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不会被历史遗忘 羊城晚报记者 郑迅 摄 |
现存的抗战老兵多已年过九旬李晓旭 赵映光 王漫琪 摄 |
民政部表态,将符合条件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这让抗战老兵和为老兵奔走多年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颇感欣慰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他们在卫国的战场上归来,却终生未获凯旋。
2011年11月,抱着专注服务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初衷,孙春龙辞去了记者的工作,牵头成立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帮助老兵返乡,照顾贫苦老兵,为老兵正名找回失去的尊严,孙春龙四处奔走。到目前为止该基金会已经照顾到8个省份的约1500名抗战老兵。
如今,这场由民间发起的公益活动成为国家行动。7月初,国家民政部表态,将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保,并在重大节日邀请老兵参加并慰问。不少抗战老兵发出了“死了也没有遗憾”的声音。
昨日,是“七七事变”76周年纪念日,独居在广州的抗战老兵梁振奋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如果再能得到一枚抗战纪念章他的人生将不再遗憾。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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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动
没听过国殇墓园对孙春龙触动很大,最让他震撼的是一个抗战老兵将家乡的黄土就着黄河水吞进了肚子,乐呵呵地笑。之后,孙春龙辞去了记者的工作,成立基金会,专心帮助国民党抗战老兵
“以前当记者,现在做公益,岗位变化,梦想从未改变。”为国民党抗战老兵返乡和待遇问题奔走多年的孙春龙在微博中这么介绍自己。
2005年6月,孙春龙去缅甸金三角采访,第一次听说远征军的故事,当时一个老兵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说我们不抗日,你去国殇墓园看一下,看看我们那些兄弟是怎么死的。”孙春龙无言以对,因为他都不知道国殇墓园到底在哪里,是怎么回事。他从这个老人的眼睛里看出一丝绝望,那件事对孙春龙的触动非常大。
2008年4月,孙春龙在缅甸密支那采访了抗战老兵李锡全,他是湖南常德人,从1938年参加抗战,战争结束后流落缅甸,和家人失去联系,再也没有回过家。孙春龙将李锡全的故事发表在博客上,仅一天就帮老兵找到了家人。为了帮李锡全和家人团聚,孙春龙找了很多企业很多人,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有老板甚至打来电话指责他:“中国远征军是国民党的兵,我为什么要帮助他?”
2009年,河南抗战老兵王之平的故事更是深深地刺痛了孙春龙。王之平也是中国驻印军,当年出征时有妻子在老家,流落在缅甸曼德勒没法回去,就在当地娶妻。王之平在上世纪80年代回过一次家,回家时他在村口看到一个老太太,他们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两个人都认出了对方,他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原配。他当年出征为骗他的老婆,让战友写信回去说他已经战死了,让她改嫁。他回去之后才知道他的老婆一辈子没有改嫁,一直在等他。王之平回去后为此内疚了很长时间,后来他把他的女儿从缅甸送回河南照顾原配,直至原配去世。2009年5月,王之平回国带走的是两样东西:一是黄土;二是黄河的水。孙春龙等人把这个土包给王之平时,他抓了一把塞到嘴里,就着黄河水吞进了肚子里,吃完他还乐呵呵的,旁边所有人看着非常辛酸。
“我们唯一能抱怨的就是自己,我们去得太晚,已经来不及了,有很多这样的老兵还没有等到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等到我们告诉他是抗日英雄时,还没有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时,他们早已不在了。”辞掉原有的记者工作之后,2011年11月,孙春龙等9名自然人及一家企业共同发起的龙越慈善基金会成立,原始基金200万元,孙春龙如今是这个基金会的理事长。之所以选择在深圳注册,基金会秘书长黄晓丹说是深圳的政策开放,能更好更规范地做好慈善事业。目前基金会做的工作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对幸存老兵,帮助老兵回家以及关怀老兵,这是为了延续此前的“老兵回家”项目;二是对去世老兵,帮助建设墓地以及寻找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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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为了节约办公经费,志愿者搬了三次办公室,但他们一直在寻找和帮助困苦的抗战老兵,传递迟来的临终关怀,哪怕他们能募集到的善款对老兵来说不过杯水车薪
黄晓丹介绍,目前基金会全职和兼职加起来只有9个人,志愿者中不少是抗战老兵的后代。基金会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从1931年到1945年之间参加抗战的原国民党老兵,企业对这个题材比较敏感,外部的环境对该项目的认可度也不是特别高。另外,国内的历史教科书等层面上也没有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介绍,很多人不清楚、不理解龙越慈善基金会的苦衷。黄晓丹说:“不少抗战老兵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待遇,能够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正能量,种种因素支撑着龙跃慈善基金会这一团队走到今天。我们现在急需找到这些老兵,他们年龄太高了,我们能提供的帮助也算是一种临终关怀。”
