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4.4米长的图纸，算得上曹志伟最满意的作品。不久前它曾出现在《新闻联播》的镜头里，缓缓展开，像是看不到尽头似的，铺满了椭圆形长会议桌，接着还延长出去，曹志伟不得不用双手接住它的末端。
展开一次实在太麻烦了，以至于大部分时候，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的这位董事长，只会向来访者展示缩略版仍然长达2.35米。
上百个不同颜色的小方块堆积在图上，标明了一个投资建设项目从立项到验收的漫长征程：如果不算上图制成后才新增的一项“灯光审批”，整个审批流程要经过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中心、站，100个审批环节，盖108个章，缴纳36项行政收费，累计审批工作日2020天。
即便按照最短的关键线路走曹志伟专门用红色箭头标在了图纸上仍需799个审批工作日。
他的商人朋友们将这张图形象地称为“万里长征图”。“只是搜集这张图的原始资料我就用了10年。以前的审批流程也很复杂，但还没有后来那么复杂，至少比后来少一半。我们每年都更新，结果图越来越长，越来越长。”7月23日，站在摆放着图纸的会议桌旁，曹志伟笑着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到后来，我会议室的墙上都挂不下了。”
今年年初的广州市两会，作为政协常委，曹志伟将“长征图”带去会场，给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做汇报。他还记得当时坐在最后一排汇报，听了一会儿，万庆良亲自走下来看图。市委书记推了推眼镜，一点一点地询问着图里哪些步骤可以合并，哪些收费能够取消。
“给我两幅图，一幅放我办公室，一幅放市长办公室。”万庆良最后说。
曹志伟并没有想到，一场与行政审批制度有关的改革由此拉开序幕3个月后，一份《广州市建设工程项目优化审批流程试行方案》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意味着，从递交项目申请受理开始到完成验收，涉及到政府部门的审批环节被整合为5个环节，而审批时限则被压缩为37个工作日。
如今，在同比例尺下，最新的审批流程已经可以浓缩进一张比A4纸稍大的图，至于那幅4.4米的“万里长征审批图”，则正式走进了历史。
同样的材料，前一个部门审30天通过了，后一个部门要再审30天
自从被媒体报道以来，这份图纸已经成了曹志伟公司最神秘和宝贵的资产。
广州两会结束后，某市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来公司采访，结果摄像机贴着审批流程图一点点地拍。曹志伟觉得不对劲，“拍这么细干吗，播不能这么播啊？”结果记者告诉他，是市里的领导看完新闻后连夜打电话过来，嘱咐他们要把图拍回去研究。
另一次，一个新加坡商人打算在广州建一个研发基地，辗转托人见到了曹志伟。聊了一会儿后，话题便扯到了那张行政审批流程图上。
“听说你有张藏宝图，卖不卖？”新加坡商人直截了当地说。
“你能出多少钱？”曹志伟问。
商人想了想，试探着回答：“50万行不行？”
曹志伟并没有答应对方的请求，他告诉新加坡商人，这张图“早晚会成为历史”。
“听说他兜兜转了一年还没有什么进展，要是真的让他看到这张图，没准一开始就会吓得拍拍屁股走人了。”坐在办公桌旁，曹志伟意味深长地开了个玩笑。他告诉记者，公司里所有参与过制图的年轻员工都被认为“能摸清审批流程”，并因此身价倍增，频遭挖角。
明年，是曹志伟在广州创业的第20个年头。尽管下海时只有20多岁，但曹志伟那时候对于“审批”这个词并不感到陌生。下海之前，他原本是房管系统的青年干部。他说自己比谁都清楚，未来的日子里“要从板着脸收文件到笑着脸递文件”，“以前是人家求你，以后是你求人家喽”。
创业之初，曹志伟接的大多是政府的工程项目。正因如此，他参加过几次由市领导挂帅的市政工程协调会，而从那时起他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把听到的审批事项勾画在自己的笔记本里，“那时候就是一心听党的话，觉得千万不要拉下，不要漏掉”。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学建筑设计出身的曹志伟开始在电脑里画线路图。
“工程图里有个专属名词叫关键线路，就是说在这个线路上，只要有一个关键节点没办成，下一个就没法办了。哎，我发现政府部门搞审批也有这个状况，一个环节卡住了，整个审批都得停下来。”曹志伟说，每做一个新项目，他都会要求下属将“审批流程关键线路图”挂在会议室里，“每个方格代表一项审批，一旦开始跑了，就把它描黑，每跑完一个，就用彩色笔涂满”。
而每每回顾这些年审批流程在图纸上发生的变化，他都会提起“小平南巡”后的那段日子。
