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判宏调“上下限”

　　既不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对经济运行可能出现的较大波动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陈迪张晓诚

　　7月16日，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后的第二天，国务院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对经济增长的“上下限”进行了阐述：“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是防范通货膨胀。

　　“提出‘上下限’正是因为对经济放缓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解读说，从历史经验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只有1990年的GDP增速低于7%。就季度数据来看，1996年以来，经济增速也只有4个季度低于7%，分别是1998年的一、二季度，2008年的四季度，2009年的一季度。这四个季度GDP平均增长6.9%，税收增长为零，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30%以上，亏损额增长80%以上。

　　“由此可见，当经济增速低于7%时，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随即大幅增加，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强，经济稳定的基础较为脆弱。”该人士说，现实需要来看，中国提出到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这一目标，也要求2010～2020年实现年均7%的增长。”

　　“就业压力的缓解也为7%的经济增长下限预留了更大的弹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指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6岁到59岁新增劳动力就业人口减少了220多万，“按照过去1个GDP增长点解决80万～120万人就业问题的经验判断，经济增速放缓2个百分点也不会为就业增添较大压力。”

　　“这就使得经济增速的延缓和就业之间的平衡点更容易找到。”尹中卿说，“本届政府不急于出台新的刺激计划，是预防形成高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使货币池子流动量更加过剩，高垒地方政府负债，留下系统性财务风险，加大今后结构调整和改革成本。”

　　面对上半年7.6%的增速，受访人士认为，这一增速是在摆脱刺激依赖下的实实在在的增长。下半年，不能急于采取刺激措施，以免“大起得快，大落得也快”；同时也不能对经济增长放任自流，要有足够的政策储备，要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情况分别有预案。

　　做好充足的政策储备

　　“对于困难，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预判，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储备政策，对困难估计得越充分，应对困难也就越从容。”权威人士表示，目前国内外环境难以明显好转，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其一，反映实体经济运行的指标持续回落。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5.2%，同比回落0.3个百分点，铁路货运量同比下降2.8%。工业生产者价格（PPI）持续16个月负增长，今年以来降幅逐步加深。市场对中长期增长放缓的预期基本形成。

　　其二，消费增幅较为缓慢。受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信心不足、高房价对消费挤出效应等因素影响，短期内居民消费意愿和实际消费能力都难以明显提高。

　　其三，投资增长面临制约。企业投资能力不足，投资意愿减弱。各级政府基建投资难以维持高增长。此外，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尚不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内难以对经济增长构成强劲拉动力。

　　其四，出口形势较为严峻。由于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特别是对日元和欧元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在减弱，未来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不仅如此，与世界经济总体继续呈现低速复苏态势相背离，中国外部市场需求并未明显改观。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摩擦与中国交锋，一些新兴经济体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设限。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围堵”和摆脱对中国依赖的意图明显。

　　面对上述形势，尹中卿建议，决策层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充实政策储备：一是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冻结的资金；二是可以对汇率进行适当干预，至少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为企业出口营造良好环境，稳定传统的出口市场；三是把握好积极财政政策的投向。中央已提出了棚户区改造、信息消费等领域，其他如高铁的投资需要保持适度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产品投入等都应当加大。

　　“我们应从整体的宏观政策上，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科技政策等，都逐步调整以适应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对可能出现的更严峻形势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尹中卿说。

　　从“保8”过渡到“稳7”

　　针对目前海内外一些市场机构的唱衰论调，尹中卿反驳说，“世界各国都没有7.5%这么高的增速，有人讲我们的经济要‘复苏’，连危机都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复苏呢？”

　　尹中卿认为，中国经济进入回调时期，是多重因素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中长期看，全球都处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突破时期，新技术和新产业周期尚在孕育之中，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整体放缓。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转型阶段和10年左右的设备更新周期。全球需求缩水和国内的结构性矛盾影响下，通过产业升级和创新实现更为平衡的增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内在动力，GDP减速是不可避免的代价。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中国经济需要从前些年的“保8”逐步过渡到今后的“稳7”。对经济增长形成新的合理预期。

　　其一，切实提高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增速转换阶段的到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政府、企业、社会都要调整心理预期，做好政策准备。

　　其二，应对好经济增速下台阶。经济增速下降，本身会倒逼市场主体逐步适应经济增速下台阶。但增速过快下滑，风险也会陡增，因此，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尹中卿认为，那些建议中国采取“休克疗法”的观点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其三，下大力气排除隐患。未来应通过深化改革，放松管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找到新的增长模式和内生增长动力。需要在化解产能过剩、政府性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和金融风险上下功夫，解决资源结构性错配问题，为经济迎来下一轮持续健康增长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