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出院实行“自愿原则”。但记者采访中发现，仍有大量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后，因家人无力监护和担心隐患，而无法出院回家。仅在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经评估可以出院的患者达150人至160人，但其中约五分之四的人被留在精神病院里，占到全院患者数量约40%。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医疗资源被占用，更需要康复治疗的患者无法入院。
记者调查了解到，导致这部分患者无法出院的原因，包括大部分家属不是直系亲属，没有义务照顾病人的生活；直系亲属也以身体、年龄等原因为由，表示没有监护能力。
业内人士称，政府应加大对社区精神卫生的投入，通过社区康复训练，降低患者的复发率、肇事肇祸率，才能促进家属把患者接回家。
在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张小令已能专心地参与平绣康复，绣出的图案很细腻。6月26日，在和记者见面的当天，还报名了院里的围棋比赛。
他是名重症精神病患者，曾在家中砍死自己的女友。经过治疗，他的自制力已经恢复，没有了当初的幻觉和妄想症状。半个月前，医院请专家为他做了一次风险评估。医生认为，他已基本达到出院标准，“经过康复训练，恢复得更好一些后，就可以回归社会了。”
张小婷，张小令的妹妹。她表示，她和她的家人都不愿意张小令回家，“如果他真的出院，我就选择离开北京。我承担不起，只能逃。”
因家人不接收而无法回家的病人不只张小令。
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约有120名重症精神病患者，已被评估可以出院，但由于家属因无力监护及担心隐患而不愿接受，他们一直被留在医院。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介绍，类似情况的精神病人很普遍，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均有不少原本该出院的重症精神病人，被滞留在医院。
病情在好转
张小令坐在椅子上，盯着手指，一根根地数。
“1月10日转到这里，2月10日、3月10日、4月10日、5月10日、6月10日，这就是5个多月，再加上之前在那家医院住了7个月，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
他49岁，头发花白，说话语气像五六岁的孩子在向大人撒娇。这被专家认为是种病症，“做作，不中肯”。
张小令的病情在好转。
刚入院时，他住在紧挨护士站左边的病房，那是安排给刚住进来或病症最重的人，病房外有医护人员专岗，便于观察病情，右手边的病房次之。现在，他已在距离护士站倒数第二远的病房住了2个多月。医生李阳说，“病情越稳定，离护士站越远。”
住院6个月来，每个月张小令都会写信给医生。在信里，他说，想好好表现参加更多的康复活动。康复好了就能下园，在园中表现好就能回家。
“下园”是医院为康复较好的患者提供的院外“社区居住康复站”。很早之前，院方就在为张小令安排“下园”康复。
对于这个安排，妹妹张小婷坦言已知情，并且同意。“只要他不回家就行。”
张家有两子一女，张小令是长子，1964年出生，张小婷是幺女，两人相差11岁。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张小婷儿时的记忆中，大哥性情异于常人，“很内向，自私，脾气很躁。”
1993年春天，因为有人和张小令聊起与“文革”相关的话题，张小令从自己的住处跑回父母家。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张小婷依稀记得，哥哥向父母絮叨着有人要害他，他不能回家。
随后几天，张小令开始说胡话。当年4月，张小令被母亲送进精神病院，直至10月出院。张小婷说，听母亲提起，那一次，大哥是自己逃出精神病院的。但由于当时表现比较正常，家人没再将他送回去。
命案的阴影
但这一次，住进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后，家人拒绝再让张小令回家。
张小婷说，只要哥哥能呆在医院，家里愿尽最大的能力负担他养老，“如果他没有杀过人，家里的态度或许不会这么坚决。”
2000年，张小婷接到警方通知，哥哥杀了自己的女友。而就在事发三天前，张小令将女友第一次领回家，他还向家人宣布，两人打算结婚。
致使张小令做出这些举动的，是当天早晨突然出现的意识，让他感到自己必须死，让灵魂轮回。可他担心生性内向的女友会被人欺负，便将她伤害，两人一起轮回。
