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案件
本报见习记者刘志月
本报通讯员陈柯希
一个“地下换肾车间”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一乡村别墅内真实上演—3万元买进“肾”,转手40万元卖给需要肾脏移植的人；租乡村别墅,花费60万元装修改造建成“手术室”；外省找来医生、护士、麻醉师等组成“医护班组”,负责取肾与换肾。
武汉市公安局近日证实,以“徐哥”为首的贩肾团伙此前已做了8台换肾手术,目前该团伙11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
据悉,该案是湖北省、武汉市警方首次打掉此类有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的跨省犯罪团伙。
供体受害者向警方报案
8月1日,湖北省公安厅接到群众李伟(化名)的举报,称其在武汉市江夏区一别墅内卖掉了一个肾,该场所是一个进行肾脏移植买卖的地下交易场所。
湖北省公安厅随后将案件批转给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负责。8月2日,李伟向警方讲述了其卖肾的经过及贩肾团伙的构成情况。
李伟称,他是在武汉市江夏区一栋别墅内接受肾摘除手术的；该团伙行事诡秘,在手术前他被四处转移,直至手术当日才被蒙着眼乘车带进别墅,后来又被蒙着眼送出。
在接受手术和恢复的5天时间里,别墅内所有窗户均被窗帘遮盖严实,李伟手机也被对方收走。
李伟说,贩肾团伙核心成员是“徐哥”,其手下有一名司机“朱哥”,另外还有两名看护。其中一名看护背上纹有关公像,绰号“关公”,另一名则来自四川,姓潘。
其中,“徐哥”负责联络肾源和患者促成手术,“朱哥”则负责接送受体和供体,两名看护平常在窝点内,负责照看术后康复中的供体,也负责外出寻找受体。
实施肾脏移植手术的,是一个专业医疗班组,包含有一名主刀医生、一名麻醉师,还有两名护士。
李伟还举报称,肾脏的供体和受体,都同时在别墅内接受移植手术。
办案民警表示,肾脏摘除手术虽简单,但植入手术非常复杂,对手术设备和环境的要求极高,以往的案例,人体器官贩卖团伙都是在某地摘除人体器官后并冷藏,随后送往与团伙有勾结的正规医院完成植入手术。受体、供体都在地下手术室内同台手术,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
医护人员来自正规医院
武汉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很快根据侦查信息初步判定:8月17日前后,在目标别墅内,可能要进行3台非法手术。专案组决定趁此机会,将贩肾团伙一网打尽。
8月17日7时至10时,专案组先后将团伙成员“徐哥”等人一并抓获,并捣毁了该团伙另两处窝点。
“徐哥”在警方审讯室内,对贩肾事实供认不讳。
据“徐哥”交代,34岁的他,是湖北某县农民。从事贩肾之前无业,因生活窘迫,他曾多次尝试卖肾,但“肾不好,没人要”。
卖肾的经历,让“徐哥”发现贩肾是一个能获取暴利的生意。随后,他通过网络自学,开始慢慢入行。
从供体到中介,再到单干成为团伙头目,“徐哥”不断升级,团伙成员逐渐增多。筹集资金后,他开始筹建自己的手术室。
在江夏藏龙岛,“徐哥”选定了一处乡村别墅,“这里够大,人员来往比较少”。随后,购置了约60万元的医疗设备运进别墅。同时,他还招聘专职司机、供体中介、受体中介、医护班组等。
一切准备停当,“徐哥”就以别墅为基地,做起了地下肾脏移植“生意”。据他交代,此前他一共做了8台手术。警方初步估算,8台手术中,非法交易额达数百万元。
警方介绍,“徐哥”贩肾团伙的供体来源是四川等地,受体则是河南等地,医生则是正规医院有合法行医资格证的医生。手术前,中介会带领受体和供体一同到武汉做术前体检。
17日的抓捕过程中,警方成功抓获一名医生、一名麻醉师和两名青年女护士。
警方调查得知,这个医护班组全部来自湖北省外,人员相对固定,他们通过熟人介绍,借休息时间赶到武汉做非法手术捞外快；医护班组和“徐哥”达成合作,都是通过“圈内”的朋友相互介绍认识的。
在调查中,警方还发现,被抓的麻醉师只是助理麻醉师,根本不具备独立进行手术麻醉的资质。
器官捐献移植立法亟待跟上
“供需矛盾突出、立法滞后,是目前国内人体器官移植黑市屡打难绝的根本原因。”针对湖北省首例有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的案例,今天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医学、法学专家如是表示。
唐礼功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泌尿外科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同时也是武汉市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他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已有25年,完成肾移植1000余例。
唐礼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正规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除了近亲属配对,就是他人捐献等；目前,我国合法的活体捐献只来源于近亲属之间。
“由于我国对脑死亡的认定标准缺失,再加之传统对尸体完整性的崇拜,我国器官移植领域供需矛盾非常突出,每年大约新增15万例新受体,而供体仅有五六千例。”唐礼功说,很多有器官移植需求的患者等不及正规渠道,就铤而走险借助黑市满足需求。
黑市会花更多的钱,而且治疗效果往往没有保证。唐礼功介绍,很多地下换肾黑市往往是请一些泌尿外科的医生进行手术,一般换完两三天之后就会不再管病人,很多病人因此会有生命危险。
“每年我们都会碰到一些在地下黑市换肾后,再到我们医院挂急诊的人,往往都是术后产生危险。”唐礼功说。
在唐礼功看来,除了有市场外,肾脏手术难度相对较低也有一定关系。肝脏、小肠、心脏等移植一般人做不了,所以很少看到有类似肝脏等器官移植地下黑市出现。
2007年,我国出台了《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但由于没有更详细的操作规则,并没能解决人体器官供需矛盾、地下黑市交易的问题。
本报武汉8月20日电
制图／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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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公安机关在江干丁桥地区捣毁一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窝点。这个自称“杭州肾源基地”的地下窝点由一个叫“东哥”的中年男子管理,已运作四年多,除卖肾,还接手代孕。每位供体和“东哥”谈好的价格基本都是3.5万元,目前全国中介已形成网络,报价基本一致,但需要换肾的病人要为这颗“成本”3.5万元的肾支付20万元至50万元。这些卖肾者多为90后,他们大多因为急需用钱,有的为还信用卡欠款、有的为还其他的债。
黑窝点流动性很大,供体通过体检后被像商品一样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新供体则会及时补充进来。每周五为统一体检日。卖肾操作已流程化。
说“法” 遏制器官黑市交易应首推公益捐献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生命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长秋认为,器官移植供需矛盾是个世界难题,我国要解决器官黑市交易问题应当首推公益捐献制度。现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是公益性制度,只要你不表示反对捐献移植,就当做你愿意捐献。
“器官移植立法本身应该是一个大的法律体系:应该具有基本的器官捐献移植法,人体器官移植方面专业人员培训或管理也要有制度规制,还要有人体器官移植分配使用等方面的法规。”刘长秋说。
唐礼功认为,要杜绝国内人体器官地下黑市交易,关键是立法要跟上,通过对脑死亡、器官捐献等进行立法规范,可设立类似欧美等国家的公益捐献机制。
刘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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