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西，与文明接轨(组图)

　　刘圣宜

　　清末民初广州风俗民情的演变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西风东渐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二是政治变革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三是商业发展和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习俗的冲击。风俗民情的变化中，挣脱封建思想意识的枷锁，释放人性欲望，追求平等自由，则是一条鲜明的主线。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湿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社会心态：从仇洋到崇洋

　　鸦片战争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各种西方商品输入广东，并以其物美价廉赢得了人们的喜爱。1860年代以后，洋货逐渐充斥了广州的市场。据粤海关十年报告称：“在广州贸易区最受欢迎的布料依次是白色洋布、本色洋布、洋标布和擦光印花布。在当地的消费品中，毛巾开始普遍使用。据说大宗布料被广泛用来做内衣。擦光印花布现在大量从日本进口到广州，似乎已完全取代了德国的产品，越来越多的广州人穿起了棉汗衫和洋式短袜，特别是那些手艺工人。毛织品在亚热带地区并不受欢迎，但有趣的是，毛线现在被本地人大量用来扎辫子，使这种商品的进口稳步增长。”(《广州近代化历程》，张富强、乐正等编译)除洋布、呢绒这些穿的东西外，吃的有洋酒、洋糖、牛肉干、牛奶、面粉等，用的有煤油、肥皂、火柴、洋钉、洋伞、钟表，甚至还有沙发、扶手椅、弹簧床……20世纪初，西方传来的电影在都市中已经普及，成为市民娱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新品种。西式照相术也大受欢迎，照相留影成为广州人一项时髦的消遣，西方舶来品改变了广州人的生活习俗，使用洋货成为时尚的潮流。在广州这个通商口岸，买办较多，他们是最早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一批人，说洋话、用洋货、住洋房、信洋教，取一个洋名字，送孩子上洋学堂。由于他们比较富有，对社会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影响力，西方生活方式渐成人们羡慕的对象，人们在互赠礼品时也把洋货作为希罕的赠品。习俗的改变对观念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人们在接触西洋器物时改变了对西方蛮夷的看法，从惊奇、赞赏到羡慕、模仿、学习，社会心态从仇洋转向崇洋。

　　宗教信仰：从仇教到信教

　　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在广东的传播并不顺利。《中法条约》规定归还天主教教产和容许传教士随便租地，致使法国天主教横行霸道，激起广东人民的反教斗争。义和团运动后，一方面中国仇教势力受到压制，另一方面教会也因义和团事件而进行了反省，教会本色化呼声日益强烈，与民众矛盾较为缓和。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表示对各宗教一视同仁，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基督教获得快速发展。广东省在1903-1919年中大约有43个差会在传教，广州有20多个差会。全省差会总堂数目有127处，居全国各省首位。传教事业最兴旺的地区是珠江三角洲地带及人口众多村落稠密的地区，几乎每个镇都有教堂，以教堂为中心向附近乡村派遣中国布道员，积极传道。不少地区中基督教的势力及思想影响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全省有外国传教士730人，仅次于江苏，10%从事医务工作，男女医生人数多于其他各省。

　　信仰基督教的广东人，除了一部分是吃教者外，不少是由于对西方文明的羡慕、向往而入教的。据冯自由统计，兴中会成立前，直接参与孙中山密谋反清者有15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而早期兴中会会员和1895年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多为基督教徒(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除此之外，一些有功名的儒生也加入教会。如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钟荣光，中过举人，参加过戊戌维新运动，1898年，他因吸食鸦片成瘾，求助于教会医院想改掉这一恶习习，从此他皈依了基督教。后来成为广东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

　　但是，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侵略与被侵略的民族之间的矛盾、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制约着基督教在广东的发展，并使一些曾信仰基督教的人开始与其疏离。广东人对西方科技、医术、教育的兴趣远大于宗教，“中华归主”只是传教士的一个梦想而已。

　　社交礼节：从尊卑有序到平等自由

　　男子剃发蓄辫，是清初统治者强迫推行的发式，是民族征服的象征。随着西风东渐，蓄辫发式又为西人耻笑。1898年，康有为以旧习俗不适应新时代为由，上书光绪帝，提出效法西方国家，断发易服。他的这个主张成为国内力主剪辫的先声。不久，留日学生将剪辫的风气带回国内。1910年10月，在北京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获得通过，消息传出，各地剪辫者不少。广州也成立了推行剪辫的组织。“粤商何乐琴发起华服剪发会，伍于簪、谭教五、苏尧臣等应之，赞成者已有多人，订会章20条”。该会决定于1910年12月31日为全体会员剪辫日。武昌起义后，人们对于蓄辫这个民族耻辱的标记，更为唾弃。广州光复当天，“无论老弱少壮之男子以及士农工商兵，罔不争先恐后，纷纷将天然锁链剪去。是日岸堤一带之剪辫店，自朝到暮，挤拥非常。操此业者，几至食亦无暇。……统计是日剪辫者，尽有20余万人”。剪辫风气很快波及城镇和乡村。