投案后，张小令经司法鉴定为事发时具有行为能力，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哥哥服刑的12年，在张小婷看来，是她过得最踏实的12年，“不用担心他会出事。”
这期间，她结了婚，有了孩子。二哥在国外定居，也有事业、组了家庭，做了父亲。除去每年去监狱探望张小令，平日里，家人间并不常提起他。
因狱中表现良好，张小令被减刑三年。2012年5月，他出狱。
在恢复自由的第20天，张小令又一次“爆发”了。
去年5月22日早上，张小令用拳头将镜子砸碎。张小婷带着手受伤的哥哥去医院，刚出家门，张小令就在地上翻跟头。最后，警察将张小令送进了回龙观医院，医院电梯门关闭的瞬间，张小令的号叫让妹妹彻底绝望了。
事后，张小令说，“当时我在地上翻跟头，想跟妈妈证明，我有刀枪不入的功夫，我身体很好，不用去医院。”
康复与躲避
住进回龙观医院后，母亲只看过他一次，此后再没去过，“她说看见哥哥，除了伤心，再没有别的感觉。”张小婷说。
去年9月10日，母亲托女儿给张小令送去一封信，信中说，“小令，你是个极孝顺的孩子。你病好时极好，但有一点外界的刺激就容易犯病，你在这里住院，有医生护士看着，妈妈放心。你要有自知之明，这种病终身离不开大夫。”
今年1月，张小令被送进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
李阳说，张小令进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前，已经过系统的治疗，幻觉和妄想等症状不太多了，在该院更多的是接受生活技能和社交方面的训练。
李阳说，张小令刚入院时，对疾病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社会功能也有些欠缺，即使简单的交流也不流畅，说话时有些局促和紧张，有时容易跑题。刚进来时张小令会有些封闭，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在屋里看书看报纸。
“他这种表现也不能算是一种病态，毕竟刚进来，对我们也不是很熟悉。”
李阳说，经过在病区里一个多月的工娱治疗，加上医务人员所表现出的诚意和友善，让张小令慢慢放松下来，并且会主动要求参加院里的康复活动，也会主动向医务人员诉说，对疾病的认识也加强了。
半个月前，医院为张小令做了一次风险评估。评估主要是交谈问话的方式。评估发现，张小令可以说出既往的行为是受症状支配，目前不再有冲动的想法，只是回答问题时有些情绪不是发自内心的，话语中还有隐藏和不中肯的成分，有些想法没有暴露出来。
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表示，张小令目前情况稳定，临床表现基本符合出院标准。毕竟张小令既往有过肇事行为，院方也想把风险降到最低，所以让他再参加一些院内的康复，再观察一段时间。
但这一次，张小婷和母亲都不愿接受张小令回家。
回家的本能
被拒绝回家的不止张小令，本可出院的于佳也无法回家。
23岁的于佳是海淀精神卫生防治所的一名患者，2011年第一批进入社区居住型康复园康复。园区护士长白静介绍，于佳和父亲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已经离异，大姑成为了她的监护人。
白静说，于佳13岁左右时第一次发病，这些年病情出现过反复。入园前，她已在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住了一年多。刚入园时，于佳像大多数长期住院的患者一样，社会功能减退，“她对自己的外形没要求，邋里邋遢，表现也很被动。”此后，工作人员手把手教她做饭，洗衣服，她还学习超市收银、计算，如今，于佳已经成了园里的“大厨”，经常要求负责园里患者和工作人员的伙食。在超市结账时，不用计算器也能算得又快又准。
按院方的评估，于佳已符合出院标准，但因大姑没有监护能力，于佳只能留在康复园。
去年的一天，于佳以去超市为由离开园区，直到当天接到于佳大姑的电话，康复园才知道她“逃”回了家。
“她本意是想家，并不是因为发病才逃的。”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康复部副主任龚建民说，病人好不容易走出去，再被送回来，对患者的信心是个打击。医院和于佳的大姑沟通后，最终达成一致，每两个星期于佳可以回家住两天。
李阳说，即使对于病情很重的病人，“我想回家”这类的想法很多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说这些话是出于本意，并不是在症状支配下做出的举动。
家属两难
更多的人则完全被留在在医院里。
