。邓丽君的歌曲已经传来了，学校教务处长会在寝室门口听，如果听到有寝室里在放《绿岛小夜曲》等歌曲，就要进行批评。学校里也开始跳交谊舞，不过辅导员会在门口看，如果你穿的是牛仔裤甚至是劳动布做的裤子，就不能让你进，女同学也不能擦口红，那时管束还是很严的。
我读的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法文班，读医是因为看了电影《无影灯下颂银针》之后，对医院有一种好奇，就想去做医生。选择读法文班是因为那时觉得国外是一个梦想之地，读外语是一件好事。我们封闭得太久，尼克松访华之后，外国人来得多了，他们在路上走，我们小孩围在他们前前后后转，感觉像是在动物园看动物一样。改革开放后，人也开放了，很想了解国外是怎么样的。
毕业的时候是1986年，前几天我还在和在我们这边实习的同学说，我们那时的社会还是很公平公正的，毕业分配，就是前几年的成绩加上毕业前的一次考试成绩，然后排名，根据排名名次自己再进行选择。而我们因为是法文班，那时外交部和巴黎卫生局有一个合作协议，我们有机会去法国，班里总共20多人都去了法国。那时还没有直飞航班，我们先飞到北京，再等两三天才能搭上飞机去法国。
虽然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但内心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安。可能现在不怎么理解，但我们当时把国外想成天堂一般，那里的人都很善良和善。因为当时社会刚刚开放，我们对法国的了解都是来自小说《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领事馆给我们学校提供的电影都是法国的一些喜剧，或是童话般的故事，比如《爱丽丝仙境漫游》。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了我们所要去的国度，内心抱着很大的憧憬。
困惑，回国还是继续留在法国
我第一次去国外，内心并不担心，也是因为当时学校组织得非常好，所有的一切都帮我们联系好了。而且法国人有点像中国人，他们是会对我们进行照顾的。
到法国之后直接就去了我们要实习的医院，在斯特拉斯堡，到的时候已经晚上六点了。6点的时候刚刚进行晚交班，医院内灯火通明，人员忙碌，我们同学4个一起到医学院院长的办公室报到，院长马上带领着我们去各个科室报到。第一次看到这么先进的医院，内心很震撼，那天回到所住的宿舍都已经晚上9点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医院那边还没有宿舍，我住在大学城，离医院很远。我的老板照顾我，就叫我的上级医生每天来接我，他是一个摩洛哥人，已经是医院的主治医生了，需要做手术，所以他每天早上6点半就来接我了，那时太阳还没升起来呢。等到了医院，里面的房间设置又是很特殊的，所有好的能见阳光的房间都是病房，医生的办公室都安排在大楼中间，没有窗户，不见阳光。斯特拉斯堡每天下午5点左右太阳下山，我每天离开医院的时候是晚上9点，所以一整天都不见天日。
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饭还没吃，就去超市买东西，那时还不懂，看到一卷面不错就买回去煮面吃，结果怎么煮都煮不烂，后来才知道是意大利通心面。
还没出国，是无知无畏，等真正到了国外生活，最初的六个月感觉很差，现在想想，可能抑郁症都有了，整天不见阳光，心情很不好。最初生活不能适应，虽然我是学法语出身的，法语不错，但到了那边能听懂的很少，他们偶尔和我讲话，这当然能听懂，因为他们会很努力地讲给我听，说得很慢。但他们之间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比如他们说到法国公开赛，或是交班的时候说一些话，我就没办法理解了。
改变是因为时间，呆的时间长了，渐渐适应了，而且也到了春天，万物生长，心情也渐渐好了。我性格胆小，内向，刚去的时候不大会主动和别人交流，不过半年之后和那边的医生也逐渐熟了，交到了朋友，那些朋友会请我去家里做客。我这次整理过去的照片，看到很多在法国的照片，很久没看，但我还是很清楚地记得是在哪里拍的，在做什么。比如一张照片是在我动了第一个手术之后请科室里的同事喝香槟，那时有这样的规矩，住院医生在老师带领下主刀做了第一个手术后要请客，算是谢老师，感谢他们的带教。所以我在割了第一个阑尾，开了第一个疝气手术，第一个胆囊手术等之后都请过客。拍照的时候他们在开玩笑，笑得很开心，在我左手边的那个住院医生家里比较有钱，买了一辆跑车，每次查房到一半都要开玩笑地在窗口探头看一下，看看自己的车有没有被人扎了。法国人很有趣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性格也稍稍开放一点，外向一点了。
在那里的工作经历让我立志以后做一名医生，因为我看到那里医生的地位非常高，病人见到我们总是鞠一躬或是打一声招呼。这种受尊敬的感觉以前没有得到过，所以内心感觉是很棒的。
虽然受尊敬，但医生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在法国是没有调休的，晚上值班，第二天还是要继续做手术，有时是24小时，甚至48小时连着工作。在这样的强压工作状态下，能学到很多东西。抱怨往往是在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法国的酒吧3点关门，那时会有摔酒瓶，打架的人，被送来医院，我们就得从床上跳起来，进行工作。内心就总觉得楼上有一只靴子没掉下来，没法睡得踏实。
在法国的日子渐渐适应起来，有朋友请我去他们乡下房子里去玩，有朋友请我去做伴郎，也和医生护士们熟稔了，一起出去聚会。不过内心还是有困惑，不知道将来的方向在哪里，是回国，还是留在法国。那时候我和国内的联系很少，很少打电话也很少写信，对于国内的新闻，只能从电视里了解。上海肝炎大流行的时候，有一些留在上海医院的同学写信来，说起自己的郁闷。肝炎流行的时候，从各个科室的医生里面抽调人，去支援病房，时间长达几个月。我的同学们内心受到一点打击，觉得这份职业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会被随时调动。后来我们班的很多同学都出国了。本来我是打算回国的，但同学们的来信让我开始茫然，我后来延长了在法国的时间。
