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威尔·鲍温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不抱怨的世界》，许多管理者奉为圭臬，常常用来教育员工。
然而要让人不抱怨十分艰难，现实似乎恰恰相反，无论处在任何阶层，人们都有一肚子的怨气。有时是因为与单位发生纠纷，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和被欺凌的感觉，有时是与公共部门打交道，各种推诿和不负责任令人心生怨怼，有时是干着一种天生受气的职业，感觉到付出与所获的强烈不对等，有时……
在一个流动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地方，各种复杂的怨气更是给人一种窒息感。
工作十几年，一朝扫地出门
打工，一直是东莞这座城市的主题。
有些人出来打工，是想变成有钱人，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够如愿。而另一些人，则是希望能够安安稳稳地打工，生活，愿望如此简单，但一样很难实现。
黄永昌就是后一种。
坐在沙发上，他一言不发，头发凌乱花白，没有一丝光泽，眼神暗淡，脸皮粗糙，一个典型的将青春消耗在工厂的体力劳动中的中年打工者形象。
喝了一杯功夫茶，他吐了一口气说：干了10几年，他们就这样对我！
黄永昌是粤北山区翁源人，1998年到东莞打工，进了虎门镇的一家电镀厂。相比在农村务农，当时他觉得收入还可以，于是又介绍了同乡黄利生到厂里工作。黄利生是个老光棍，身体又不好，长期在厂里负责看大门。
当时的他不会想到，正是介绍黄利生进厂这一决定，让他在今天陷入绝望。
2011年，黄利生村里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傻老婆，他就辞职回去结婚了。很快，儿子降生，一个正常人应该拥有的人生，在一年内统统实现。然而好景不长，去年7月，黄利生突然一病不起，送到广州多家大型医院检查，发现是白血病。
医生告诉黄利生的亲戚，说急性白血病很可能与长期接触某种化学品有关，于是他们想到了工作的电镀厂。黄利生原来在厂里做普工，后来改作门卫，无论哪一种，都天天闻着很刺鼻的味道。亲戚们怀疑，正是长期接触电镀环境让黄利生患病。
来到工厂要求赔偿，但厂方断然拒绝。黄利生的亲戚们就请来律师打官司，但因为工厂一直没和黄利生签合同，必须有人出来证明黄利生确实在这里工作过。
于是，黄永昌站了出来。
黄利生最终在去年底顺利拿到了赔偿，而且厂方还补缴了他的社保，安心回家养病去了。而黄永昌，在案件结束后很快就感觉到了工作氛围的变化，工厂的管理人员总是找各种理由和他过不去。有一个月，黄永昌觉得工资比正常水平少了，就找人事部理论，经理很不耐烦地说，像你这种“二五仔”（叛徒），早该自己滚蛋了。
“我怎么是‘二五仔’？你们不承认人家在这里工作过本来就不对，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我只是作证他在这里工作过，又没说他的病就是工作造成的，我只是说实话而已。”黄永昌说，听到“二五仔”这个词，当时心里真是恼火。
今年过年后再回工厂 ，黄永昌被保安拒绝进入。
被开除的黄永昌没有拿到任何补偿，而且还有去年的8000多元工资未结清。黄永昌咽不下去这口气，也找到了去年代理黄利生案件的罗律师。
“在这间厂里一共干了14年，他们就这样当我是空气，甚至我根本不存在？”黄永昌口气里带着愤怒，“你要开除我可以，总得把我的工资给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还要生活，何必欺人太甚！”
律师罗先生把一杯茶放到他面前说，不要激动，再想想，看看能不能找到证人。然而有了黄永昌的“前车之鉴”，厂里的老朋友也都不敢再站出来说话。
黄永昌丢掉烟蒂，又理直了一支烟塞到嘴里点着，用力吸了一口说，“这件事我一定要搞个明白，他们要是死不认账就别怪我不客气。”
黄永昌这样的群体，是一个最怕事也最不愿意惹事的人群，他们只求现有的生活不要被破坏，为此可以承受各种轻视与鄙薄。然而他们的生活往往最脆弱易碎，面对破坏来临，他们就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力量去抗衡，无力得让人绝望。到最后，正是这种强烈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唤起了他们对从前经受过的各种轻视与鄙薄的记忆，因而有了鱼死网破的冲动。
