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杨开慧父亲的忘年交 恩师去世比丧父痛

　　        本文摘自《牺牲：毛泽东和失去的亲人们》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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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这是顾保孜继《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创造了红色题材销售奇迹之后，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推出的又一部红色力作。顾保孜一向善于将严 肃的重大题材以通俗流畅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该书视角独特、故事丰满、文笔细腻、文风质朴，而且采用多线索立体叙述方式娓娓道来，可读性十分强，是一部具 有较强文学感染力的红色纪实文学作品。

　　毛泽东和失去的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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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杨开慧父亲的忘年交 恩师去世比丧父更痛

　　毛泽东父亲在湖南去世，几乎同一时间，1月17日，毛泽东的恩师在北京逝世。毛泽东没有回去料理父亲的丧事，却在北京大学为他恩师杨昌济操持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

　　毛泽东与这位老师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不仅来自于两人在政治、思想上的认同感，还有就是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的恋爱关系，在这几重关系下，杨昌济的去世对毛泽东的打击并不亚于他自己的亲生父母。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教他们伦理学课的老师就是杨昌济。

　　当杨昌济一身西装站立在课堂上，由西方的伦理学、西方的文化发展开始，讲述西方的历史进程时，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将长沙就看做最大天地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在他的眼前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这个窗口对于正在寻求自由、寻求解救中国真理的一代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他们最想要看到的风景。所以，杨昌济成为毛泽东等学生敬仰并深爱的老师。而杨昌济对于毛泽东的记忆是他有一次带头“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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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

　　1915年6月湖南省议会公布一项决定，要额外征收师范学生十元学杂费，一师校长张干坚决执行。但这一决定遭到家境贫寒的大多数学生的激烈反对，湖南一师学生纷纷罢课，在校内外掀起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奋笔疾书一张四千余言的《驱张宣言》，次日撒遍校园的各个角落，“驱逐张干！”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动了省城。张干决定将毛泽东等带头闹事的十七名学生统统开除，杨昌济立即联络徐特立、王季范等先生，在临时紧急校务会议上与张干据理力争。倔强的张干只好收回成命，但决定给毛泽东这些学生记大过处分。学生们再次沸腾起来，坚决重申：“张干一日不离校，我们一日不上课！”学潮在继续扩大，省教育厅无奈，只好将张干免职。

　　毛泽东的与实际年龄不相称的深刻思想与敢于挑战权威的胆略赢得了杨昌济的赏识。在这所学校的老师中，杨昌济也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在这些进步学生中传播西方学说，让寻求自由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开花结果。所以，在杨昌济眼里，20多岁的毛泽东独树一帜的真知与嫉恶如仇的胆识，正是国家栋梁之才的必备素质。

　　同样，毛泽东也为能有杨昌济这样志趣相投的师长感到欣慰，这一师一徒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

　　毛泽东在杨昌济的指点和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从他阅读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一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西方哲学中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还阅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他一度被书中的人物命运所打动，茶饭不思，浮想联翩，情绪深陷其中，几乎不能自制。

　　毛泽东结合中外历史发展的进程，特别是国外近代史上的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对待万事万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这之前，毛泽东还在中国的“旧学”与“国学”中探讨。

　　从进私塾开始算起，毛泽东先后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即“旧学”与“国学”，先后探讨了中国先秦诸子，程颐、程颢兄弟和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王船山、顾炎武、颜元等主张的“经世致用”、“践后笃行”的“实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

　　在“国学”中，毛泽东深受“实学”的思想影响，特别崇敬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常邀请一些同学到船山学社听讲演，并访问过船山的家乡。1921年8月他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办湖南自修大学。抗战初期，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解放初期他还将王船山手迹（即《双鹤瑞舞赋》）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并两次亲笔手书“船山学社”，足见他对船山思想的笃信和推崇。他还十分重视颜元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注意学以致用，注重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早在1915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毛泽东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根据“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一些学校贴了个好几百字的《征友启事》。

　　《征友启事》引来三个愿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的罗章龙。罗章龙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气概不凡的名字，叫“纵宇一郎”。

　　“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在湖南省图书馆见面了，他们畅谈了三个小时。两个青年学生，以风流自期，所谈不是屈原，就是贾谊，好一派书生意气。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快意的事情，大概就是呼朋携友游览名胜古迹了。

　　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和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

　　1917年暑期，毛泽东曾和同学萧子升采用“游学”的方法，徒步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一路调查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习惯。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开拓胸襟。三伏酷暑，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毛泽东汗流浃背，但沿途的名胜古迹、秀丽风光却使他心旷神怡。他们曾露宿河堤上，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实在是豪放洒脱极了！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以学生身份访问私塾老师、工人、农民、小老板、医生等各色人物。他们行至宁乡容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到安化县城，他们前去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农民起义的事迹。他们还拜访了安化县学识渊博的夏默庵。相见时，夏先生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即书下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这次“游学”历时达月余，步行近千里，没花一文钱，写下了许多笔记。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1917年冬和1918年夏初，他又同蔡和森到农村作了两次“游学”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等情况，开阔视野，不断增长新的知识。

　　毛泽东还对罗章龙说，我们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思想精华，也是他与其他人不同之处，为他后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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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