成立不足两年,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已经搬了三次办公室。“为了节省开支,办公室都是爱心企业提供的,但是有时企业自身需要运作,我们也不得不搬家。”葛春红是基金会的出纳,只因此前在电视上看到对孙春龙的采访,内心受到触动的她,决定加入这个公益团队。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虹大厦一家公司的小隔间里,葛春红和另外一名同事,负责基金会的财务工作。7月6日,葛春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基金会仅有财务部门常驻深圳,具体慈善活动多在湖南等地,深圳周边地区也有个别抗战老兵还在人世,但他们生活条件都比较好,基金会更多关注的群体是那些生活困苦的抗战老兵。
据初步统计,目前黄埔同学会的名册里,有大约3000名抗战老兵,预计全国的抗战老兵应该在2万名左右,平均年龄90岁以上。更多未被发现的老兵,生活在更偏远、交通更不发达、志愿者工作难度更大的地区。孙春龙介绍,从全国层面上来说,湖南、广东、四川、云南、河南、广西、贵州、新疆等地的老兵数量较多。因历史原因,很多老兵没能成家或已经离异,孤寡老兵数量偏高,且贫困老兵大多集中在偏远的农村。黄晓丹认为,这些抗战老兵相比经济方面的补助,更看重的是精神层面的抚慰,“他们特别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同,政府的认可,有些老兵因为很多原因刻意地想要遗忘这段历史,甚至都没有告诉家人。如果志愿者能够找到这些老兵,告诉他们其实很多人还记得他们,记得这段历史,对他们来说将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安慰。”
龙越慈善基金会今年找到了93岁的抗战老兵邹立芝,曾消灭6名日军的邹老如今年事已高,双目失明,行走不便。由于山里的冬季寒冷而漫长,基金会为老兵设计了冬季取暖计划,并申报了生活补助。现在,志愿者已经将暖炉装到了老人家里,还有可烧半年的煤,今年冬天,邹老可以围着火炉温暖过冬了。
但资金不足一直是基金会最大的障碍。“虽然在实际救助中政府也会给予一些支持,但我们所募集的资金对于全国的老兵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孙春龙表示,去年,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募到捐款300万元,对于非公募基金会这个数字算多的,但对于基金会所要承担的工作来说,这个资金远远不够,因为“老兵数量多,年纪大,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孙春龙说,有时候刚找到老兵,正在筹备资金对老兵进行救助时,老兵就去世了。
资金不足让龙越慈善基金会不敢大规模寻找抗战老兵,因担心找到了又没有足够的资金帮助他们,这是对他们的二次伤害。为了募集更多资金,龙越慈善基金会打算由非公募基金会转为公募基金会,近期正在和深圳市民政局沟通。
C
认可
民政部要求让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中的孤寡对象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供养。同时,支持、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进行专项帮扶救助。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在重大节日邀请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并予以慰问
黄晓丹介绍,龙越慈善基金会从2012年3月发起老兵关怀计划以来,基金会已照顾到8个省份的约1500名抗战老兵,除了为抗战老兵发放生活援助金外,还为部分特困老兵、孤寡老兵解决了一些实际生活困难。据统计,目前通过民间力量照顾到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人数已经超过2000名,但寻访到的老兵可能还不足10%,民间的努力依然是杯水车薪,更多的老兵依然等待救助。
今年两会期间,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大代表王敏刚提交了《关于将抗战老兵列入优抚对象》的建议。建议中指出,“抗战胜利68年了,因为历史的原因,许多抗战老兵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关怀。尤其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遭受了极大的影响,致使大部分抗战老兵生活贫困、老无所依,也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王敏刚建议,由民政部牵头,发起全国性的抗战老兵登记工作,并将经核实确认后的老兵,纳入优抚对象。
近日,民政部发文称,按《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民政部门负责的优抚对象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服现役或者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以及复员军人、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遗属。而居住在大陆的原国民党抗日老兵不属于优抚对象范围。尽管如此,民政部还是从履行现有职能出发,将于近期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做好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有关工作,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民政府在回复中还表示,各级民政部门要借助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中的孤寡对象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供养。