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服饰复原记

　　“在考古工作中不断出现的远古文物使我有时感到今不如昔的痛，中国的服饰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博物馆和书籍里面，很多工艺，古代能办到的，现在反而办不到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今年4月28日到7月28日，109件（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精美文物，在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展出。展览展出了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丝织品的复原复制品，丝织品纹饰线条流畅，蟠龙飞凤，成为能够代表当时服饰文化和纺织工艺水平的罕见展品。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精美的丝织品文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亚蓉和考古学家、全国首件金缕玉衣的主持修复者王在参与马山一号楚墓发掘研究工作后，历经6年，复原复制了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部分丝织品，即采用有实物依据及可信的文献资料，经过研究，恢复文物的造型、纹饰、色彩、结构，并使之完整化、再现化。复原复制品选用了与古人相同的原材料和工艺方法，按照古人的工艺条件制作完成。

　　这批复原复制品再现了战国时期楚国服饰的历史原貌和技艺水平，成果震惊了国际服饰研究界，并曾在香港、日本和荷兰展出。此次在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办的展览，是这批复原复制品在中国内地首次展出。

　　为了复原复制马山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和服饰，王亚蓉和王克服了资金短缺、工艺失传等重重困难，终于使战国时期的服饰在当代焕发出巨大的魅力，也点燃了王亚蓉复兴中国服饰文化的梦想。

　　“有了一个想法就抑制不住”

　　1982年春节前后，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王、王亚蓉来到湖北江陵，参加古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发掘工作。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发生许多重大改革，新出现的铁工具逐渐得到推广应用，农业、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以丝、麻为原料的一般纺织品生产也空前繁荣，高级丝绸工艺技术提高更是突飞猛进。社会上层统治者及其臣属、嫔妃形成一个巨大的奢侈消费集团，食必粱肉，衣必文绣，甚至连宫室、狗马也无不锦绣被体。国与国间的聘问往还、馈遗礼品也要使用大量美锦文绣，耗费数额十分可观。甚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如请盟求和时，竟然也要以纺织刺绣的生产者——执针、织衽的工奴和“女工妾”，作为贿赂品，动辄数十、数百人。在这种风气中，高级丝绸消费量急剧增长，促使这一时期官、私纺织、刺绣高级工艺品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工人之众、产品之精美新奇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马山楚墓的年代大约处于公元前4至前3世纪之际，属于战国中晚期。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丝织品文物，出土时质地、色彩还相当好，而且品种极其丰富，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锦、绣、编组、针织各个主要门类，在工艺技术和装饰艺术方面都具有相当充分的代表性。发掘期间，王亚蓉回京专程接中国纺织服饰研究事业的开创人沈从文先生到荆州，考察马山楚墓出土的丝绸。看到这批无价的战国瑰宝，已到耄耋之年的沈从文跪在地上仔细审视着这些珍贵文物，称马山一号楚墓“打开了战国的丝绸宝库”，并首次指出马山墓出土的衾被头部分带凹槽的锁绣锦被，应该是文献记载中的“鸳衾”。

　　王亚蓉对本刊记者回忆说：“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锦绣文物，彻底改写了过去学界认为战国的织锦和纹样以小几何纹为主，纺织技术程度远低于汉代的认识。绣衾181厘米长的一个花纹单位，纹样设计恢弘瑰丽、奔放无羁，设计可谓既抽象又具体。”

　　从1982年到1984年，王亚蓉在马山楚墓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中，对出土的丝织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土丝织品有很多让人费解的东西。比如纹饰，和我以前看到的都不太一样，图案构成、拼合组成又有规律，很特别，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王亚蓉说，“内棺出土了很多件衣服，所有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腋下都嵌一个方片。中国历朝历代服装都是平面剪裁、平面缝合，很整齐，但是这批衣服，每件在结构上都嵌有一块方片，这样的结构肯定有某种穿着功用，却没有先例可以遵循。单纯画图，解决不了研究这个结构功用的问题。”