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说，全院300多个病人中，有150至160人符合出院标准，但其中约120名患者因受到家人的排斥而无法出院，“这其中大部分家属不是直系亲属，没有义务照顾病人的生活；剩下的直系亲属也以身体、年龄等原因，表示没有监护能力。”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介绍，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符合出院标准却因家属不接收而无法出院的精神病患者，在北京还有很多。以安定医院为例，经统计有近100名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已经被迫留在医院多年，回龙观医院里的患者更几乎都是此类情况。
王诚说，在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这类患者与正常人相比，虽然在社会适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情感交流和生活、工作能力上仍有不同，但均是病情稳定，有正常思维、可以在院外生活的人。医务人员仍像照顾其他患者一样照顾他们，除了日常服药，还会带他们参与康复活动，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减少残疾程度。
“他们心底里，想要出院的愿望是不会变的。”王诚说，几乎所有患者在家属解释了家中的困境后，能够理解家人，为家人的困境担忧，也担心自己出院以后无处可去，所以无奈地认可了现在的处境，“这也是他们能长期平静地住在院里的心理基础。”
但是，这一现象也造成精神病院的医疗资源被严重占用，“患者出不去，床位空不出，新的患者就进不来。”王诚说，《精神卫生法》实施前，院方曾召集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家属开会。当自己谈到法条中要求“尊重病人的权利，病人符合出院标准后可以自愿出院”时，四五个家属站起来说，“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家属”、“你们怎么能让患者回家呢？我们有困难，回到家我们管不了他……”
“我很理解家人的反应。”王诚说，患者给家属带来的长期并巨大的压力，使他们的耐心几乎耗尽，医院也担心，如果病人不在医院，遇到了困难谁能解决，“比如张小令，出院后家人能否提供有效的照顾，院方、家人和社会都会担心。”
孱弱的社区康复
为缓解这样的情况，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尝试通过社区居住型康复模式，帮助患者走出医院，并通过康复项目，恢复社会功能，最终回归家庭。王诚说，这些入园的患者已经有不少通过康复，能够自理生活回到社会，“而且数量逐渐增多。”
但这种尝试也遭到部分家属的反对。王诚说，这部分家属认为，患者“下园”处于半自由的状态，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出了事，谁来承担责任？
为此，2010年起，医院开始动员家属，希望他们同意患者入园，“为改变家属的观念，我们一个一个动员，带他们去园里参观，或劝他们让患者去园里体验。”王诚说，现在运营的康复园容纳的40多名患者，每一个都是经过反复动员才同意的，更多的患者家属仍未同意。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的精防科，承担精神疾病患者回到社区后的康复和医疗，医生通过定期访视，指导病人吃药、复查，降低患者的复发率，但由于精防资源的紧缺，很多情况下，社区管不过来。“政府应加大对社区精神卫生管理的投入，多建康复站及康复机构。”
6月25日，医院康复活动区，张小令对着台灯，在蓝色粗布上一针一线绣着平绣。他拿出一个绣好的平绣给李阳看，“李主任，你看，我绣得不错吧。”
蓝布上的图案是一对鸳鸯，线条紧密细腻，和样图几乎没有差别，“我现在可以很专心地做完手工，我也是康复组里做得最好的一个。”
6月26日，记者再次见到张小令时，他刚参加完院里组织的围棋比赛，“我喜欢围棋，它变幻莫测，很有意思。”
张小令说，如果有一天能出院，想教小朋友学英语。
当问到他英语怎么样时，张小令说，“Just so so.”然后指着记者手中的笔和黑色封皮的本子说，“这个是Pen，这个是Black book。”随后又指着记者的相机，“这个是photo。”随后立即意识到说错了，“不对，photo是照片，相机是camera。”
除了做老师，张小令还想做一名厨师，“我特别喜欢做菜，拿手菜有鱼香肉丝，红烧肉。”
（应家属要求 文中患者及家属均为化名）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卢漫
摄影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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