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的伍秉鉴被“罢官”了，那可是一个三品的顶戴。
伍秉鉴其实不是官员，而是“行商”大清国特批的外贸商人，并且还担任“行商”中的老大“总商”。伍秉鉴十分富有，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统计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Fiftyof theW ealthiest People of the Past 1，000Years)中，他是上榜的6名中国人之一，《华尔街日报》称他是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
首富的财富，主要来自这顶在官场上并不显眼的顶戴，以及中华帝国政府赋予行商们的外贸垄断权。这个顶戴，可算是他的“第一生产力”。
但在1821年(道光元年)的冬天，他终于失去了这个“第一生产力”。1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九)，道光皇帝下旨：“著将伍敦元(伍秉鉴)所得议叙三品顶戴，即行摘去，以示惩儆。”
罢官的理由，是伍秉鉴作为行商领袖，没能做好防范鸦片走私的工作：“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
1个月前，57岁的两广总督阮元向皇帝参了伍秉鉴一本，指责他协助走私鸦片：“盖洋商(即洋行商人如伍秉鉴等)与夷人最为切近，夷船私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乃频年以来，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洋商内伍敦元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
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下，行商们承担了外贸管理的职责，要为外商们的一切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以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反走私的第一责任人并非政府，而是为外商担保的公行商人。这一制度设计，为官员们提供了绝佳的进退空间，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阮总督要弹劾伍老板，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史料，实在是因为当年发生的“叶恒澍事件”令他十分生气。犯下命案的叶恒澍，是澳门行贿基金的负责人之一，为了保命，居然在牢里扬言要公开广东官员们的贪腐证据，最终，还真的仅仅被追究了走私罪，逃脱了命案。
走私鸦片一度是广东的热门生意。就在4年前(1817)，伍秉鉴为一起存在争议的鸦片走私案，被迫承担连带责任，而被判罚银16万两(约3200万元人民币)巨额罚金。犯下那起走私案的，是一艘美国商船“渥巴希号”(W abash)。伍秉鉴不仅被罚款，还似乎和“案发地”澳门的“同知”(副市长)钟英结下了梁子钟英因此事被问责，险些丢官，而记恨伍秉鉴。根据马士的记载，“叶恒澍事件”发生时，已经升任广州知府的钟英试图运用此事报复伍秉鉴，推动总督进行弹劾。
道光皇帝还是给伍秉鉴留了情面，虽然夺去了他的顶戴，“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查，如果经理得宜，鸦片渐次杜绝，再行奏请赏还顶戴，傥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从重治罪。”
巨大压力下，伍秉鉴等行商，也给外商们正式发出警告：停泊在黄埔水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只必须即刻退出，否则公行将报官处理；今后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甘结”(保证书)，公行才能对外商的商船予以担保。而公行的担保，是外商在华进行贸易的通行证，没有担保，一切贸易都是非法的。
只是他们都没想到，这样一逼，鸦片走私倒是迎来了更大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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