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企业雇近千东南亚偷渡者 因老实听话不抱怨

　　来源：深圳晚报

　　深圳晚报讯 （记者 简洁 通讯员 孟广军） 近日，记者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获悉，有“蛇头”大量组织、运送东南亚国家的偷渡者来深圳非法打工。非法雇用这些偷渡人员的企业，能用较低的报酬就雇到“老实听话、干活卖力、从不抱怨加班加点”的工人，且不用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所以愿意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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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时间千名偷渡者入深打工

　　2010年，“蛇头”赵保辉、LAMAS（无国籍人）等人谋划组织缅甸人偷渡打工。LAMAS利用其可以自由进出中缅边境、通晓当地语言的便利，在缅甸境内多次招募并带领当地居民通过翻山、过河等方式，避开边防检查站，进入我国云南省盈江县，并提供食宿。

　　偷渡者达到一定人数后，LAMAS安排他们统一乘车到昆明，再转乘同伙经营的长途大巴车到广东。司机将伪造的云南省户籍卡交给偷渡者，并告诫他们“遇到警察检查时，不要说缅甸话，只把户口本交上去就行。”当赵保辉联系好深圳、东莞等地的工厂后，再用虚假的户口登记卡、居民身份证等资料，把偷渡者伪装成“云南省少数民族”去打工。

　　“黑工”每人每月工资为1400元人民币，赵保辉从中提成200元，和LAMAS等人分。赵保辉供述称，他支付了LAMAS的报酬和“黑工”们偷渡的食宿路费共约34万元。一年多时间里，有近千名偷渡者被先后送至深圳打工。

　　2011年6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法院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赵保辉有期徒刑9年，判处LAMAS有期徒刑4年6个月。案发后，大部分偷渡者回到缅甸，但仍有61人滞留在深圳继续非法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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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渡者想“淘金”实际却被骗

　　办案一线检察官告诉记者，这类偷渡犯罪多由犯罪团伙组织实施，从招募人员、偷越国境、长途运输，到介绍务工、日常监管、工资结算等，均有专人负责，分工明确，配合紧密，呈现出“一条龙”流水线的作业模式。而且，很多团伙是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员也时有涉案。

　　从深圳办理的案件看，偷渡打工者多数来自越南、缅甸等国家，以18~45岁的青壮年为主，均为初中以下学历，很多人是文盲，劳动技能水平较低。偷渡来深后多被安置在制鞋制袜、纸品加工、塑胶制造等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里，在一线低端岗位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工资通常比同岗位的中国籍工人少1/3。

　　办案检察官称，犯罪团伙对偷渡者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并完全控制其劳动所得，在扣除偷渡费用和“抽成”后，才将剩余部分交给偷渡者。一名犯罪分子供述，其按每人每工作1小时“提成”3毛钱，案发时已提成3万多元人民币。

　　市检察院检察官、法学博士黄勇称，这些偷渡打工者在他们国家收入很低，深圳每月逾千元的收入是他们原有收入的几倍，足以诱使其冒险。而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用较低的工资就能雇到“老实听话、干活卖力、从不抱怨加班加点”的工人，且不用缴纳“五险一金”，这对部分挣扎在成本线上的企业颇具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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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制“黑工”需整治“用方市场”

　　2010年以来，市检察机关已对7名组织外籍人员偷渡入境非法打工的“蛇头”提起公诉，7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黄勇博士说，偷渡犯罪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继走私军火、毒品、色情行业、赌博之后的第五大国际性犯罪。2010年以来，市检察机关已对妨害国（边）境管理案件135名相关被告人提起公诉。

　　“此外偷渡犯罪容易随附滋生其他违法犯罪问题。”黄勇称，为隐瞒偷渡者身份，犯罪分子会伪造或购买伪造的户籍卡、身份证等公文证件；为逃避查缉，犯罪分子可能向边检、公安、劳动监察等部门的公职人员行贿；其获取的大量非法收益，可能涉及洗钱等问题；偷渡者如果不服从管理或企图逃跑，有可能会诱发强迫劳动、非法拘禁、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部分偷渡者迟迟领不到工资，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给社会安全留下诸多隐患。

　　针对外籍偷渡者到深圳非法打工的问题，黄勇博士认为除了要进一步强化打击偷渡犯罪的多地执法协作机制，还需整治“用方市场”。除加强对中小企业主的法制宣传外，工商、税务、劳动监察、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大日常稽查巡查力度，尤其是针对雇佣了不懂中文的工人的企业，缴纳“五险一金”人数和实际工人人数不符的企业，无证经营的小作坊、小企业等进行严格稽查。

　　这类偷渡犯罪多由犯罪团伙组织实施，从招募人员、偷越国境、长途运输，到介绍务工、日常监管、工资结算等，均有专人负责，分工明确，配合紧密，呈现出“一条龙”流水线的作业模式。而且，很多团伙是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员也时有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