“我们早年做市政工程征地，现场画图，领导从屁股兜里掏出来一个章，半截信封包着，要是墨不足了就冲着章哈一口气，‘啪’就给你盖上。还有，你知道90年代初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是怎么发的吗？一手交钱，一手交证，章早就盖好了，局长也一早签了字，就等写上你的名字。”曹志伟对记者感慨，“那时候办事效率很高，没有这么多审批环节，也没见那时候出过这么多事情。”
在如今的“万里长征图”上，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仍然是拿地阶段的关键环节。只不过当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地”已经从“分分钟的事情”变成了“98个审批工作日”。“就连签合同也要作为一个审批环节，规定是说审批时限不超过30天，也就是说，可以是1天，也可以是30天。”曹志伟笑了笑，欲言又止。
“这些年来，想伸出手来加强管理的部门越来越多，审批环节也就越来越多。”曹志伟补充道，“更麻烦的是，不同部门之间是互不共享审批结果的。同样的材料，前一个部门审30天通过了，后一个部门要再审30天。”
对于这个问题，曹志伟打过这样一个比方，他说企业像老鼠，而每一个审批部门则像猫，“你知道，猫是从来不抱团走的”。
曹志伟常常提起，有一回自己到一个小城市投资项目，结果一个市委常委就站在高速路口等他。一到政府办公楼，发现所有职能部门的局长都坐在那里，协调会上，市领导盯着他们，“一个个表态，要全部支持”。
“后来我挺怕到这种地方投资的，这说明他们的审批流程有问题，不然的话按照流程走就行了，干嘛还要市领导协调？”曹志伟清楚地记得，那个投资项目并没有如愿走上“快速通道”，反而“搞了一年也没有搞下来”。
下属告诉他，当初挂帅的领导调到省里去了。
骗人的人知道自己骗，被骗的人也很甘心被人骗，两边都不亦乐乎
几十卷大小不一的“万里长征审批图”草稿被放在一个只有3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几份大号图装在长条锦盒内，中号图则被塞在黑色的塑料桶里。在这个办公室里出出进进的人大多都是项目开发部的员工，他们是参与制作“长征图”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他们也被视为这家公司的核心员工，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正是跑审批。
然而，从进入公司的第一天，这些业务精英就必须记住老板曹志伟的忠告要有做孙子的心态。
这是一句常常被曹志伟挂在嘴边的糙话。他直言不讳地说，能进这个部门的员工要具备几项素质，第一，懂业务；第二，人机灵；第三，形象不能太差劲；第四，脸皮要厚。
一个今年刚刚进入公司的新人告诉记者，面试里，让她印象最深的一道题目是：假如公司派你去政府部门办事，你不能喝酒，但对方又想要喝酒，你怎么办？对方刻意刁难你，你又怎么办？
曹志伟清楚地记得，曾有一个大学生的回答是“跟对方讲法律”。
“你觉得这样能办成事吗？”曹志伟问他。
“可能办不成。”大学生回答道。
曹志伟当场给出的判断是，这个年轻人更适合的岗位并不是项目开发部门，而是公司内部的监督部门。
“要知道，的确有些政府部门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思维，管理你，而不是服务你，在这种时候，你只能服从。”曹志伟说。
在很多时候，曹志伟会以香港作为参照系回应这个问题。十几年前，他曾经去香港合作开发过一个项目。
“我知道一定比我们这里简单，但是没想到那么简单，这边10个人跑的手续在那边1个人就够了。”曹志伟告诉记者，在香港不用刻意认识官员，也不用求他们办事，不懂的时候就去政府办公楼咨询，“他们很清晰地给我讲完，然后问我明不明白。我说大概明白，他们就说再讲多一遍给你呀。我当时心里想，要不要请他吃饭呀？”
后来，曹志伟专门到香港攻读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位，导师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的局长。这段经历让他对于香港的市场环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没有那么多事前审批，你自己报，他们相信你，但出了事就查翻你，查得你底朝天。”
曹志伟告诉记者，自己的表姨夫正好在香港的房管系统工作，他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走街串巷地检查。“相比之下，我们更注重在审批这个环节上做管理，因为这个是最轻松的，坐在办公室里等就可以了。但用审批代替管理，却忽略了过程中的监督，这在管理学中叫做懒政。”
为了让记者更清晰地理解自己的观点，他几次把缩略版的“长征图”摊开在桌面上加以讲解。
被他频频提起的部门包括“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与“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办公室”。在这些晦涩的专属名词后面，隐藏的审批内容则是“写一份承诺书，交一笔押金，承诺不能使用散装水泥，承诺不能使用粘土砖”。