　　王亚蓉计划在马山楚墓研究工作完成后，继续研究出土服装腋下方片的功用。“衣服出土时质地已经很脆硬，根本不能穿着，有些衣服的后背部已消失了，刚出土的时候颜色还很鲜亮，出土后就渐变得灰暗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外展览，还是作为资料，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件件破破烂烂的衣服。这些衣服的原貌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就想把它复制出来。”

　　王亚蓉向社科院历史所提出申请，希望复原复制这批服装。“结果所里答复，文物已经入库，发掘报告也出版了，基本保护工作已经完成，研究工作也已结束，再做就属于个人兴趣，不予支持。”王亚蓉说，“但是，任何一个做科研工作的人，有了一个想法就抑制不住。当时我和王先生商量，说不管怎样，自己做。”

　　六年攻关

　　马山楚墓出土丝织品上的刺绣应用的是锁绣针法，这是一种古老的实用针法，绣出来的图案耐洗耐磨，在古代沿用了一千多年。由于没有经费，一时也找不到适合从事复原复制工作的绣工，复制工作暂时搁置了下来，甚至成了王亚蓉的一块心病。1985年，王亚蓉和王到山东莱州出差，在莱州金城镇，他们和当时的镇长王吉训谈到了这个计划。

　　王亚蓉回忆：“当时王镇长说：‘王老师，我想支持你。’我说我们根本没有经费。镇长讲，我们镇有金矿，还比较富裕，可以想办法资助你们。”

　　在王吉训的帮助下，当地龙埠村的一家工艺品厂腾出了一间大厂房，招募了80名十几岁到二十岁的女孩子进行培训，培训就从锁绣的基本绣法教起。“如果是熟练的刺绣艺人，经过长期实践，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习惯，而文物的复原复制一定要忠实于文物，不能掺杂任何个人化的东西，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王亚蓉说：“锁绣的技法不难学，关键是要熟练。我先要求她们一针一针地绣匀、绣平，拉线的力度要均匀，不能过松或者过紧。我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去看看。一个多月以后，这80名女孩子显现了水平上的差距，有的人就好像有天赋一样，眼睛有准儿，能够绣匀；有的人就不行。这样逐渐淘汰，最后剩了二十几个人。”

　　马山楚墓出土的丝织品，有一件“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的绣工最为精致，从文物上可以看出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多人合力完成，针脚最密的部分，每厘米绣有10个锁绣圈扣，为当时最精细的工艺。按照这个标准，王亚蓉指导绣工开始练习，制成了一些绣片。“这些练习的作品，有些做成了名片夹，我在讲课的时候曾经把这些名片夹送给英国大使和大使夫人，他们高兴极了，觉得这是精美的中国服饰文化的小品。”

　　在镇长王吉训的支持下，工艺品厂每月发给每位绣工200元补助，解决了复原复制工作的绣工难题。没有科研经费，王亚蓉和王就自己掏钱买材料、亲手试验染色，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复原龙凤虎纹绣单衣的过程中，所用的朱红色绣线是用矿物颜料朱砂着色，采用天然卵黄乳化剂与黏合剂——熟桐油混调，再加研磨得极细的朱砂颜料制成色浆，以揉染法着色，丝绸与朱砂的重量比约为1:1，高饱和的涂染着色可达1:3。“关于朱砂染色，王先生1973年以来做了多种试验。还有一些染色方法，平时知道怎么染就行了，但这次要真的实践，还是反复做了很久。”王亚蓉说。

　　复制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衣领上的“田猎纹饰带”时，王亚蓉和王亲手染色，完全采用天然染料，用黄花松树皮和苏木套染。王亚蓉回忆说：“那时住在平房，到了雨季修房的时候，工人用了很粗的黄花松木料做房屋立柱。我在房管局的木工房，捡拾他们一点一点刨下的树皮，连续几天，我在这些刨下来的黄花松树皮中挑选出新鲜且样貌合适的皮。那位木工甚至以为我要捡树皮生火做饭，告诉我捡这些没用，树皮是不起火的！”