老婆怀孕之后
像黄永昌一样心中燃着一股火的还有四川达县人潘学见。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小企业主，不是普通的工人，不会有被自己所在的企业欺负的感觉，但常常要与公共部门打交道。一旦出点问题，自己也马上成为受害者，而且各种荒唐的说辞，一遍遍地加厚着心中的怨气。
潘学见和老婆阿娟一起在东莞横沥镇工作，已经有两个孩子，阿娟也已经36岁。
6月10日，阿娟被查出怀孕了。这一“喜讯”让夫妇俩感觉五雷轰顶，因为在今年3月，潘学见已经在东莞市计生中心做过结扎手术。
怀孕带来几个麻烦。一是老公已经结扎，老婆又怀孕，旁人定会笑话老潘带了绿帽；二是当初决定由老潘去结扎就是因为阿娟身体不好，生第二胎时差点命都丢了，现在这一胎生下来成问题，阿娟可能送命，顺利生下来还会面临罚款，不生也成问题，堕胎也可能要了阿娟的命。
阿娟走投无路，去找当地妇联求助，但招来的是一阵奚落：天啊，这种事怎么可能，你怎么不去买彩票？你可不要胡说啊，否则以后谁还敢去结扎！
妇联工作人员的话让阿娟和老潘感觉到难以忍受的侮辱。阿娟说，自己夫妻俩感情很好，绝不可能有出轨的问题，老潘也说，10几年夫妻，自己对老婆绝对信任。
东莞有许多像老潘夫妻这样的人，从最底层奋斗到一个有点身份、地位和优越感的位置，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周边的圈子里，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尊重。但他们总会发现，当碰上公权力部门，甚至一些还称不上有权力的公共部门的时候，自己所遭受的对待与作为最底层的时候并无二致，同样面对一种已经形成套路的傲慢。
这让老潘夫妻有了更炽烈的维权冲动。他们想来想去，觉得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结扎手术不成功，老潘白挨了一刀。
但是再翻出结扎证，老潘发现，上面写着手术医生是黄健初和莫晓彬，但回忆起来，自己手术过程中只有黄健初医生和一名实习生在场。他记得，当时是黄健初医生先做了一半的手术，然后又指点着实习生做了后一半，莫晓彬医生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老潘认为，这是计生中心拿自己当实验对象，给实习生练手，才导致了手术失败。
黄健初医生是市计生中心的主任，按他的解释，当时确实是安排莫晓彬医生一起做手术，只是突然来了一个需要急救的病人，莫医生就临时走开了。
但在老潘看来，这完全是为逃避责任而找借口。“简直是在草菅人命，太没有医德了！”
检查结果显示，老潘的精液中有“大量精子存活”，计生中心说，造成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手术并发症导致输精管又通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免费给老潘再结扎一次，免费给阿娟做人工流产。这样的处理方式，让老潘既愤怒，同时又感觉哭笑不得。
过了几天，计生中心给出了免费做手术之外的经济补偿方案，拿出一份协议书让老潘签字。老潘说，大致的意思是计生中心没有过错，只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老潘补偿1万元。
东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局新闻发言人说，计生中心承认手术失败，但手术失败既不是医疗事故，也不是手术并发症。
老潘只能当冤大头，最终的结果是这件事没有任何人有过错。老潘挨了一刀，还要“免费”再挨一刀，而他妻子体弱不能怀孕却又再次怀孕，身体条件不允许流产但又必须流产，清清白白却不得不承受别人的指指点点。
在有关部门看来，这就是一件小事，事实上，结扎失败以前也时有发生。而在老潘看来，则有一种人生被颠覆的感觉。在重视程度上，双方有一种强烈的不对称，麻木与极度敏感之间强烈的张力，使得老潘无法接受任何试图匆匆了结的解决方案。
老潘说，自己只接受赔偿，不要什么“人道主义补偿”，实在不行，只能法庭上见。不过，打官司需要出具各种鉴定文件，而对手就是鉴定方这一条线上的单位，胜算几何，老潘也不清楚。夫妻俩蹲在墙根下，愁眉苦脸，一言不发。
