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轲
环保部对水环境质量和水污染防治负责,水利部对水资源保护负责;环保部管二氧化碳,而一氧化碳归另一个部门管理,类似“九龙治水”的事还有很多。
“环保工作涉及部门很多,许多职能出现交叉重叠。”昨日,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首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上有些无奈地说:“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之一。”
让环保部感到尴尬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在今年“两会”的大会投票上,周生贤得到了171张反对票,2734张赞成票,成为获得赞成票最少的部长。
报告会上,周生贤说,眼下的环保,“环境管理体制不顺、能力支撑不足和法制不健全问题比较突出”。
从大的背景看,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暴露,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征。
环保部曾经收集过发达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情况,欧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以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为主,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开始转向以治理细颗粒物PM2.5为主,取得了很好成效。
但眼下的中国,既要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更要治理细颗粒物PM2.5,其复杂性可想而知。
环保部的一项统计显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消耗了全国42%的煤炭、52%的汽柴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排放量均占全国三成。同时,这些地区每年出现霾的天数也在100天以上,个别城市甚至超过200天。
城市环保如此艰难,农村环保更是难上加难。
环保部今年“两会”期间公布的调研结果显示,全国约60万个行政村里,绝大多数没有环保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农村每年产生90多亿吨生活污水、2.8亿吨生活垃圾,其中大部分未经处理随意排放。
近年来,环保部除了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等行政手段治污外,还试图通过“绿色新政”,让市场之手扭转环保被动的局面。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陆续出台。
但再次让环保部感到尴尬的是,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到来和经济保增长的巨大冲动,将环保之堤冲得七零八落。
“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在我国走不通,也走不起,也没有条件和可能再走。”周生贤说,必须探索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新路。
从今年开始,环保部对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业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污染治理史上最严厉的一项措施。
在报告会上,周生贤表示,今年环保部要抓住重点,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优先解决PM2.5、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改变环保部尴尬的形象,也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但经济增长是地方长官的政绩坐标,环境利益几乎得不到任何重视。
在7月4日召开的环保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周生贤表示,加强环境保护,需要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增加环境保护在党政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考核中的权重,完善问责机制,严格问责,在生态红线面前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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