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点事情很难，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广东梅州的一位镇长扳着手指头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算账基层财政：上级拨一点，再自筹一部分，有时要向当地老板甚至是老百姓募集资金。
他是在广州近日举行的“广东创造”转型升级论坛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和他一起与会的有数十位来自各镇的代表。作为中国公务员十级领导职级中最底层的一环，乡镇干部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吐槽和困惑GDP（地区生产总值）排名、财政资金筹集，还少不了跑项目。
GDP排名压力山大
“广东，醒来！”
上述转型升级论坛上，一位品牌专家冲着台下就坐的镇长们喊道。另一场演讲期间，好几位镇长举起手机拍下演讲者的PPT（幻灯片）。
只不过，忙碌的镇长们没时间在论坛上耗上整个下午。据本报记者观察，论坛中间的颁奖环节结束后，早退者将近一半。
广东有340多个省级专业镇，熟悉广东经济的人对此如数家珍：中山古镇的灯具、顺德容桂的小家电、东莞虎门的服装、东莞厚街的家具和皮鞋、广州狮岭的皮具以及新塘的牛仔……
在专业镇品牌的光环下，镇长们“压力山大”。一位曾与多位镇长打过交道的人士说，那些经济发达镇的镇长压力更大，前来考察采访的人很多，他们疲于应付。
这些品牌镇本身也渴望“品牌维护”。佛山乐从镇某位地方官员曾对本报记者抱怨，媒体对乐从的经济状况报道不够准确，“我们明明还不错，有些媒体非写我们很惨。”
但有些基层政府的现状的确不容乐观。本月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进一步盘活存量财政资金，但本报此前采访的一些基层官员诉苦称，存量真不多。上述来自梅州的镇长也面临“捉襟见肘”的尴尬。他透露，该镇财政薄弱，基本上依靠上面的转移支付。至于基础设施建设，一般都是争取在省市县里立项，至于资金筹集，除了上级和本级自筹，有时还要向老百姓募集。
广东并非所有的专业镇都是“身家百亿”，在粤西北山区，当地的镇长也与经济发达镇的镇长一样，在为发展模式而绞尽脑汁。
“我们现在也在看有什么资源可以发展。”上述镇长告诉本报记者，该镇辖区境内有一个自然保护区，镇里也想发展生态旅游，已经跟深圳一家公司签了合同，但这家公司出了些情况，项目因此搁浅。
该镇地处山区，地理位置比较边缘，全镇没有工业，农业是主要产业。作为柿子专业镇，政府鼓励农户种植。为什么没有工业？这位镇长称，也有工业想要进来，但都是些被淘汰的落后工业，“我们不太想要”。
这意味着，当地可能因此损失一些GDP。经济指数排名给镇长以巨大压力。上月，国家统计局就曝光了广东中山市横栏镇存在的统计造假问题。福建某镇官员当时告诉本报记者，这种情况在各地并不少见，每个季度，从省市到乡镇都要开经济分析会，各乡镇要按照上季度的经济增长情况来排名次，排名退步的镇压力会很大。
操心的不只是钱袋子
金融危机以来，如何转型升级延续此前辉煌，成为摆在每一位镇长前的难题。光提口号已经没有什么用，镇长们必须实打实为企业做些事情。前不久在东莞举办的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上，本报记者偶遇东莞大朗镇的镇领导前去探营，毛纺业是大朗镇的支柱产业。在一家做高端定制的大朗毛纺企业的展位上，该镇领导参观完展台后与企业负责人细谈了十来分钟，主题大到企业发展小到展台布置。
这些镇长们长期和企业打交道。中山古镇的镇党委书记余锡盆曾打比方说，镇政府就像一个大型集团公司，参考集团化运营的模式带领企业们共同发展。
既然是集团化运营，总部的决策和行事风格对整个集团影响至关重要。一位接触过多位镇长的人士告诉本报，觉得转型升级最需要的是改变地方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事作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思维仍比较僵化，不太愿意接受改变。”
“前30年广东的日子太好过了，一些地方形成了小富即安的氛围。”灵众文化传播策划机构总策划冯丹峰说，政府层面要建立引导企业创立品牌的机制。
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全省专业镇生产总值突破1.8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31.5%，其中，工业总产值超千亿元的专业镇有6个，超百亿元的专业镇超过100个。
“而与广东的镇域经济总量相比，广东的品牌实在太少。”品牌专家万力称，广东也有大品牌，但是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远远没有跟上来。
除了经济发展和钱袋子，镇长们要操心的事更多。
前述来自梅州的镇长说，自己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抓安全生产、搞计划生育，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维稳，“怕群众上访啊，不要出事情就好啦。”
这并非个例。7月1日，四川泸州一名28岁的副镇长辞职，除了工资收入低，他在网上的辞职感言中透露，自己被维稳牵扯了很多精力。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前述接触过多位镇长的人士表示，这句用来比喻上级机关和基层单位工作关系的俗语说得再形象不过了。
作者：蓝之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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