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董航实名举报银行“虚假核销贷款2.21亿元”，审计署查实
不满银行“未将其异地安置好”，董航起诉审计署，欲拿到银行异地安置承诺书
前日9时30分，北京市一中院第二审判区第一法庭，董航诉国家审计署“交通银行锦州分行虚假核销贷款案”信息公开案，正式开庭。
虚假核销贷款案发生于10年前，涉案金额2.21亿元。作为当事银行员工，董航是实名举报人。当年，审计署迅速立案，查实了举报情况。董航说，当年，如果没有审计署的及时出面，三名举报人极有可能陷入到遇刺这些生命威胁之中。“审计署与我有恩。”董航说。
那么，董航为何起诉“恩人”审计署呢？这涉及我国证人实名举报后的安置问题。
事件回顾
2003年8月26日
交通银行锦州分行员工董航、鲍宇、刘离（化名）向位于上海的交通银行总行监察室，递交了检举报告。检举锦州分行，违规核销企业“不良”贷款2.21亿元。
2003年8月31日
董航和鲍宇在沈阳，决定到国家审计署特派办实名举报。
2004年11月26日
他们被告知：举报属实，涉案人接受司法调查，锦州分行领导班子调整。三人被媒体誉为“举报英雄”。
2005年4月13日
董航称，审计署口头告知，关于三名实名举报人的异地工作安置等8项措施，列入了交通银行的整改意见。
2013年7月10日
董航起诉审计署信息公开案开庭。目的是为拿到当年总行整改意见的书面材料。“就此继续要求交行妥善安置”。
举报人：八年未获安置
董航称，由于交通银行锦州分行“虚假核销贷款案”在当地涉及面太广，2003年底，他与另外两位实名举报人刘离（化名）、鲍宇，都希望异地安置。
他讲述，审计署曾于2005年4月13日，口头告知他们，三名举报人异地工作安置等8项措施，列入了交通银行总行（以下简称总行）的整改意见。
三人的异地安置问题，由总行解决。
八年过去了，目前鲍宇被安排到了山东某市，董航和刘离还在为安置工作奔波。
“异地安置是否列入了总行的整改意见？我只得到了口头通知，没有书面证据。我想通过起诉，要求公开专项审计报告等当年的书面文件，取得关于我工作安置的书面证据，就此继续要求总行妥善安置”。
“要公开的内容不存在”
前日，从9点半到中午12时，庭审进行了2个半小时。董航的诉讼请求主要有两项：公开交通银行锦州分行虚假核销贷款案的专项审计报告；交通银行对审计决定的执行情况和审计整改情况。
出庭应诉的审计署法律部门工作人员陈述说，虚假核销贷款案是根据举报线索进行的审计调查，不是常规的审计项目，完成调查后，以《审计要情》形式上报国务院。而《审计要情》属于涉密文件，不能公开。
对于虚假核销贷款案，审计署只有《审计要情》。董航请求公开的审计报告等内容，事实上并不存在。
曲线救国只为获得证据
那么，董航想要的“异地安置列入总行整改意见”的书面材料，是否存在呢？
在开庭前证据交换、庭审等环节，审计署提交了交通银行于2004年、2005年，向审计署递交的三份报告。
根据三份报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中纪委转发的《审计要情》，交通银行作出了包括“异地安置举报人”在内的，若干项整改措施。换句话说，整改不是审计署作出的决定，也就不存在“交通银行对审计决定的整改情况”。
但就是这几份证据，间接帮了董航的忙。
“三份报告，我都是通过这次起诉才看到的。报告主要谈了对举报人的异地安置问题。报告证明，异地安置被列入了总行的整改范围。”董航说。
庭审结束后并未当庭宣判。但案件结果对于董航来说，已不重要：“起诉审计署只是曲线救国，取得异地安置的书面材料才是目的。”
纠纷
要求太高还是安置不当？
审计署提交的总行三份报告，呈现了董航与其之间的异地安置纠纷。
“鲍宇重申要求在北京安排工作，董航和刘离也提出全家到北京安排工作……总行希望他们在沈阳或辽宁省境内进行安置。”一份报告这样写道。
董航解释，三名举报人确曾提出安置北京，“是因为大都市容易隐姓埋名。了解到落户等困难，很快放弃了。但安置在辽宁我们不同意，案子涉及面广，不安全。”
2003年11月26日，配合审计署办案时，鲍宇被人拿刀追砍，大腿受伤，倒在血泊里。警方查实，该案系交行锦州分行员工张某重金雇用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对鲍宇进行报复。
董航回忆，2009年，总行提出，将他和爱人都安置在山东某市。“我们夫妻两人马上去了该市。接收我爱人的单位称，她必须辞掉锦州的工作，重新入职。这与我们得到的‘调转’通知不一致。”
如果重新入职，妻子的工龄、待遇怎么算？“接收单位让我们找总行。”
董航夫妇选择了先返回锦州。回到家乡次日，董航开始通过书面、口头等方式向总行反映情况。董航说，至今，他没有得到总行的答复。董妻一直在原单位上班。
对此，7月9日下午起，新京报记者多次拨通总行和95559客服电话，询问董航异地安置问题。
95559接线员跟新京报记者两次电话沟通，表示交行相关部门将尽快给予回复。截至发稿时，暂无回音。
困境
实名举报后，证人“没人管”
董航表示，他将拿着交行的三份报告，要求交通银行落实整改意见，解决他的异地安置问题，“交行是企业，不是政府。如果因为解决不了全家落户、住处等等问题，那么我再找能解决的政府部门”。
对于董航的想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举报人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事实上，内地尚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负责安置举报人及其家人。
陈卫东参与了1996年、2012年的刑诉法修订。他介绍，2012年修订的新刑诉法，才开始触及到证人保护制度，专项法律更是没有。
目前，对证人保护制度的设计，只是停留在了事前、事中保护层面。而董航的异地安置问题，属于事后保护，现行法律尚未涉及。
陈卫东认为，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滞后，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偏低。
据最高检2010年6月“宣传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的数据，2007年至2009年，反映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案件，每年近200件。
陈卫东认为，相关发案率虽然不高，但性质严重。每一起打击报复举报人案件，都会打消举报人的积极性，令公众对司法公正提出质疑。“在腐败案高发的今天，如果有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也将打开反腐新局面。”
他山之石
俄罗斯“深喉” 国家负责整容
北京市社科院法学所博士成协中介绍，美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均有《证人保护法》等相关法规。
一方面立法确定负责证人保护的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在法条中明确，证人在事前、事中、事后可以享受到哪些权益。
例如美国，一旦确定某人进入了证人保护程序，那么该人就如同美国大片《蒸发密令》一般，本人和家属的驾驶执照、社会保险卡、出生证、学历证明等所有身份标记，证人保护机构全部重新制作。同时，证人保护机构还负责解决到新城市新社区的就业、生活来源等问题。
他举例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引咎辞职的“水门事件”，就是证人保护制度的成功案例。举报人“深喉”、美国原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费尔特平安度过了30年，直到2005年91岁时，才自愿“曝光”，公开站出来说“我就是深喉”。
此外，俄罗斯的《国家保护被害人、证人和其他刑事诉讼参与人法草案》也规定，对包括证人在内的被保护对象，官方证人保护机构发给更改其姓名的文件，负责安排迁移到另一个无危险的地方生活居住，甚至还负责整容，改变其外貌。
新京报记者 张媛 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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