一直很不爽的治安员
老廖（化名）看上去则没有忧愁，经常侃侃而谈，用他同事的话说就是“口水多到浸死人”。
他是东莞某镇的一名村联防队员，在东莞一般称作“治安员”。提起治安员，人们大多没有什么好印象，认为他们就是一群打手，最多是群保安，整天干一些欺负人的事情。在外界的印象中，治安员最常干的是查暂住证，在村里某个出入的必经路口设卡，对打工仔、打工妹一个个地盘查，没有暂住证的就要求马上交钱办理，办完才放人。
外来人口多认为，治安员上来盘问的时候凶巴巴的样子最讨人厌，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所以多年来，社会常有声音呼吁“取消治安员”。然而，东莞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警力配备却是参照一个县的标准，没有治安员，公安部门根本力不从心。于是去年开始，治安员被按计划统一收编，改称“协警”。
老廖对这个新的称呼并不感兴趣，他说，说得好听，其实还是治安员。
一般有行动，都是两三个警察带队，队员全是治安员，冲锋抓贼，警察一声呐喊，治安员就冲在最前面，每年东莞都有几个治安员因公牺牲，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老廖也曾经在行动中受过伤，大腿上被划了一刀，至今留有疤痕，其他同事，也几乎没有一个不挂过彩的。
干的常常是玩命的活儿，但老百姓看不起，甚至还有恨意，警察看不起，可以呼来喝去，最后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老廖说，老百姓总是指责治安员态度不好，但他们面对治安员的时候，态度也不一定就好。有时候，因为双方态度都不好，就会发生冲突。
做了10几年治安员，老廖目前的工资到手也就不到2000元，“惨过打工仔”。作为一名东莞本地人，老廖认为打工仔是最低端的身份，大部分东莞本地人也不愿意到企业去打工，这也正是许多本地年轻劳动力成为治安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东莞，许多村都有分红，但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多，老廖所在的村，每个人一年也就能分到两三千元，离支持生活还差得远。为了生活，老廖下班后有时还要去帮朋友做木工，雕刻龙头之类的物品，几百元钱雕一个。
“你不满意，我还周身不爽呢。”老廖说，现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碰到我们就把气撒在我们身上。为了保住饭碗，我们必须克制，就像个气球，每天都被往里充气，总有一天要爆炸。如果能赚大钱，也就算了，但天天受气就为这一两千元，想起来都觉得搞笑。
治安员最向往的职业是成为一名警察，收入增长好几倍，还可以指挥别人，工作起来那些执法对象也没几个敢支吾几声，但能够实现愿望的寥寥无几，像老廖这样年纪又大、文化程度又低的，根本想都不用想。
和许多本地人一样，老廖他们想要的，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外来打工者的优越感。那些有文凭的本地人，可以很容易就进入机关、事业单位，过一种即便不那么富裕，但仍自感高人一头的生活。而像老廖这样没有文凭的本地人，同样为了保持一种心理优势而去谋求一个“体制内”的差事，但最终发现事不遂人愿，反而四处冷眼，内外受气，于是有些人变得性如干柴，一点就着，有些人则忍气吞声，玩世不恭。
长期的压抑和不满，让老廖这样的“老油条”治安员行动上直接表现为玩忽职守。现在的老廖已经50出头，早已经“学精了”，尽量逃避玩命的事情。老廖说，遇到街头有打群架的，两批人拿着大刀互砍，他们并不会在接警之后马上冲过去，而是慢悠悠地抽支烟，喝口茶，等他们砍完了再去收拾残局，抓几个没跑掉的，顺藤摸瓜也能找到其余的人，一样交差。“差佬有枪，我们可没有，去得太早，死的可能就是我。”
老廖最后想给记者一个玩世不恭的礼物。办公室的桌子、柜子下面和墙角，堆满了收缴上来的各种砍刀，长短不一，足有上百把。老廖用脚踢了一下茶几下面的几把说：要不要，要就拿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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