　　从1985年到1991年，王亚蓉在试验中，带领绣工完成了部分复原复制。王亚蓉说：“好几年时间里，绣工们就在当地工艺品厂的大厂房里工作，这么费工费时的绣花，一直不能得到当地人的理解，他们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工艺品厂的厂长说，绣这个又费工，又不好看，有什么用呢？作为一个学者，我没有商业头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真是五体投地”

　　1985年，沈从文见到了王亚蓉对马山楚墓丝织品的试制品，他对王亚蓉说，服饰研究必须多方面努力做，进行各种尝试，实践出真知，这才有实际意义。光是印些书，纸上谈兵效果不大。

　　“在对外宣传中，实实在在的有证据的展示非常重要，美国地理杂志当年在北京专访沈从文先生，先生就举着这些绣作，让记者拍照。”王亚蓉说。

　　1991年，王亚蓉带着完成的全部复原复制品参加在湖北江陵举办的中国第一届国际服饰研讨会，发表了这项成果，令学界同仁惊奇。由于展览场地条件有限，复原复制的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绵袍被整件平铺在一块展板上，放在地上陈列。因为这件衣服的绣工太细致、太精美，为了能看得更清楚，来自台湾、日本、韩国等地的学者、教授围着衣服跪了一圈，为中国古老的文化而折服。

　　时任荆州博物馆馆长彭浩说：“这真是五体投地！”

　　这件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两袖平直，袖展158厘米，身长165厘米，是马山楚墓中绣工最精美的一件。复原复制的绵袍，每厘米绣有10个锁绣圈套，每个圈套长1毫米，绣纹挺括利落，精美无匹。绣纹为正面鸟像，两翅平开作起舞状，头上冠羽有如华盖，向两侧垂悬若流苏，神秘庄严使人联想到古代盛饰的女巫。两翅上曲部分又复作两乌头形状，其一更生出花枝向上漫卷至顶反倒挂下长长的三穗花串，呈现出楚文化纹饰设计与设色的神秘情趣与魅力。

　　绵袍衣缘为特别织造的马山楚墓C型大菱纹锦。绵衣领缘内外附有钉缝在上面的纹饰精美的丝质窄带，类似现今的护领或男士使用的各色领带，这条饰带的内外，均简单稀疏地钉固在衣缘上，看来可以因时节变化随时更换。最令人称奇的是，衣领上的丝质窄带，带宽仅6.8厘米，花纹单位长17厘米，在方寸之地竟绣出车马田猎纹饰，表现出丘陵险阻，楚国贵族搏虎豹、射猛兽的田猎场面，工艺之精超出人们的想象。

　　复制这条绣制的田猎纹饰带时，包括时任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内的专家，审核发掘报告时，都觉得这条饰带结构特别，不好断定属何种品类，最后还是将其定位为“绦”，因为饰带两边有幅边，专家们认为图案是用织机织出来的。王亚蓉专门找到南京云锦研究所，请他们做实验：“一开始研究所觉得太难，织不了。经过反复研究，他们也织出了一部分，但是正、反结构和原来的文物不一样，而且进度极慢，一天都织不了两三根线。于是怀疑：这是不是绣出来的？”实验证明，这条田猎纹饰带采用的是一种特别的刺绣——绕经纳绣针法，要求绣工有极好的眼力，先织出一条6.8厘米的窄带，再根据设计好的图数着布丝一针不错地绣，17厘米的一个单位纹样大约要绣三十多个工作日。试制时，绣工完成一条绣领耗时7个多月，劳动量令人惊骇。