　　清朝的社交礼节也体现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清末，在维新思潮推动下，一些开明的官员在自己辖地主动改革官场礼节，主要内容为废除跪拜和禁用“卑职”等称呼。这个改革的最先发起者是两广总督岑春煊。1906年1月24日，是旧历除夕，他对下属宣布从次年正月起，广东广西两省官员在下级进见上级时不再跪拜，一律改用“长揖”。辛亥革命后，广州军政要人在社交中已普遍采用了握手、举手、鞠躬、鼓掌等现代礼仪。1911年底，广州新军收复香山后移驻广州西关，在谘议局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胡(汉民)都督亲出欢迎，与各军官握手为礼，当众演说，掌声如雷。次由香军代表谭民三庚续发言，众复鼓掌……胡都督偕秘书局多人出至队前环行一周，举手为礼”。(《申报》1911年11月22日。)民国成立后，政府规定用鞠躬代替以往的旧礼仪。1917年，在广州东园举行的各界庆祝元旦大会上，全部都使用了鞠躬礼：“是日所行礼节如下：(甲)新年团拜之秩序：一、先向国旗行礼三鞠躬；二、各界向督军省长行礼一鞠躬；三、督军省长向各界答礼一鞠躬；四、各界相互行礼一鞠躬；五、礼毕照相……”(《申报》1917年1月9日)社交礼节的改变，显示了从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到平等自由观念的转变。

　　妇女解放：从缠足放足到参政议政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从清末的反缠足、兴女学和参政等开始的。

　　1896年，广东顺德县出现了最早的不缠足会龙山戒缠足会。此会由赖弼彤和陈默庵发起，一呼百应，入会者达数百人。风气由是顿开，多有以女子大足为合宜者。1897年，广州附近一下子出现了九个不缠足会，它们是：香山不缠足会、陈村戒缠足会、赤花戒缠足会、顺德戒缠足会、佗城不缠足会、佛山不缠足会、大良不缠足会、南海不缠足会和澳门不缠足会。它们在报刊上登启事和文章，指出缠足陋习违情背理以及天足对于强国保种的特殊意义，动员人们入会，又编印不缠足歌谣，向下层群众进行宣传。为解决放足女子的婚姻问题，提倡在会员内部实行子女通婚，向会员散发“草籍”，以利入会者互相婚配。广州成为不缠足运动最活跃的地区。

　　与不缠足运动同时兴起的，是兴办女学。清末兴办女学的理由，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1.广开民智，强国强种。认为女子居国民之半，若不受教育，则国民智力，必为未受教育者牵制。2.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女子解放的前提。3.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女子占人口一半，如能开发妇女的才智，使女子发挥与男子一样的社会作用，定会对经济有促进作用。这些理由使不少家长转变观念，愿意送自己的女儿上学堂。

　　据史料记载，广州人开办的最早的女子学校是1901年由张竹君创办的育贤女学，其次为1903年由刘佩箴、杜清持创办的广东女学堂。此校后改名为私立坤维女学堂。1907年，清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章程》，把女子教育正式列入了学制，明确了女子教育的法律地位，开始有了官办女子学校。民国初年，女学发展很快，在推广男女同校等方面，广州都走在全国前列。1918年，岭南大学开始招收女生，成为中国第一家男女同校的大学。

　　20世纪初，婚姻自由观念开始抬头。在新思想影响下，广东妇女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学生冲破旧风俗和社会压力，自由择偶，并在城市中举行文明婚礼者，大有其人。自由风气也渗入乡间，1904年9月7日，报纸刊登一则新闻《婚姻奇案》，报道顺德县霞石乡一女子梁保屏，从14岁起为其未婚亡夫守节8年，成年后觉醒到这种做法不人道，自己选择了一位男子，要与之结婚。因双方父母不允婚事，便一道出奔到香港，循英国法律登记结婚，获准注册(《大公报》1904年9月7日)。

　　辛亥革命期间，有一些妇女参加革命立了功，民国建立后，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参政方面发展。1911年12月，广东临时省议会在制定选举法时，规定了议会中有妇女代表10名。经过几轮选举，张沅、李佩兰等10名女代议士产生。广东在省议会中设女议员，在全国开妇女参政之先河，当即为舆论所称颂。但随着临时政府的北迁，妇女参政很快变成泡沫。1912年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正式公布，妇女均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东女代议士们奋力抗争，李佩兰发表女界要求参政的意见书，广东籍留日女学生寄来了请愿书，女代议士们甚至联合各省女界共同上书北京政府。她们疾呼：“20世纪之时代，国家社会主义之时代也。20世纪之人民，平等自由磅礴之人民也。我女界对于社会固为一分子，即对平等国民亦为一分子，而国家对于我女界人格比较对于男界之人格则扞格殊甚，国家社会主义何在？自由平等这磅礴又何在？”但由于妇女参政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1912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失败。

　　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广东妇女参政运动率先复起。1919年秋，广州护法国会准备制定宪法，女界70多人发出通告，提出解放教育、解放职业、解放政权三项主张。12月23日，广州女界1000多人在体育学校开会，决定组织女界联合会，选举委员11人，李莲、苏开瑞等当选为筹办联合会的委员。后来，广州军政府的外交部任命曾参加辛亥革命的郑毓秀女士为外交调查会的名誉会员，此事被称为“中国女子参政运动的先例”。1921年3月28日，广东省议会开会，女代表旁听，提出女子的参政问题，省议会发生激烈争执。女代表还与一些议员冲突起来。4月13日，广州城5000多妇女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妇女参政权，但是，广东省议会讨论时反对票占了多数。然而，女界的斗争没有停止，请愿在继续。最后，广东省长发布命令，承认女子在县议会选举中可得为选民，广东女子参政名义上取得了有限的成果。

　　刘圣宜，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