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发布通知明确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通知》还要求，应当以原规划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即不得把房屋分割出租，不得按床位出租，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不得出租居住。
新规是针对北京市越来越多的“群租”现象所制定的，管理部门可能从安全角度考虑“群租”的风险性，因为一旦发生重大安全问题，主管部门需要承担管理责任。据报道，最近发现北京某出租屋居然放了二十几张床位，业主享受着丰厚的租金收入，相关照片令人唏嘘不已，引发热议。
从安全角度讲，“群租”的确有高风险性，但是，如果条件允许，那么承租人也不愿冒如此大的危险，不管是人身财产的安全保障，还是居住舒适度、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群租”是每个人都不愿接受的，只是被迫无奈的选择。因为北京的房租价格太高，目前平均房租支出已经占月收入一半以上，而且上涨趋势还在加剧，如果不选择“群租”减少支出，或许月收入还不够生活成本。因此，应该反思房租为何如此迅猛的上涨，并寻思在调控房价上下下功夫，而不是单纯用限制的方法。
北京房租上涨是房价上涨的影子，现在房屋租金价格越涨越高。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北京，集中了中国最优秀和最多的公共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有钱人涌入，因此，北京房价上涨是合理的，不具有生存能力的人应该离开北京。
事实上，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如果北京只能成为有能力的人的居住地，他们仍需要各种服务，像餐馆、城市清洁、汽车保养修理、物业管理、水果蔬菜肉类贩售等等，这些从业人员都是外地来京的低收入群体，也是“群租”最多的客户。如果租金成本越来越高，就会迫使更多基础服务业从业人员离去，从而导致人力价格上涨，租金和人力价格上涨会推高服务价格。这样不良循环的结果，将是把大部分从事服务业的人口赶走，因为他们主要由中低收入群体组成。
北京也是全国科研与文化中心，这不是市场形成的结果，而是因为大部分中央级别的大学、科学研究和文化机构都在北京，这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并伴生了很多科技与文化企业，从而成为全国技术和文化创新中心。如果房租太高，乃至生活成本增长太快，大部分年轻人才在北京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购房安家。无法留住人才将会让当地的科研和文化创新活动受损，从而让整个国家的创新面临考验。
任何一个超级城市都应该是这样的：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并且这个社会因为多元化而具有很大的活力。房价上涨或许对无力购房的外地人而言不是灾难，但房租过高则对他们是致命的冲击。新规尽管是出于安全风险的考虑，有着良善的初衷，但是，未来，宏观调控部门应该考虑，如何解决房租不断的非理性上涨问题。如果真的切实为租房者的安全着想，以及不想令更多服务业人口离开北京，那么应该想办法降低房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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