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毕业“断奶”

　　艰难的毕业“断奶”

　　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竞争激烈，毕业三四年内的大学生“断奶族”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还不强，又处于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具有反叛精神的一个群体，“提醒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制度来缩小城市间、阶层间的差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詹奕嘉

　　实习生宁小倩

　　狭窄的房间里放着两张床，卫生间仅有2平方米，外面一下暴雨，天花板就开始下小雨。租住在这里的是刚从暨南大学毕业的沈碧瑶，深圳某国有银行的柜员。

　　沈碧瑶签订的三方合同上写明工资5000元。从入职培训开始，她已经向父母要了8000多元，主要用于交房租、支付培训期间的生活开销和购买正装，没发工资前身上只有不到1000元现金。

　　她说，由于工作太累，经常回屋倒头就睡，在深圳几乎不认识什么朋友。“而且不知道工资以外绩效如何。如果我每月真只拿5000块，在深圳根本混不下去。”

　　像沈碧瑶这种刚刚走出校门、远离家庭、开始工作的毕业生，因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断奶》而被称为“断奶族”。收入低、支出高、工作累、生活压力大的现实让他们深感“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绕不开一个钱字”

　　“断奶族”期望通过自己的奋斗向上攀升，但大城市不断上涨的房租和生活成本，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压力山大”。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专业毕业的王晓琳一度庆幸自己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广州一家外企事务所当会计，但当她开始租房时，却发现每个月5000元的工资加奖金，仅房租一项就花掉了将近2000元，中介费和“押二付一”的房租费还得找家里要钱来垫付。“我大概一算，有了工资以后，每月最多能存下200来元。”王晓琳感叹。

　　新闻专业毕业的苏晴，“主业”是在一家时尚杂志做编辑，底薪每月2600元，但她每月房租就需1500元。为了增加收入，苏晴每个周末还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兼职做老师，挣每月2000元的外快。两个月来她瘦了六七斤，却觉得自己还不算惨：“我们杂志社的前台是一个新闻专业的专科毕业生，1500元一个月。这样的薪酬在广州简直不可思议。”

　　来自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毕业生，面临的物质生活压力相对更大。

　　今年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的郑宝清，8月1日刚和深圳中海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了一份劳动合同，工作地点在广州。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几年大学读下来，学费共64000元，加上生活费用和其他开销，共花了家里至少10万元。

　　郑宝清出生在农村，家有六个兄弟姐妹，父母仍在务农。“转正工资每月4000元，在广州只够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几乎不能帮父母分担家中压力。”他说。

　　生活负担过大，不止一名“断奶族”在接受采访时自嘲：“谈什么、做什么，都绕不开一个钱字。”

　　为何依旧扎堆大城市？

　　大城市“居不易”，高校毕业生却依然扎堆。在广州这一华南地区高校最多的城市，大量毕业生优先选择在一线城市就业，没有转向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镇。

　　华南农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校2013届毕业生选择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就业者占毕业生总人数的84.73%，选择广东省非珠三角地区的占7%，广东省以外地区占6.5%。

　　宁可选择在大城市“受罪”，也不愿返乡就业或去中小城市，“断奶族”有其自己的考虑。沈碧瑶是独生女，却没有返乡。“在广州学习生活四年后，不适应家乡的慢节奏了。”她说，大城市的节奏和提供的平台，长远来讲对个人见识增长大有裨益。“家乡没有广州、深圳这么多跨国公司、知名企业。除了公务员之外，几乎没有合适的工作选择。”

　　苏晴告诉本刊记者，四年积累的师生资源，让自己在广州能发挥更大优势。而目前大量二三线城市的发展模式“混乱”，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

　　在郑宝清眼中，去二三线城市“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名来自粤东地区陆丰市的年轻人坦言，大量年轻人扎堆在一线城市，确实不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但大城市机会多，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更容易证明自己的价值。而自己家乡农村，连基本的网络需求都无法满足。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蔡禾分析，高校毕业生愿意扎堆一线城市，主要原因是“北上广深”与二三线城市的机会和资源差距太大。“在市场上，大城市能够聚集更多资源，有更多大公司、大企业的总部，毕业生有更多发展机会和职业选择；在体制上，权力和资源容易向更高行政等级的大城市集中；在生活方式上，大城市的繁华和多样性对年轻人有更大的吸引力，而小城市更像是一个熟人社会。”

　　华南农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曾颖表示，从长远来看，毕业生选择扎堆“北上广”并不是特别明智的选择。其所在就业指导中心通过数年观察发现，下基层的毕业生发展空间更大。比如，在珠三角以外就业的农科类本科毕业生虽然起薪低，但不到两三年便能发挥其专业优势，跟其他同龄人拉开差距。

　　“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大学生找工作难，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更难，但就在毗邻深圳的惠州，恐怕要找一个研究生都不容易。”蔡禾对本刊记者说，相关部委和就业机构应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求职信息平台，兼顾二三线城市就业信息和优惠政策。“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及时发送到毕业生手里，会改善大多数毕业生在大城市挤独木桥的状况。”

　　“断奶风险”亟待重视

　　多位“断奶族”在采访中流露出迷茫和焦虑的情绪。相比眼前的生活压力，他们在就业过程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对生活前景的不确定，更深化了他们的不安全感。

　　一名毕业生告诉记者，出于工作需要，他经常“泡”在工地上日晒雨淋，但同班一些家里有背景的同学，找找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到好的事业单位工作。“我心里很不服气，但回头想想，现实就是有裙带关系的，我只能强迫自己去接受这种现实”。

　　从事媒体行业的苏晴说，她在采访时感到整个社会充斥着不信任感。“工作不好找，日子不好过，大学毕业生的不满情绪比原先想象中严重。一些毕业生可能容易做出极端的事情。”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大学毕业生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极少寻求来自体制内正式力量的帮助，或觉得“找政府不是好办法”，或根本就想不到“政府”。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专业毕业生张瑜（化名）出国留学计划“流产”后，回到老家重庆市在一家报社实习。“我没有感受到相关部门或者其他机构给我的寻职帮助。”张瑜说，毕业之后她曾接到过学校就业指导中心老师的电话，对方问她是否找到工作，她回答没有，对方便一下挂掉，再也没有了联系。

　　“我们很多同学不太相信政府部门能够解决事情，除非里面有熟人。去找完全没有熟人的单位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很不现实。”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位毕业生说。

　　蔡禾认为，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竞争激烈，“断奶族”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还不强，又处于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具有反叛精神的一个群体。“不是说年轻人不能住在笼屋里面，但提醒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制度来缩小城市间、阶层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