“就像小学生写保证书一样，问题是我说不用你就相信了？”曹志伟反问道。
他随即又弯下腰，笑着指向一项名为“防雷报建”的审批环节。
“你能想象吗，连安装一个避雷针也要报批？”曹志伟告诉记者，防雷本来就是设计规范里的明确要求，按照常理来讲完全可以由质量监督站进行监管和检查。“但是不行，还得再来报批一次。为什么？要收费，检测费评估费，加起来几块钱一平方米，几万平方一栋楼就收你几十万啊。”
在所有审批事项中，最让他感到哭笑不得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审批”。
要通过这项资质审批会碰到一个硬杠杠，以一级资质为例，要求“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40人”。这让曹志伟无法理解，他告诉记者，在澳洲，只要具备相应的注册资金，连个人都可以搞房地产开发， “你也可以去查一查，李嘉诚有没有开发资质？”
“因为按照规定，开发商不能自己做设计，也不能自己做施工，我们怎么可能为了这些审批条件去养这么多专家呢？没办法，拿不到资质又不能动工，所以只能违法，花钱去租别人的专业证书。”他说，“正因如此，很多人整天啥也不用干，考完证再往外租，就干这一件事就够了。”
很难想象，一项开发资质审批，竟然由此催生了一个庞大的黑人力市场。这条长长的产业链，还养活了一个培训市场，一个考试市场甚至一个中介市场。
“要知道，这个过程中间是不会产生经济效益的，增加的只是互相的成本损耗。”曹志伟摊开双手，“最可悲的地方是什么？骗人的人知道自己骗，被骗的人也很甘心被人骗，两边都不亦乐乎。”
“你们相信我，这张图是能被记录进改革史的！”
尽管“万里长征审批图”早在10年前就已初具雏形，但它第一次公开亮相却是在去年9月初广州市的一次 “暖企行动”里。一名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公司员工记得，当曹志伟慢慢将4米多长的审批流程图缓缓展开时，很多人发出了“喔”的惊叹。
事实上，就在这场“暖企行动”会召开的10天以前，国务院刚刚召开了常务会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市政协决定将曹志伟准备在两会上提交的关于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的提案，上升为主席会议建议案。
从那时开始，为了修改完善这份流程图，曹志伟成立了5人组成的技术组和7人组成的后勤组，由一个副总经理带队。每天完成各自手头的日常工作后，他们就要到会议室加班，而在那段时间里，曹志伟更愿意管会议室叫做“作战室”。
这张图的制作者之一张远智刚刚大学毕业两年。他回忆起，曹志伟常常在凌晨一两点钟进入“作战室”鼓劲，“你们相信我，这张图是能被记录进改革史的！”另一个年轻人朱敏江则记得，父母那会儿经常会打电话过来问，“怎么老加班？”“我在干革命！”他通常会这样回答。
当然，曹志伟并没有想到，改革会来得如此迅速。
在两会期间的各界别委员座谈会上，当着广州市市长陈建华的面，曹志伟第一个举手发言。
“媒体喜欢叫我曹大炮。”在现场，曹志伟让工作人员展开“万里审批图”，并给主抓经济工作的陈建华算了一笔账：“去年广州出让17820亩土地，成交了412亿元，这些投资项目要是按照现有流程的建设审批时间和按市场平均融资成本年息10%计算，就会产生41.5亿的资金成本。按照我的计算，要是审批时间能够缩短71%,就可以节约出30个亿的利息。节约30亿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广州出让1300亩土地的收入。”
“小曹，你太保守了，没讲真话，真要把审批项目从两年多缩短到不到半年，节省的绝对不止30亿，乘以10都可以。”据曹志伟回忆，市长当场表态，“精简审批流程对政府很重要！”
1月31日，也就是广州市两会结束后仅仅一周的时候，市委书记万庆良在建议案的首页做出了批示。他提出，“要按照‘三个大幅度减少的要求"（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大幅度减少审批时间、大幅度减少审批费用），并且要“下铁的决心，用铁的手腕”。在曹志伟保留的复印版本中，一长段批示差不多占满了上半页的留白处。
“我记得万书记当时就表态，说‘谁也别跟我犟，我主张这个事情’。”曹志伟回忆道，两会还没有结束，他就接到了一位局长的电话，“我们做了一份初步方案，你来看看”。转天的夜里12点，电话又响了二稿又出来了。“当时就觉得广州这回有戏。”曹志伟坦言，他原本的预想不过是“一年开始动，三年见效果”。
而就在万庆良做出批示后第二天，作为这场改革的牵头部门负责人，广州市法制办主任吴明场也接到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凌伟宪的电话。
长期负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吴明场记得，此前广州曾经有过两次优化审批流程以吸引投资的尝试。一次是2008年，契机是4万亿计划。另一次则是2010年亚运会，广州开辟了一条重点工程绿色通道。
