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兴血案调查:刀锋下的计生职工

　　来自计生的压力

　　大桥村村口有家烟店。血案当日的清晨，何深国扔下了最后一句话：“拿包好烟给我，我再也不回来了。”

　　何深国家是村内一座简陋的水泥房。何深国的老父老母住一间，何深国和妻子住一间，何的四个孩子挤一间。

　　警方通报指出，何有精神病史，于2010年6月领取残疾人证（三级精神残疾）。多位村民证实，何深国小时有精神病症状，砸过东西，但没伤过人。何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说话，相对于村里爱打牌的年轻人，他算得上勤劳。

　　除却精神疾病，他唯一的压力便是超生。

　　何深国的邻居感叹说：“何家太能生了，一年生一个。”如今，何家最大的孩子6岁，最小的孩子只有3个月。

　　这为他日后行凶埋下伏笔，当地官方通报称，血案前日，何深国到东兴市计生局要求办理其第4个孩子的入户手续，因其尚未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计生部门工作人员提出要他在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后再来办理。

　　熟悉何深国的村民则称，此前为了给女儿上户口，何深国与计生干部产生矛盾，故而报复。

　　这是沉重计生压力下发生的一个极端案例。在当地，计划生育堪称村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大桥村村政府的操场上，最显眼的是阳光计生政务公开招牌，上面显示：村计生领导小组组长为村支书刘汉中，副主任为村主任杨维祥。招牌上还公布了有奖举报电话、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

　　然而当地村民称，在村里，计划生育政策不受欢迎，村民普遍重男轻女。“只有有男孩，家才撑得起来。不然谁都欺负你。”一个老年人说。此外，有村民认为，养孩子防老，多几个更好。

　　在距大桥村不远的马路镇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对记者诉苦：计生工作非常辛苦，经常需要带着附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下乡，早出晚归。

　　在办公室墙上可以看到，不到10个工作人员每人负责一个村庄。墙上还挂着用夹子夹着一叠统一打印的“东兴市XX镇孕12周及以上引产申请表”。

　　一位何深国家的熟人表示，经常有计生干部清晨就去超生户家敲门，要求其追缴社会抚养费，后者不胜其烦，曾与计生干部发生冲突。

　　在理念和现实的冲突之下，计生工作人员开始行走于危险的钢丝之上。他们的行为很难被理解。在血案发生后，村民在接受采访时往往对何深国报以同情，甚至有村民高喊“杀得好”。

　　计生局一位伤者的家人亦表示，配偶平素很少谈及工作。其它死伤者的家人对于计生工作中的困难，甚至都已没有诉苦的心情，只是简述“太累，没心情”，不愿意再提及。

　　危险的职业

　　在东兴市计生服务站的一层，挂着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9年底颁发的“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招牌。

　　东兴政府网显示，截至2012年，20年间，东兴市人口由8万多人迅速增加到18万多人，造成社会负担过重。在狠抓计划生育后，东兴根据自治区、防城港市下达的年度人口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指标，每年都完成或超额完成指标任务。

　　超额完成任务的背后，是当地的“铁腕”罚款政策。

　　在东兴市下属乡镇，随处可见相关的政策标语。其中写明，违法生育子女的，按照人均年收入的倍数收取，生育一个收三至五倍，两个五至七倍，三个七至九倍，并以此类推。

　　有因超生被罚过款的村民称，通常执行的标准是，超生一个罚5000元，再超出以三万元为基数起。

　　大桥村民告诉记者，当地一个家庭平均年收入仅在两万元左右。在东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以“经济总体实力较弱”描述当地的经济情况。

　　罚款政策导致了“因钱而异”的现象：经济条件较好者，对于计生罚款并不在乎；但对于经济条件较差者，结扎手术则执行得较为严厉。“如果大家一视同仁，超生一胎必须结扎，何深国也不至于再生出一胎，血案未必就会发生”。

　　血案发生后，一位计生系统从业者指出：以罚款方式来抑制超生是有难度的。因计生系统不同于法院有法定执行权，且在具体执行中，在经济落后地区难以一步执行到位。再加上计生干部与当地有较多联系，难免考虑“乡情”，因而实际执行难度较大。

　　执行高难度和高额社会抚养费，与地方贫困、封闭的“乡情”形成了巨大反差，结成了一道死结。对于计生职工而言，他们的工作也就慢慢演变了危险的职业。

　　凶案发生后，东兴市计生服务站一度大门紧锁。如何面对超生者，将成为这个“年年先进计生市”需要面对的长期课题。

　　（王宝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