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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中苏交恶时，天安门附近的反修正主义游行中出现了外国人面孔。翁乃强至今不知他是哪国人。 （翁乃强/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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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乃强觉得《大海航行靠舵手》“比较有气势”，《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却觉得它有别种意味：“毛泽东好像在天上，和老百姓距离拉得非常大。” （翁乃强/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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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乃强在拍摄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他至今不愿公开自己拍摄的一部分“负面照片”，因为“不要丑化国家”。 （受访者供图/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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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瑞金，红卫兵教中年男人念《毛主席语录》，男人抄着手，好像很麻木，这也许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老百姓对这些东西并不那么投入。 （翁乃强/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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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藏族女孩若有所思，一旁的学员有点走神，这样的照片当时不能达到宣传要求。 （翁乃强/图） |
看完翁乃强的摄影展，观众要求和他合照，不约而同选在一张高宽均为1.8米的照片前。照片近景是挤挤密密的红卫兵，高举双手和红宝书，远景是国家领导人站立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最前，持帽挥手，就像站在一艘巨轮上指挥航行。
这是翁乃强最满意的照片之一，“比较有气势，能代表‘文革’初期的情况。”他为照片起名：《红卫兵：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回应：人民万岁》。拍卖时更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2006年华辰拍卖会，照片拍出了20.5万元人民币。
翁乃强1964年开始在日文外宣刊物《人民中国》担任摄影记者，1990年被调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2013年，他向中央美术学院捐赠143张照片，包括“大海航行”等一系列“文革”照片，5月31日到6月19日，照片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
“文革”期间拍摄和保存了许多负面照片的李振盛，欣赏翁乃强照片“强烈的美感和油画效果”，这些大部分反映“祖国山河一片红”和“莺歌燕舞大好形势”的照片，“很美好，挂在客厅里、卧室里都很好，有装饰性、有文化感”。
《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则从当年的“宣传品”照片中读出了新的意味：“毛泽东好像在天上，和老百姓的距离拉得非常大，很形象地反映了毛和老百姓的距离，反映了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把他推到天上的癫狂状态。”
有来观展的小朋友，不解地问翁乃强："文革’不是很黑暗，很残酷吗？”他们在展览上看到的“文革”图景，大多是红卫兵学习红宝书、重走长征路、知青开荒，或热烈欢快或积极正面，少见批斗、枪毙等惨烈场面。
“批斗会，审讯、处决犯人我没有拍。有一些是我没有赶上，另一方面我也不拍这些东西。”翁乃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见了八次,拍了八次
翁乃强把“大海航行”挂在工作室的一面墙上，现在看它，还是激动。
那天是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翁乃强早上七点从王府井家中步行到东长安街，一路穿过漫长的红卫兵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在距离城楼一百米左右的观礼台上，翁乃强用一台禄莱120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红卫兵山呼毛主席万岁，汇聚到翁乃强的耳朵里，只剩一阵嗡嗡巨响。
