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卢国强、涂铭）近年来，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一些问题官员连续被曝光，隐藏在这些官员背后的“权色交易”屡屡见诸媒体，被公众称为“性贿赂”的“权色交易”如何打击、能否入罪也随之成为焦点话题。然而，在对这些官员的处理、审判中，“权色交易”问题却始终难以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引起公众质疑。
“好色官员”屡被曝光 “权色交易”难入罪公众存疑
“官员艳照门”“情妇反腐”，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词，在反腐败工作中问题官员被查出、曝光的“权色交易”也越来越多见。
事实上，“权色交易”现象并非近年来刚刚出现。早在上个世纪末的胡长清案中，胡长清的“大款朋友”周某就承认，他根据胡长清的暗示，专门物色美女供胡享乐。胡长清则利用手中权力回报“大款朋友”各种利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相当一部分职务犯罪中都有“性公关”行为的存在，不少干部腐败的起点是接受了他人提供的色情服务，随后，或被要挟，或因助长了欲望而一发不可收拾。
“从我们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来看，涉案人没有作风问题的很少。”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易胜华说。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也坦承，“权色交易”问题在一些“高官”中的确存在。
然而，在贪官们接受审判时，“权色交易”却往往被“忽略”。某问题官员的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案件从卷宗到法庭审理均没有涉及女人问题”；而雷政富则抛出了与不雅视频女主角“谈恋爱”的说法，在对他的审判过程中，同样没有更多涉及“权色交易”问题。
有观点认为，贪官以“作风问题”“道德问题”，甚至以“谈恋爱”掩盖接受“权色交易”的真相，男女关系反而成了贪官逃避法律严惩的“借口”，“权色交易”的发生频率之高与法律惩治力度之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性贿赂”争议17年，真正入罪有多难？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坚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指出，“权色交易”的现实危害并不亚于金钱贿赂。
据专家介绍，目前，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寻求高档娱乐消费、出国旅游、性服务等“非货币利益”，诱惑力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传统的贿赂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是道德范畴所能调整。
早在1996年，就有法律界人士建议把“权色交易”定性为“性贿赂”进行定罪打击，但一直存有争议，并一直争论了17年。据法律界专家介绍，目前国内“权色交易”入罪还面临多方面的难题。
难题之一：取证、认定难。罗猛介绍，按照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受贿罪的对象仅限于财产和财产性利益。而“权色交易”则难以用财物衡量，给定罪量刑带来一定难题。
易胜华认为，“权色交易”入罪存在着技术难度。“比如，接受性服务的职务犯罪案件中，"两情相悦"和性交易的区别，是自愿的还是带有目的性的，立法上很难严格区分。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上主要依靠口供，而"性贿赂"的行贿人和受贿上的口供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婺源县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正义婺源”发表观点说：“司法实践中对"性贿赂"的认定，多因证据搜集困难，这是个国际问题。”
难题之二：难以区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专家指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男女关系”问题更多是道德问题，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法律标尺来界定这种行为的性质。
难题之三：司法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易胜华认为，对“性”话题进行深入调查，会与传统的道德产生冲突，相当考验司法人员的道德水平，并且涉及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人权。
专家：应修订现行法律遏制“权色交易”
左坚卫告诉记者，目前，一些国家已经对涉性方面的贿赂立法：按照日本刑法规定，公务人员或仲裁人“就职务的事项”接受包括艺伎的表演、异性间的亲密交往等都构成受贿行为；德国刑法典第331条，英国《公共机构贿赂法》第11条，意大利刑法典第319条对贿赂内容的有关观点也与日本类似。
专家建议，在“性贿赂”立法尚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对“权色交易”行为进行惩处。
调整现行法律中贿赂行为的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说，虽然历次司法解释中，我国已经扩大了贿赂的标的物的范围，纳入了入干股、出国观光旅游等，但在实践中仍显得“范围太窄”。
专家建议，应该扩大传统意义上贿赂标的物的范围，将我国刑法对贿赂的标的用“不正当好处”来定义，以涵盖传统的贿赂行为和非物质贿赂。
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性贿赂”行为和标准，立法机关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易胜华说：“没有入罪的情况下，建议司法机关在实践操作中把"性贿赂"作为一个酌定情节，进行适当的从重处理。”
加强制度建设和约束。竹立家等专家认为，应加强党纪政纪的约束力，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出现的违纪问题，应明确违纪行为的范围，并严厉惩处，以严肃纪律，杜绝违法乱纪现象。
作者：卢国强 涂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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