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3日文章】题：阿拉伯革命背后的经济失误（作者美国中东论坛和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戴维·P·戈德曼）原文提要 在埃及和叙利亚，错误的食品和水政策为造反和内战创造了条件。
有时候，在经历几十年的错误政治指示后，经济就可能无法恢复了，人们也干脆一走了之。自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来.1000万贫穷的墨西哥人移居美国。他们是革命后一项政策的牺牲品。这项政策把墨西哥农民困在政府拥有的集体农场中。如今，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面临比墨西哥要糟糕得多的经济问题，可他们无处可去。半个世纪的管理不善使这两个阿拉伯国家无力满足国民的基本需求，国家经济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害以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复苏了。 .这就是了解埃及政府失灵和叙利亚内战的重要背景。扭转两国自由下落的状况可能是美国鞭长莫及的；对美国来说，最佳情形是尽可能控制混乱。
经济政策酿苦果在埃及9000万人口中，有70%以种地为生。然而，国家的产出只能满足埃及人一半的热量消耗。较贫穷的一半人口靠政府补贴的进口食品过活，这把预算赤字扩大至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随着全球食品价格的上涨，埃及2010年的贸易逆差失控，从2006年的100亿美元猛增至250亿美元，而这早在穆巴拉克总统被推翻之前就发生了。
在叙利亚，政府对水资源的管理不善从2006年开始的干旱使情况变得更糟在2011年3月叛乱开始前让数百万农民破产。叙利亚的民族和宗教断层线不是由该国农业的崩溃造成的，但它的确使数百万人丧失土地，其中许多人可以并且准备好打仗了。
埃及对现代世界经济准备不足。
45%的人口是文盲。埃及所有已婚妇女几乎都接受过割礼。1/3的婚姻是近亲联姻，这是部落社会的一个标志。在15岁至64岁的5100万埃及人中，只有一半符合政府的劳动力标准。如果以美国的方式计算，埃及的失业率将远远高于40%，而不是官方的13%。埃及近1/3的大学适龄青年在大学注册，但只有一半毕业，而在这些最终毕业的人当中，能胜任21世纪工作的人少之又少。
这是过去60年来意在政治控制而非生产率的经济政策的悲剧性后果。我们目睹过类似的崩溃，例如上世纪80年代在拉美，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区别。拉美债务国全都出口食品。埃及是一个不出产香蕉的香蕉共和国。
眼下埃及的粮食状况危急，据报道该国现有够两个月使用的进口小麦供给，但它其实应当拥有超过6个月的供给量。据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几个月来，埃及的穷人除了大饼以外没有其他可吃的。在这个国家，40%的成人因粗劣的饮食而影响了身体发育。在军方上星期迫使穆罕默德·穆尔西总统下台后，面包也开始变得紧缺。
补救措施已太迟自1988年以来，阿萨德政权把叙利亚稀少的水资源错误地导向小麦和棉花灌溉，以追求自给自足。此举没有取得成功在7年前遭到干旱袭击后，叙利亚开始耗尽水资源。非法水井让地下水位大幅降低。300万叙利亚农民（该国总共有2000万人口）成为贫民，数十万农民离开农庄，住到叙利亚各城市郊区的帐篷营地。
经济学家保罗·里夫林在2011年3月为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心撰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巴沙尔为时已晚的扭转方向的努力引发了当前的政治危机。他写道：“到2007年，12.3%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而且贫困率已经达到33%。此后，贫困率进一步升高。在2008年初，燃料补贴取消，结果柴油价格一夜之间上涨了两倍。因此，在这一年里，基本食物价格急剧上涨，干旱又使情况进一步加剧。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流入叙利亚的侨汇减少。”
叙利亚政权在2011年2月降低了进口食品的关税，这是缓解危机的最后一刻努力。但此举没有奏效，因为当地市场对人们感知到的政府的绝望作出的反应是囤积粮食。这使粮价在叙利亚逊尼派造反前不久暴涨。
经济危机为埃及和叙利亚的政治崩溃创造了条件，即使这不是真正的刺激因素。诚然，这两个阿拉伯国家不是被管理不善所毁的唯一国家。但同俄罗斯和东欧不同，它们没有可依靠的熟练工人储备和自然资源。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似乎不该关注民主进程的细节。
从短期看，埃及的最佳结局是从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获得补贴来渡过难关。埃及的年财政缺口接近200亿美元。这类援助的代价是继续让穆斯林兄弟会靠边站，因为海湾君主国把穆兄会视作对它们合法性的威胁。海湾国家对推翻穆尔西的反应是，承诺提供120亿美元的援助，从而避免近期的一场经济灾难。在一系列糟糕的选项中，这大概是最好的。
叙利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可能是无法挽救的了，西方应当考虑一个南斯拉夫式的分治计划以停止民族和宗教屠杀。但对于防止该地区恶化发展成一段长时间的混乱，即便是最佳的补救措施或许也来得太迟了。
(来源：新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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