“大海航行”的场景，翁乃强拍了三张。一张未公布因为城楼上的红旗飘起，正好把毛主席挡在阴影里。另两张也都没有在《人民中国》发表，因为涉及中央领导人的照片都要送审，算上印刷和运去日本的船期，需要三个月，早就失了时效。杂志封面最后用的是红卫兵热烈欢呼的场面，没有毛主席。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八次，翁乃强拍了八次。有一次，毛主席的车从文化宫出来，翁乃强拿起135相机取景，发现天安门高耸，把毛主席嵌在里面，背景很暗。他立刻蹲下，毛主席升高了，天安门降下来，这才按下快门。这是最后一次还是倒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翁乃强已经记不清，只记得当时天已转冷，“毛主席穿着棉衣，叶帅也是穿着棉衣”。画面上，天空灰蓝，毛的神情疲倦。
这张照片的对面墙上，挂着“开发新知青点”。大概是2011年底，陈秀改从战友那里看到这张照片，认出了正中的自己。1968年7月20日，18岁的陈秀改去黑龙江大兴岛当知青。两三个月后的一天，她和营地战友坐船出发，具体是去哪儿，他们谁也想不起来。
这一天，翁乃强得知这批知青要去开发新的知青点，一路跟随，在前面的拖船上拍下照片。相中人浑然不知，除了右侧蹲着的一个女生稍带笑容，大多“神情忧郁，精神不佳”。
“那个年代，十几岁的孩子，冲动地奔赴了那儿，都是自愿的，但是到了之后，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繁重，给青年带来的，确实不是什么特愉悦的心情。只有大家在一起聊学校、聊北京的时候，才会比较高兴。”陈秀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她小时候得过风湿，天气一冷就特别痛苦。她在兵团两个连队都当过副连长，七年后回北京，几经转行成了一名律师。
陈秀改偶然知道翁乃强的摄影展，去了开幕式感谢他：“那个历史时刻，记录下来，对中国将来避免那样的厄运，都是一个警醒。”
1954年翁乃强考上中央美院附中，父亲从印尼寄来一本北欧画派的画册，上面写：“强儿，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翁乃强看不懂画册里的荷兰语，却从此喜欢上维米尔和伦勃朗。
画册经年，已经残破，翁乃强再次翻看《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窗前的少女》，赞叹不已。“他们画的东西比较严谨，色彩不是像广告画那样大红大绿，好像很刺激。而是很平和，很沉着，色彩是对比出来的，比较能够写实。同时也很注意造型、形体上面的东西。”
“开发新知青点”就是这样，“不是很华丽，可是很实在，而且能够表现情绪，那时天还蒙蒙亮，光线不亮，很含蓄，含蓄中可以看出它的力量。”再看“大海航行”，“心情不一样，气氛不一样，画面就抢眼，蓝天白云大红旗。色彩跟照片都是反映情绪的，反映作者的感情的，你感觉到忧郁的，就要低沉一点，你要歌颂的，你就灿烂一点。”翁乃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培养画家，还是劳动者
翁乃强是印尼华侨。父亲年轻时从福建龙岩逃难到印尼，白手起家，渐渐开起照相馆、广告公司，最后开了电影公司，家里有了房子和汽车。
七七事变后，翁父捐款回国抗日，1942年日本南侵印尼，把他抓进了集中营。入狱前，翁父让孩子们站在家门前照相，背后门上，日本人贴了封条，孩子们不知所以，还兀自嬉笑。长大后翁乃强再看到这张照片，才领悟到照相原来可以记下历史。
这一时期，印尼很多华人被抓，在集中营病死，或被日本人杀死。翁乃强还记得去集中营看父亲，森严的大木头门上，开一扇小小的窗户，叫名字，那人就在窗口露出脑袋，和探望者交谈几句。
日本战败，翁父释放，更加惦念祖国。他的电影公司引进中国电影，其中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新中国诞生》。翁乃强在电影院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电影，也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电影院里的华人都站起来，欢呼鼓掌流泪。
1949年后，翁父陆续把孩子们送回国。大哥最先回国，参加了青训班，到广东农村参加土改；二哥1950年回国，考上北京四中，还没上课，抗美援朝开始，他报名参了军。
1951年，翁乃强回国。印尼移民厅告知：走了就不能再回来了。翁乃强填表按手印，要用蓝墨水把五个手指头都印上。
回国的船开到广州码头，窗帘一路紧闭，不让往外看。早晨起来，外面锣鼓喧天，夹杂着口号和音乐声，开窗一看，好多码头工人头系红布带，打着腰鼓，大喇叭放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翁乃强一心要去首都，紧接着被“发往”北京。“那时候天安门还破破烂烂，墙上长着草，边上还有树。长安街很窄很窄，中间有一条轨道开有轨电车，那个有轨电车好像要散架似的，哐啷哐啷地走着。”物质生活不如过去，但他不以为意，一心想着父亲说的：好好上学，以后建设国家。翁乃强很快入了少先队又入了团。
1958年，翁乃强备考中央美院时，美院在进行大讨论：要培养什么人，要培养画家，还是要培养普通劳动者？结论是要普通劳动者，这样，招考时要有意录取工厂和农村来的学生，所谓“掺沙子”。翁乃强忐忑：我是归侨，很可能考不上。到了口试，老师艾中信问翁乃强：你为什么要学画？他回答：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他考上了。