这一回，广州改革的参照系是天津。2012年，广州的GDP仅比天津多600亿左右，而当年天津保持了全国最高的增长速度。一些媒体甚至用“GDP第三城竞争白热化”来描述两座城市之间的角力关系。
“600个亿不算什么，可能一眨眼就超过去了。”吴明场记得，在不同的场合，省市领导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危机感。
正因如此，这场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在法制办最终定稿的方案中，如果不算竣工验收阶段的7天，立项、用地审批、规划报建和施工许可这四个阶段的总审批时限被要求压缩到30天。饶有意味的是，走完相同的流程，天津的审批时限是31天。
广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周鹤龙还记得，第一次开协调会时他曾表态，“我们能合并的就合并啦，审批时间砍掉一半，30天。”后来他知道整个流程只有30天的时候，“一下子就懵了”。
“当时抵触情绪比较大，各个部门的领导都会带队来游说，而最大的分歧就是时间分配。”吴明场记得，曾经有一个部门的领导提出“能不能给20天时间”，“一共就30天，给你20天别人就不用干了，我说你找市委书记反映吧。”
更让吴明场哭笑不得的事情是，原本经过几次协调，各个部门已经达成了一致，没想到第一次上市政府常务会的时候，又有部门领导反口，说要尊重规律，尊重科学，不要脑子发热。
“明明已经认可了，到会上又反了。结果当天晚上8点，主持会议的市政府秘书长周亚伟又加开了一次协调会。”吴明场回忆道。
这次会议打破了“副市长开会副局长出席”的常规，要求“必须是一把手来”。
“就是不把事情讨论清楚谁也不准走。最后很多局长都说‘哎呀算了，我认了’，然后一个个签字画押，改革方案才这么定了下来。”吴明场对记者说。
因为你有这个和尚，他就早晚会搞出法事来
“审批流程变快了，出现豆腐渣工程怎么办？”曹志伟记得，在提案完成之前，政协内部先后组织了20多场研讨会，其间有些政协委员曾提出过这样的质疑。
“你要生孩子，让你办准生证更容易，这不代表不让你做产检，不让你怀胎十月了吧？”曹志伟希望用这个例子来厘清审批与监管之间的关系。
曹志伟原本建议，企业投资审批的天数，可以由799天，缩短到232天，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在最终的《试行方案》中，政府部门单纯的审批时限被确定为37天，即使算上专家咨询、技术评审、公示等时间，总时间也不会超过145个工作日。
“这次审批改革的关键就是把审批事项由串联变成并联，过去是各审各的，现在是几个审批同时做，由一个牵头部门负责，规定期限内必须一起完成。”曹志伟打了个比方，“几个锅一起炒，上菜一起上。”
如今，一些地方政府的热情态度已经部分证明了广州市这场改革的成功之处。地方两会刚一结束，有4个省份的政府部门官员给曹志伟打来电话，“给你一个项目来投资呀，顺便走一下我们这边的流程。”最新的一份邀请函来自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他们希望曹志伟能在下个月初到海南讲一堂课，对象是来自省政府各厅局的主要领导。
“其实，这场改革还只是1.0版本。”这句话常被曹志伟挂在嘴边，在他看来，由“万里审批图”引发的这场改革更准确的定义是以“不动架构、不动位置、不动法规”为前提进行的流程再造。而实际上，行政审批改革真正的核心是给企业松绑，给老百姓减负，给社会增效。要完成这些目标，仅靠简化这个流程是没有用的，“很快就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你有这个和尚，他就早晚会搞出法事来！”
事实上，就在去年年底，广州第五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有60项行政审批被取消。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联席会议副召集人，吴明场对于这些年的改革有着自己的体认。“10年来，我们的确削减了大批审批项目，但是应该说，这些年来‘有形之手’也有所强化，出现了一批新的审批事项，而且每一个增设审批、每一次强化冲动，都顶着冠冕堂皇的理由。”
近年来，市场不断有租车公司出现，便有交通业务部门提出应新设审批，“手上有200台以上的车才可以设立租车公司”，而给出的理由则是“落实道路运输条例”，“加强管理”。
“租车公司和其他的市场主体一样吧，有钱我就开，没钱我就关，这属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范畴，为什么要审批他们的资质？”吴明场说。
相比于在增设审批上把关，更难的则是取消那些不合理的审批项目。
