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报业网
有一个阶段，记者要求采访我，约我写稿的多得不得了。对此我一概拒绝，不搞专门采访，也不写文章，但是我们的报纸有时登我的消息比较多。过去比较注意，这一次上海谣传我跑到美国去不回来啦，所以我回来后，允许报纸这几天天天有我的消息。我注意到了，到此为止，以后不能再搞了。特别是“某个事朱市长一批示，问题才解决”这种报道千万不要搞，大家会说，如果他不批示呢，是不是上海什么事也不能办了？—朱镕基
1 1988年8月6日
我到上海后，总觉得不太踏实，很多事情总是在脑子里迂回。我过去没有在地方工作的经验，上海工作的头绪纷纭，压力很大，但是自己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到上海以后，泽民同志和市委常委同志们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的信任，并给我充分的支持。老同志对我很爱护，这确实给了自己思想上的温暖。虽然工作很伤脑筋，有时甚至想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但是想到大家还是支持我的，对我的缺点还是能够谅解的，就感到有力量支撑。原来想上海这个摊子是很复杂的，搞得不好就会掉下去、垮下来，现在感到还是有一种信心去工作。至少到目前为止，觉得工作还是有可能做好的。我在半年工作中也暴露了很多缺点，虽然自己时常警惕，但感到改正得不够，自己的思想意识上还存在着缺点。
第一，依靠组织、依靠群众去解决问题做得不够，特别是尊重市委的集体领导，多请示、多商量、多研究、多谈心等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自己思想上还是注意了，市政府不单独做出重大的决定，一些重大的决策要经过市委常委共同研究、把关。对工资、物价的问题，一些大的项目等比较大的决策，我和黄菊同志注意提交市委常委会来讨论，市委确实也给我们很大帮助，避免了犯很多的错误。但是有时候思想上也有点放松，有些问题因为紧急，觉得是不是可以就这么决定了。这方面确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所以最近我更加注意这一点了，以后要多依靠市委的集体领导、多商量、多通气。
第二，在市政府领导班子里，我觉得自己发扬民主不够，与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多商量，多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不够。一方面，自己希望听不同意见，但是人家一发表不同意见又往往去驳人家，这就使人家以后不大敢发表不同意见了。也就是说，自己有点自以为是，这是要很好注意的，因为上海的工作这么复杂，靠自己的水平、精力和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下星期，我们市长、副市长要开个谈心会，互相提提意见，畅所欲言。
第三，对下级有点粗暴，总是不很耐烦。当然是从工作出发，心里着急，但实际上每个同志都是很着急的。应该讲，各委办局的同志大多数还是兢兢业业在工作，对市委、市政府的指示是很认真对待的，特别是知道我脾气不好，看见就有点害怕。人家正在加班加点地干，你还要去批评、挖苦人家，实在是不近情理。这一点我确实要很好注意，这与自己思想意识上长期的毛病有关系。我感觉到，如果让我这个毛病发展下去，将来会脱离群众，很多事情会办不成、搞不下去，有这个危险，所以自己应该很好地注意。要真正和下面的同志同甘共苦，虚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下去多做一点像样子的调查研究。上海的事情，不脱层皮，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我越来越体会到，要解决上海的问题需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真正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应该正视自己的缺点，希望同志们帮助。
2 1989年12月20日
我本人的工作作风、工作方式或者说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主要的是两条：一是对干部要求过严，过分了，不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二是发扬民主、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听取不同意见方面不够。
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对自己的思想意识、多年来的缺点，一直没有很好地克服。很多问题上自以为是，比较主观，看一些问题有时比较片面。一年多来，这些确实也引起了自己的注意。现在有些局长反映比较怕我，因为我没到上海工作时，上海就传得很厉害，说朱镕基厉害得不得了，见面就给你下不了台，所以一看到我就害怕。后来跟我接触，大概体会到我不会整人，讲完就完了，但是确实也感到难以相处。我觉得这个毛病在于自己对很多工作急于求成，往往不能设身处地体谅下级的困难，要求过高，所以一讲到什么问题就很急，好像非要人家很快解决这个问题不可，往往给人家下不了台。一个局长，人家也是个不小的官，几十岁了，你当面给人家下不了台，确实使人家以后不愿给你提不同意见了，这样就堵塞了言路，不利于党的工作。这个毛病恐怕不单是对下面，有时候对一些老同志也有不少冒犯之处，这应该引起自己很好地注意。