那时有点像现在，现在我的很多实习生们对于未来没有方向，我和他们聊过，他们内心也很茫然，我很能理解他们。
希望病人走得安心而安静
回国是在1990年代初，当时瑞金医院院长来巴黎进行学术交流，知道了我在做腹腔镜手术，就写信邀请我回国。我就这样回来了。现在回忆过去，我觉得1990年代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幸福的十年，那时医患关系很好，医生做得也很开心，到处都是改革与创新，我的感觉很好。我还记得那时每到夏天，总会有一些国有企业来进行慰问，送来盐汽水、杨梅汁什么的，现在那些企业，一家家都转型或倒闭了。现在相较那时来说，似乎什么条件都有了，看似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是最坏的时代。人们内心压力太大了，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是在于社会不公。我是很看重公平性的，有了公平性，人就安心。这样病人来医院看病，不会想着非得找个认识的医生不可。
我现在50岁，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早上七点半来上班，晚上七八点回家，出差我一般安排在周五或周六，出差回来晚上再查房。医生的生活是很无聊的。医生的生活方式有点像部队生活，上级医生所做的决定，下级医生一定要听，这是一个责任问题。在法国的时候，上级医生对我们的管束很严厉，如果穿着牛仔裤去上班，老板是要骂的，头发也不能很长，不能有口红，不能戴首饰，指甲要剪干净，有很多规矩。星期天早上老板不会事前通知，会突然来查房，你一定是要在的，所以内心很紧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老板带教的时候看到你做错了，骂起来很厉害，不过你做得好，就会表扬。我们医学生一直是被管束着的，所以如果各个大学的同学聚会，医学生都是很老实的。我自己也是如此，一直是被管着，读书的时候，自己管着自己，出来实习，是带教老师管着，内心向往自由的那一块空间已经被自己收住了，束缚住了。回顾过去的岁月，我没有太多的自由，始终如履薄冰。别人跟我提议说，你可以去打高尔夫。高尔夫我是喜欢的，可是就怕打的时候电话来了，内心总会担心病人会发生什么事，不能真正放松下来。
我还有十年退休，我现在的困惑是，接下去的十年，我要怎么奋斗。就像爬山一样，我不能背着原来的包袱往上爬，太重了，退休后要做什么，我也还没真正确定。内心还是有点压力，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站在浪花上，不前进，后浪也会推着你前进。
而我现在内心还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和如何对待死亡有关的。
我所专长的是肿瘤腹腔镜手术，在职业生涯中看到过很多次死亡。我记得第一次直面死亡是我来到法国医院六个月的时候，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值班，一个手术病人突然去世了。当时连一个上级医生都没有，我内心很害怕，很担心，不知道如何处理，护士告诉我不用担心，只要写好诊断就行了。我内心还是不安，找到病人家属的电话打过去，那是凌晨两点多钟，他女儿听了我所报的糟糕的消息，就说：是真的吗？我们明天来，现在小孩在睡觉。第二天他们一家赶来，安静地和尸体告别。后来我陆陆续续在医院看到很多次死亡，在法国的经历是，外国人面对死亡都很安静，很少有大哭大闹的，他们安静地和死者告别。医院的工作人员对死者进行处理，把死者整理好，搬上车，工作人员对死者非常尊重，包括动作和所安排的物品。这样死亡的场面给我的感觉是很安静很庄重的。这和我在国内看到的死亡场面不太一样。现在，如果有病人因为晚期癌症去世了，整个病房一定非常吵闹，家属大哭，医生得忙着做最后的抢救，其实这时的抢救已没有什么意义，但似乎得做做样子，让家属有所安慰。病房里面有很多人，乱、闹，我的内心感觉是，或许病人走得不太安心。
所以我现在的梦想是，是否可以在我们现在的重症病房内有一些仪式，设立安宁病房及遗体告别的场馆，让晚期癌症病人或是其他疾病的死者走得比较安心而安静，安宁而有尊严，也让家属从容陪完最后一程。
郑民华的朋友
郑民华推荐他的朋友唐祖德，他们相识于十多年前，唐是他的病人。他是这样推荐唐祖德的：“十多年前，他得了肝癌，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很坦然，也很乐观。我们当时说这个病可能只能活一年的时间，一年后我再见到他，他说之后的日子都是自己赚的。后来他的肿瘤有过多次转移，但他依然保持很好的心态。我碰到过很多病人，像他这样坦然面对困境的比较少，我也要向他学习，因为我自认还是一个患得患失的人。我总觉得肿瘤的治疗病不是靠那些过度治疗，也不纯粹依靠开刀，我们医生只能治病，不能救命，活得长以及活得质量好还是得靠病人自己。 ”
朋友的朋友
郑民华是上一期《读照片》主人公骆新的朋友。
骆新看郑民华：
我对他的推荐，主要是因为他是个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人。在日渐艰难的医疗改革面前，具体在医院的务实尝试中又体现了他一定的圆融性，比我这个理想主义者强。
郑民华看骆新的评价：
我觉得他比较了解我。在谈论问题的时候，我尽量做到不受他人影响，尽量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心里想的和嘴巴上讲的不一样，那不是分裂了吗？这样的性格或许和我过去的经历有关，我大学是1980年代读的，那时学校氛围很简单人也很纯真。读了大学之后我去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医院交流，那是一座很有诚信的城市，自行车不用上锁，同事之间交往说话也都很真诚直接，所以在那个时期我的性格、价值观和行为处事方式都已经大致确定了。
作者：顾筝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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