　　当年让王亚蓉困惑不解的衣服腋下的“方片”的功用，在复原复制工作完成时也找到了答案。“这是让平面剪裁产生立体效应的较早例证，穿着效果特别合体舒适。马山墓衣制一律做交领、右衽、直裾，是上衣下裳连成一体的深衣制，左右袖腋处设‘小腰’，穿上身时，本来前后平直的上衣，因为‘小腰’嵌片横在腋下，把上衣衣襟向前推隆十余厘米，腰部自然向前收敛，可以表现出人的形体美。这是很简单、成熟、充满才智的设计。”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威尔逊教授说：“这是中国人2650年前用平面剪裁做出的立裁效果的服装，太了不起了。”

　　服饰文化复兴之梦

　　1988年，沈从文先生去世，没有看到马山楚墓丝织品复原复制工作的全部成果。王亚蓉回忆：“沈先生在世时看到了一些绣片，曾说，照这个办法，只要做上10件服装，跟院里要一间房子展览，以后再不断补充，就是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

　　1993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馆，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这里见到这几件复原的马山楚墓丝织品，问王亚蓉：“你知道你开展的工作叫什么吗？”

　　王亚蓉说：“不知道。”

　　张光直说：“这叫在服饰文化领域开展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实验考古学源于美国，即选用与古人相同的材料，现代人用古人的方法再做一次，然后用它去实验各种功用，以得到实在的结论。你开展的这项工作很重要，要坚持做下去。”

　　“在考古工作中不断出现的远古文物使我有时感到今不如昔的痛，使我逐步理解沈从文先生为什么义无反顾地提倡古为今用。”王亚蓉说，“是沈先生指引我走向传统学习的工作方法，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深入开展服饰文化的研究。”

　　沈从文提出“服饰博物馆”的构想已经将近三十年，服饰博物馆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服饰领域系统的实验考古学研究也无法开展，但王亚蓉的努力始终没有中断。

　　“对于文化遗产的继承，实际上就在于这些实验的过程。这项工作，我一开始称为复原复制。只有复原复制，外国朋友才会对中国服饰文化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体会，才会觉得中国服饰文化让人敬佩。”她说。

　　从2003年到2007年，为筹备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开馆工作，王亚蓉在首都博物馆创建纺织品保护研究工作室，并主持复原复制了明十三陵中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的缂丝十二章衮服和孝靖皇后所穿满地施绣的百子衣。万历皇帝缂丝十二章衮服，是迄今出土的最具代表性、最精美的帝王龙袍之一，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复制完成，达到并再现了当年精湛的工艺水平。“达不到当年的工艺水平，真是对不起祖宗。”王亚蓉说。

　　“中国的服饰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博物馆和书籍里面，很多工艺，古代能办到的，现在反而办不到了。”王亚蓉说，“比如失传的‘大花罗’织造技术。”

　　“罗”是古代一种轻薄透孔的丝织物，是历代贵族的夏季专属服装用料，极似西方蕾丝般的艳丽。罗，通过“经线相绞”的织造，自然呈现出一定的空隙，轻薄透气，工艺繁琐，造价昂贵。现在，织造“罗”的机具已经失传，无法批量生产。

　　在王亚蓉的努力下，经过与其他丝织品生产机构合作，简单的“花罗”织造技术已经取得突破。王亚蓉说：“现在可以织造的，只是非常简单的花罗。将来，复杂大花罗技艺的突破，就好像数学界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样。”

　　苏州李海龙先生试织的传统纹样较简单的花罗，被做成了围巾，作为国礼在奥运会等重大活动中赠送给外国领导人，得到好评。王亚蓉参与大花罗工艺的研发，更高级的复式大花罗的研发还在进行。

　　“中国的服饰文化，曾经在世界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王亚蓉说，“古代的服饰，不管是用料、剪裁还是纹饰设计、设色，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现在很多都失传了，即使还保留下来，也多是简单的模仿。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沉下心来，向祖先学习，认真反复地实验、研究、复制，我国的服饰文化的振兴完全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