同时,支持、鼓励、引导社会组织,通过接受社会捐助等适当形式,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进行专项帮扶救助。在举办纪念抗战胜利等重大活动以及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时,民政部建议当地党委、政府邀请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并予以慰问。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表示,《军人优抚优待条例》规定的对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如果要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优抚对象,需要通过全国人大修改法律,“在现实情况下,这是政府近期所能做的最大限度地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关怀。文件最大的突破在于建议各地党委、政府在重大节日邀请原国民党的抗战老兵参加并慰问。”根据龙越慈善基金会的了解,在以往,仅是统战、政协等部门在关注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这次明确提出党委和政府参与,这对老兵来说,是一份国家荣誉。孙春龙认为,这也是民政部向各地政府释放信号,希望通过各地政府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而有了民政部明确的指导思路,一些有主动意愿参与关怀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地方政府或许会放开手脚、加大力度。
7月5日,龙越慈善基金会与长沙慈善会在湖南长沙启动了“长沙市幸存抗战老兵关怀计划”项目。目前,湖南发现的幸存老兵仅530人,长沙不到100人。他们平均年龄90岁以上,大多老弱多病,还有的无子无女无生活保障。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卫国者没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如何解决中国正面战场抗战老兵的基本生活待遇问题,让曾经的英雄有尊严地度过晚年,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在长沙启动的关怀老兵项目,政府每月给老兵提供600元,基金会提供200元,这样下来,每个老兵一个月就有800元。”孙春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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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
由于近日媒体的广泛报道,不少老兵致电基金会表达谢意。深圳教师李媛希望也能成为一名义工,在有生之年带着老父亲找到有关爷爷的消息
7月6日晚,远在长沙办公的黄晓丹接到深圳教师李媛的电话,请求基金会帮他寻找失散多年的爷爷。
1936年,在安徽一个县城里,几个年轻人在茶馆里喝茶,谈到上海正在打仗,几个人一时决定去参军打日本。李一生叫他6岁的独苗儿子李金龙把茶杯拿回家,让儿子跟妈说一声他当兵走了。1937年,家人获知,李一生在淞沪会战中腿部受伤,和众多伤员一起被运到了四川,并在重庆疗养,后因腿部残疾做军需后勤(汽车配件)。1945年抗战胜利后,和李一生一起参军的同乡战友敖天干(音)回到安徽当涂县受到全县热烈欢迎,当时敖全身挂满军章,曾是一名团长。他带回了李一生的一封信和照片。随后,这张照片留给了李一生的独生子,而书信则被李一生的妻子永久保存。南京大屠杀时,李一生的妻儿逃难,在安徽当涂县嫁给了当地一名赵姓男子,李金龙也改名为赵云庭。1957年,怀着对李一生的思念,赵云庭的4个孩子被父母要求改回李姓。
李一生是李媛的爷爷,赵云庭是李媛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李一生的身份问题,李家一直被监视,父亲也不受重用。在长大后,李媛也受到同样的待遇,高二时学校还不让她入团。在那段非常时期,敖天干被区别对待(被指为反动派),天天在当涂县扫大街,李媛一家人都不敢和敖天干说话,但他们知道,只有敖天干知道李一生去了哪支部队,最后去了哪里。不过随着敖天干的忽然消失,这一切都成了遗憾,他们后悔当时没有鼓足勇气问一问敖天干。“爷爷去当兵只是为了去打日本人。”李媛说。如今他的父亲赵云庭已经85岁,爷爷李一生如果在世,应该已经105岁。这些年,不少人问起为何父亲姓赵,而4个孩子姓李,李家人的这段故事一直不给外人讲,这是一个家庭很深的痛。
如今,赵云庭每天都会看一下父亲留下的照片,2005年,李家曾经到重庆寻访,但是没有结果。李媛认为,自己爷爷很可能已经没了,一家人想知道爷爷最终走去了哪里,是去了台湾还是留在国内?是否重新组建了家庭?如果爷爷有墓地,送个花也行。李一生的孙子辈如今都在深圳安家,李媛说,民政部关于将原国民党老兵纳入保障体系的报道她看了一遍又一遍,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的认可。她非常感谢诸如龙越慈善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对抗战老兵所做的努力,并表示以后这类机构在深圳举行的任何活动,她都愿意去当义工。李媛希望,有生之年能带着老父亲找到有关爷爷的消息。
黄晓丹说,诸如李媛这样的故事龙越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能经常听到,有寻亲的,有为死去的亲人讨一个抗战纪念章的,这些老兵后人打来电话时情绪激动,积压很多年的感情一刻迸发,有非常强的倾诉欲望。基金会志愿者更多时候都在倾听,一个简单的电话往往能打一两个小时。
李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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