民主集中制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泽民同志离开上海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担子是很重的，作为一个主要领导，我缺乏这种能力和素质，也缺乏这种锻炼。自己兢兢业业，总是想发扬民主，综合集体的智慧，搞得稳一点，做决定的时候多听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想这样做，但还是有很多缺点，今后应该很好地注意，应该感到自己担子很重，稳定上海这个责任很大，在党性方面应该要求自己更严格一些。昨天国栋、行志同志讲得语重心长，我们能不能接好这个班，确实是应该谦虚谨慎。我在这里想，不光我一个人，我们整个市委常委班子大家都要谦虚谨慎，但我是主要领导，我不谦虚就更不得了。上海的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好、上海的工作如果能做得更好，将对稳定大局、帮中央分忧起很大作用。我们实际上没做得那么好，我们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地对待上海的工作。为了保证把工作做好，这次在北京和泽民同志来上海时，我都跟他说了，我还是应该把自己工作的重点放在市委，主要是多考虑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党风的问题，多做一些干部的工作，多听取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把党建设好，把党风整顿好。所以我请示了泽民同志，也和黄菊、邦国同志商量了，今天和各位常委、老同志商量，我是想这样：政府工作主要由黄菊同志协助我抓起来，实际上主要由黄菊同志担负起来；市委工作，即使我把工作重点放到市委这边来，如果我完全陷到市委的所有工作里面去，也还是不可能考虑大一点的问题，而且这方面我也不如邦国同志熟悉，所以我希望市委工作由邦国同志协助我全面抓起来，我希望主要由邦国同志抓起来。这样我就能稍微超脱一点，多做一点调查研究。昨天行志同志也赞成，我明天就想到农村去，到一两个县里去调查，研究一下党的思想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宋平同志特别讲了这三个建设，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农村问题很多是发生在党内的问题，也就是领导班子问题和基层党组织不起作用的问题。多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能提出一些意见。
明年困难还是很大，要稳定上海也不是那么容易，我心里想一个很主要的问题，还是抓党风建设，我就希望超脱一点，来抓这件事。党风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廉政，廉政实际是党风好转的最低纲领、最低要求。现在上海廉政有一点基础，但真正搞好廉政建设，还是要抓好党风，还是要抓党的建设、抓领导班子的建设、抓思想建设。
3 1990年8月2 4日
关于廉政问题，市纪委征求的意见中，对我提得还是比较少。不是说我没有多少问题，严格地讲，自己还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注意。今天大家对我的思想作风、领导作风、民主集中制方面提出了意见，我先把市纪委的征求意见中对我的意见念一下：“大家感到我们在参加的一些会议上，经常听到镕基同志十分严厉地批评某某同志，要撤某某同志的职，这样有副作用，好像他的权力大得无边。他们提出，批评要看对象，要有一定范围，现在市委、市政府好像只有朱市长的话才顶用，这样长久下去并不是一种好现象。许多同志见到朱市长不敢讲话，反正你说什么，就按你的办，干好干错都是你朱市长的。近期镕基同志要注意克服这个缺点。还有的同志提出，在抓廉政的同时，注意多关心机关干部的生活，多找委办主要领导谈心。”昨天我找出了上一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当时大家都交了心，我看了当时我作的检查就是这两条。第一条是对干部批评过多，有时要求过严、过分，这不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现在看起来，我对自己的要求还不够严格，检查还不够深刻。同志们提出我有些批评不恰当、不符合实际，或者说不公正，这样干部很难受，也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去年我检查说，我在发扬民主、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听取不同意见方面还做得不够。今天检查起来，恐怕我这个毛病自上次检查以来没有改好。国栋同志、行志同志多次语重心长地给我提出意见，我也感觉到对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我接到的人民来信，对我也有不少意见。一方面是今年以来工作中困难比较多，有时急于求成，有时觉得在困难面前办法不多，心情比较急躁，因此对干部的批评比较严厉。另一方面，也确实滋长了一些骄傲自满情绪，对很多问题自以为是，不够谦虚谨慎。有一个阶段，记者要求采访我，约我写稿的多得不得了。对此我一概拒绝，不搞专门采访，也不写文章，但是我们的报纸有时登我的消息比较多。过去比较注意，这一次上海谣传我跑到美国去不回来啦，所以我回来后，允许报纸这几天天天有我的消息。我注意到了，到此为止，以后不能再搞了。特别是“某个事朱市长一批示，问题才解决”这种报道千万不要搞，大家会说，如果他不批示呢，是不是上海什么事也不能办了？就是说，自己一是急躁，一是有点自满，因此批评下面的多，和市委常委、市委领导核心交换意见少。
总之，大家给我提的意见都是很好的。从去年到现在，我这个毛病改得不得力，我应该警惕。我的气量也太小，刚才力平同志给我提了意见，我一下子把你打回去了，你来一条，我给你一条，这不好，在别的场合给你提不是更好嘛。刚才我给经权同志提出他缺乏自我批评，实际上我也是缺乏自我批评，这要引起我的警惕。
另外，国栋同志讲我要超脱一点，我确实做得不够。我抓经济工作、抓政府工作、抓具体工作比较多，也比较熟悉，因为我是搞经济工作出身，说老实话，我在这方面看问题比别人看得清楚一点，因此抓得多一点，但抓思想政治工作、抓市委的工作、抓政府研究方面的工作少一点。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在这方面抓得不够，今后要努力。我还是希望明确这一条：黄菊同志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邦国同志负责市委的日常工作。这不是我叫你们这样的，这件事是当面请示过泽民同志并经过市委常委会同意了的，所以你们有合法的权力来做这件事。现在就是你们管，这是委托你们了，但是我应该为你们创造条件，这也是对的。我有时为你们创造的条件不够，以后还要多谈谈心，多商量。其他每个市委常委都要负责自己分管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我责无旁贷，应该和大家多谈心，多交换意见；另一方面，请同志们大胆地、独立地负责，把工作抓起来，出了错，我负责，我绝不会把责任推卸在你们身上。
今天就谈到这里。公琦、文义同志，我们以后再找机会交交心吧。
摘自《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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