毕业创作，翁乃强去海南体验生活，想画一幅“开荒者之歌”，表现华侨农场的青年华侨如何建设农场。他画了个“人猿泰山似的”小青年，光着膀子大砍大伐，地上是砍倒的树，还有蛇和各种小动物。“有点像招贴画，比较夸张。”
老师韦启美看了说，这个太概念，不是生活。又看他的速写，有一张画几个华侨女青年拿着手写的歌谱在唱歌，另一个在磨刀，野地里有橡胶树，野芭蕉开着花。韦启美说，这不是很好吗？用生活里发现的生动内容，表现出虽然环境艰苦，他们还是很愉快。翁乃强的毕业创作就以此为基础。还没毕业，这幅画就被人民美术出版社收入画集出版。“现在看画的水平一般，但内容阳光，有朝气。”他懂了，要歌颂，也得真实地歌颂。伤疤给人家看有什么好处？
美院毕业，翁乃强分配到《人民中国》。当时外文局统管的几本外宣刊物负责让外国了解中国，《人民中国》就是面向日本的日文刊物。
李振盛还在《黑龙江日报》当摄影记者，从报社资料室看到这本采用很多彩色照片的刊物，对于他们可以“随便使用彩色胶卷”，羡慕得要死。
“彩色胶卷对我们来讲就是细粮了，如果是反转片，那就属于特供，细粮中的细粮了。他们拍反转片就像拍黑白片一样。”李振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年头彩色反转片要国家用外汇购买，一个反转片的钱能买二三十个黑白卷，或者三五个彩色卷。
宣传内外有别，外宣要求更活泼生动，贴近生活。当时负责外事的廖承志和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的西园寺公一经常给《人民中国》提意见：不要像排队一样让人排排坐，要抓拍。
冯克力评论翁乃强在《人民中国》拍的一系列照片：“本质上属于宣传照片，但相比同时期搞摄影的人来讲，抓拍的内容相对多一些。”他对一组名为“背篓商店”的照片印象深刻。1965年，《北京日报》报道了北京周口店供销社用背篓送日用品到山区销售一事。翁乃强看到，就跟供销社进山去拍摄。他发现山里很苦，房子很多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没有电，用煤油灯；农民没有钱，就以物换物，用山里的干果、兽皮、猪骨头、牛骨头，换取火柴、煤油、烟卷。翁乃强用一系列抓拍照片，生动地展示了这些过程。
照片很受欢迎，据说有日本读者看了很感动：虽然那些人很穷，可是还是有人关心他们，很有人情味。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我想着怎么样能够把中国的一些情况向国外报道。”翁乃强的一个原则是：不修图，也不摆拍。
唐山地震时，翁乃强编辑了一组图片，反映解放军救灾，一切照规定：不出现死人，不出现房屋倒塌得太厉害，不出现太惨的画面。版排好了去审，被打回来：没有反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加一些这方面的照片。“我找不到，除非摆布：写标语‘打击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没办法编。”
“另一方面我当然要去歌颂好的。你对外宣传，非得要把国家的伤疤给人家看，要丑化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文革”期间翁乃强拍的“负面”照片屈指可数。批判刘少奇时，新华书店的造反派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箱搬到天安门广场焚烧，翁乃强路遇拍下，照片最后没有被采用。
《人民中国》大量采用的是美好事物，比如中日青年联欢、北京的假日、华侨农场的胡椒老人和咖啡老人。一次，翁乃强在路上看到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捡到钱，就一路骑自行车跟拍，一直拍到她成功把钱交给了警察叔叔。照片登了。
1985年，翁乃强入了党。
每次去天安门广场拍照，翁乃强领的是流动场地记者证，除了上不去城楼，可在场内自由拍摄。“没有规定什么可以拍，什么不能拍。”
李振盛作为地方媒体记者，被指定的范围离长安街很远，接近公主坟。“毛泽东检阅了一个半小时，走到那儿已经看不到丝毫神采奕奕了。”拍完后胶卷要上缴，他偷偷藏了一部分“记录黑暗面的”。
翁乃强没有被要求上缴胶卷。杂志用过的照片上缴存档，其余的自己保存。最后，公家保存的胶卷找不着了，他个人存的都还在。
几年前，有画商想出中国摄影家的影集，翁乃强受邀给了一批未发表过的照片。书没有出成，有人建议，为了防止被人复制，最好能先发表。后来摄影家茹遂初在网上做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翁乃强趁此公布了照片。2006年，照片展出，随后拍卖。“好过把好照片当废品卖了。”翁乃强得知，很多照片办过展后，当成废品论斤卖到潘家园。他计划把照片整理完后都捐给国家。
如今他还是习惯带着相机出门，但胶片机换成了数码相机和卡片机。他看到“感动的、光明的、励志的”画面，就拍下来，比如清晨劳作的环卫工人、通夜值班的护士、王府井金鱼胡同的变迁。也有少数“负面”照片，比如汽车乱停，占了盲道；乱扔垃圾；胡同前聚起了水洼，没人处理。“只要你是好心，是要为了国家好，而不是要丑化国家。”翁乃强语调诚恳。
翁乃强的这些照片很少用来发表，有展览或杂志来约，他就提供一些。“负面”照片还没有公开过。“摄影还是要以鼓舞大家的东西为主，还是要让好人好事、健康的东西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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