“背后有很强的部门利益，你很难说清里面到底涉及什么，而最直观的东西就是部门的地位。”吴明场记得，他们曾经考虑过“建筑节能审查”到底有没有必要作为独立审批项目存在，就提出来将这项审查并入到“施工图审查”里。结果，有关部门坚决不同意，“它背后有一个机构，如果真的取消了，那么这个机构或许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有时候，一个办公室几个人，管上千个工地，正处级哦。”曹志伟说，“审批没了，意味着位置没了，也意味着收费没了。”在“万里审批图”里，曹志伟曾经列出过36项涉及投资项目开发建设的行政收费，而一个惊人的数字是，这些行政收费占建筑成本的比例高达11%。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件阻力非常大的事情，从中央到地方，要真的改革，就必须透明公开。”吴明场告诉记者，广州市正在进行的尝试是，为每一个审批事项编号存档，并公示到政府网站上，“不能只告诉别人你砍了多少项，还得告诉别人你剩下多少项。”
少折腾老百姓，比如，让我们的孕妇少受点折腾
总被审批折腾的曹志伟苦笑着感叹：“其实，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我们的审批真的无处不在，它不仅介入市场，还介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
作为证明，除了“万里长征审批图”，他还喜欢给客人展示另一份“新长征图”生育手续办理流程图。
“我的公司里有很多妈妈、准妈妈，她们生小孩可不是那么简单，经常要请假去办准生证，很麻烦。于是，我就组织了一个流程优化小组，访问了她们两天，画出了这幅‘准生证长征图’。”曹志伟捧出一份黑白打印的流程图，展开后足足有将近1米长。
起初看到这份长图时，刚刚怀孕的员工李静发出了“哇”的一声惊讶，“怎么这么长！”曹志伟告诉她，“这是为了教一下你们怎么生孩子。”
如今，挺着大肚子的李静坐在记者面前，几乎可以没有任何停顿地把自己的“办证史”讲一遍：“办准生证之前先要办计生证，这就需要男女双方的单位、街道以及居委会分别盖章，盖齐了6个章之后，还要去参加那些课程，再考试，然后你才能拿到一个计生证，才能再盖第7个章，这时你才能拿到准生证。但如果是外地的女孩子就会很麻烦，因为你不是当地常住，但计生又是当地管，可能一个多月都盖不了一个章，要给钱，如果不给就不给你盖章。如果男女双方都没有单位，那就更惨，还要办一个失业证，要在街道上课，考试过了才能有失业证，然后，街道才能再帮你在单位所在地一栏盖章。”
曹志伟认为，行政审批改革背后的实质问题就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而在他看来， “办准生证”与“跑项目”所面对的困境其实是一回事，“无非是家里请了一个保姆，结果她不但不问你，你想吃什么，反倒告诉你，我批准你吃什么。”
不久前，他收到了一份8月底赴北京座谈的邀请函，内容仍与审批改革有关，而邀请单位则是中央编办就在今年6月，国务院明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牵头单位由监察部调整为中央编办，国务院审改办也设在中央编办。
作为回应，曹志伟特意提前将“万里审批图”寄给了中央编办。8月2日，他又收到一份来自广东省编办的“急件”。原来，中央编办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司长以及两位处长专程来到广州，召开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研讨会。除了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曹志伟也被邀请参会。
“司长告诉我们，‘万里审批图’已经挂在了中央编办大楼的大厅里。他说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地方政府的材料能够挂在这个地方，他说领导很重视，希望来访的各省市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能看到这张图。”曹志伟向记者回忆了会上的情景。
和曹志伟一同参会的广州市政务办副主任叶坚也对这一幕印象深刻，“说这是历史上头一次”。叶坚还记得，研讨会上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如何让改革“坚持下来不走样不变形”，“不能减了五个，又多了六七个；不能下放了一项，结果多出了子项，又多了孙项”。
“他说改革会有阻力，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他让我不用担心，让我到中央要大胆讲话，讲真话，实事求是。”曹志伟笑着说。
届时，他准备把刚刚出炉不久的“准生证长征图”也带到北京去。“我想去讲点实话，要为国家经济发展呼吁一下，还要为普通百姓呼吁一下，少折腾老百姓，比如，让我们的孕妇少受点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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