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日军侵入杭州之后，美丽的西子湖畔遭受了未有的创伤。
苏堤的桃花被掘出；白堤的凳子栏杆全部被毁；西湖边的庄园里的文物、家具洗劫一空；寺院的僧房几乎被烧毁了……
“杭州沦陷8年的资料并不少，只是零散在各处，搜集起来很困难，西湖边的资料，就更少。”浙大历史系教授杨树标说，这是遗憾之一。
即使如此，从遗留的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惨象。而各类文学作品也挖掘着当年的真实事件。
作家王旭烽在《茶人三部曲》的第二部《不夜之侯》中，有这么一段
“初秋并不是植树的季节，但苏堤上人声鼎沸，许多杭州人都背着铁锨锄头来了，他们是来挖那年日本人逼着他们砍去桃花后种下的樱花树的。”
发生在1945年的秋天的这一幕，老底子的杭州人依然记得。
苏堤的樱花
孔庙的祭器
毕业于杭大历史系的王旭烽，在《茶人三部曲》中，写了很多关于抗战的故事。“很多都来源于史实，我再文学加工一下。”
“苏堤上最早种的是桃花，杭州沦陷后，日本人在精神上也要侵略中国人，他们砍去了象征西湖之美的桃花，替换上他们的国花樱花。”王旭烽说，“1945年，八年抗战结束后，樱花也已经长得很美丽很繁华了。当时的浙江省民政厅一声令下，杭州人都冲到苏堤上，砍去了樱花，重新种上了桃花，西湖边又恢复了一株桃树一株柳的景象。”
王旭烽还提到了孔庙：“原来孔庙里是素有一批祭祀乐器的，撤退时,国民政府和老百姓来不及把这些东西带走。”
“后来，这批祭祀乐器统统不见了。当时还以为有人趁日本入杭混乱之时浑水摸鱼，其实不然，一个在孔庙门口卖烟的老头，每天乘机到孔庙里偷出一些祭器，冒着生命危险，运到城外山中埋起来，抗战胜利之后，他才从山中挖出，完璧归赵，全部交还孔庙。” 王旭烽说，
在小说中，王旭烽写到一个杭家子弟，名叫杭汉，是个中日混血儿。在排队接受日本人过境检查时不堪污辱，杭汉打了日本鬼子一个耳光，最后跑到杭州青年基督教会躲了起来。
“这也是个真实的故事。抗战期间，有个杭州小伙子奋起打了检查他的日本兵一个耳光，然后逃到今天的浙二医院躲了起来。二十年前这个当年的小伙子还活着，人在美国，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发表在杭州一家报纸上的。”
贩毒点
多达100多处
杭州沦陷期间，日寇还通过公开贩卖、诱使人们吸食鸦片、海洛因、吗啡等毒品来榨取百姓资财，扩大侵华战争经费的来源，扶植傀儡政权。
1938年秋，日寇在中国的统治机构兴亚院及大使馆扶持成立了“宏济善堂”，专门推销毒品。
“它在杭州设有分堂，由它向伪浙江省戒烟局和杭州市戒烟局核定的烟商配发烟土。日寇还在上海设厂大规模地制造毒品，杭州的毒品大部分都来自上海。”杨树标说，为了扩大毒品的吸食范围，各级日伪组织还诡计多端地在各种卷烟、饮料、食品中掺入毒品，使市民在不知不觉中上瘾；或者将一些青年和知识分子，以莫须有罪名投入监狱，关上十天半月再释放，此时，这些人已在强制的状态下，成了瘾君子。
此外，据《抗日烽火中的杭州》一书记载，日军还利用妓院、赌场作为吸食地点，尽力向嫖客、赌客推销毒品。最盛时杭城贩毒点达100余处，烟馆林立。
“仅花市路（今仁和路）就有两家烟馆。当时烟土的价格大致和黄金等价，一两黄金换一两烟土，日寇在杭州一地的烟土销售量一年即有6万两。公开贩卖、诱使人们吸食鸦片，不仅毒害了无数中国人的身心，而且还从中国掠夺走了大宗金钱。”杨树标说，日军宣抚班的经费、扶植伪政权的各项经费多来自鸦片。
要佩戴良民证
还要向日本宪兵鞠躬
为维持长久统治，日本人在杭州建立汉奸政府，先建立了“杭州治安维持会”，后改名为“杭州市自治会”，1938年6月，又成立“浙江省维新政府”和“杭州市维新政府”。
“伪政府一成立，日本人便强行要求学校、影院、店铺、银行等机构开业，建立了慰安所、军妓院，对市民进行奴化教育。”杨树标说，“日军在围绕西湖十个城门口设立关卡，杭州市民进出都要检查。”
“抵抗也一直没有停过，杭州的第一任汉奸市长叫何瓒，上任不到半年，就在积善坊巷的家中，被特工炸死，8年时间，杭州的伪市长换了7个，1944年，伪政府代理市长谭书奎也在西湖边被暗杀。”杨树标说，8年时间里，中国军队与日军战斗不断，西湖景观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杭州较为高大的建筑物、木质结构的房屋、沿街一带的木行均被日兵放火焚烧。无辜平民路遇日兵稍不遂其意，即被枪杀。一些避难于城外玉皇山、丁家山、天竺等处的难民被日兵强拉做民夫，如有反抗，即行枪杀。”杨树标说，日军还挨家挨户搜刮财物，将公物或民间较贵重物品洗劫一空，每日以汽艇四五十艘，装载赃物由松木场运往上海，甚至难民随身携带的粮食及钢铁用器也是他们抢劫的目标。
西湖北里湖一带的房屋被日本人占为住宅，禁止中国人通行。
湖滨北自岳坟，南至张苍水祠以及江干一带都驻有日军。杭州市民上街必须佩戴“良民证”。这是一块写有姓名，盖上日军宪兵队图印的白布条。市民经过各检查关口必须佩戴，还要向把守的日本宪兵鞠躬，否则会遭到毒打或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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