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商报记者 邓万里/摄
郑大一附院老专家回忆焦裕禄生命最后的53天
他在医院住普通病房，从不提自己身份，即使再疼也不愿麻烦别人打止疼针
临终前，他仍惦记着兰考人民，家乡人去探望，他询问最多的是百姓冷暖 他说：
兰考就是家
走得再远也要关心家里事
当年照顾他的医护人员退休后仍坚持在工作岗位，“焦书记坚韧不拔的精神始终影响着我们”
“兰考就是我的家，走得再远，你能不关心你家里的事啊！”这句话，郑大一附院的老专家杨璧卿记了49年，当她劝已经病危的焦裕禄少些操劳时，焦裕禄这样回答。焦裕禄的最后时光，是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郑大一附院前身）度过的，众多医护工作者见证了一名优秀党员干部的无私与坚强，见证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仍然是老百姓。
省委书记郭庚茂在论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作为党的性质和宗旨集中体现的焦裕禄精神都会历久弥新。”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郑筱倩 实习生 王菁
不搞特权
住院期间，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份
74岁的杨璧卿，是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的老主任，头发已经花白的她，仍清楚地记得49年前的一位病人—焦裕禄。记住这位病人，绝非因为他的身份与名声。
那是1964年的春天，从河南医学院（郑州大学医学院前身）毕业的杨璧卿，分配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刚刚一年多。
当时，她轮值在医院内西消化内科病区当住院医生，正是焦裕禄的管床大夫。
她回忆，那时的治疗手段有限，经常有癌症患者不停呻吟，有人甚至忍受不了选择自杀。但有位病人，从来一声不吭，他就是焦裕禄。杨璧卿记得很清，焦裕禄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喜欢披着衣服，很瘦，几乎是皮包骨头。
焦裕禄来到医院就已确诊肝癌晚期并腹腔、全身皮肤结节转移，当时都下了病危通知书，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
“查房的时候，经常看到他疼得满头大汗，可是他啥要求也不提，也从来不问自己的病情。”杨璧卿说，那时，她和同事就在私下里议论，这人真坚强。
后来，听到来探视的人喊“焦书记”，杨璧卿们才知道焦裕禄的身份—兰考县县委书记。
把营养药让给更需要的病人
“现在有些县里来的干部，一来看病先自报家门，他们自己不说，跟班的也会过来交代。”杨璧卿说，他们戏称这些人为“VIP病人”。但焦裕禄自始至终也没有提起过他的职务。
樊镜珍，时任内西消化内科病区护士长。她说，当时医院也有干部病房，但焦裕禄刚住院时却选择普通病房，后来医院为了照顾他，腾出一间抢救室，医护人员习惯称之为大隔音间。
“就是门厚点，玻璃是双层玻璃，相对安静点。”杨璧卿说。
杨璧卿记得，焦裕禄的食欲非常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医生说用点营养药，他都不让用，说给更需要的病人。
“医院那时也有营养餐，我们常说‘书记你报饭时报好点，增加点营养’，他还是不同意，每次就是稀饭面条。”杨璧卿说。
怕麻烦人
肝疼得受不了，就用手按着肝部
在穆青等所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里，记录了一把藤椅。
文中写道：“1964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个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郑大一附院消化内科的老教授刘国永，也见过一把这样的藤椅。
“知道焦裕禄是县委书记后，医院的照顾就是在他病房里放了一个藤椅，高点，坐得能舒服一些。”杨璧卿说。
刘国永说，因为疼痛，焦裕禄经常用右手紧紧按住肝部，胳膊肘则顶住藤椅扶手，没多久，藤椅的扶手也被顶个洞。
强忍疼痛，也不愿打止疼针
尽管如此痛苦，行动已经非常困难，但只要见到医生、护士进门，焦裕禄总是尽量起身迎一下，对谁都没有一点架子。
后来，杨璧卿和医护人员都养成习惯，一进焦裕禄的病房，赶紧先摆手说“焦书记，你别动别动”，然后快步走到他身边。
“可是他不起身也要欠一下身。”杨璧卿说，这种尊重让他们非常感动，现在想起来还想流泪。
当时焦裕禄的主管大夫郭蓬芝今年已经82岁，她回忆说：“肝癌痛是持续的，我们有时看焦书记疼得厉害，就说给你打针止疼针吧，可他每次都拒绝，说实在忍不住再说。”
郭蓬芝说：“他那是怕给别人找麻烦。”
樊镜珍回忆，她曾发现焦裕禄的胳膊上有几处灼伤，问了他爱人，才知道他是为了止痛，用热烟嘴烙的。
牵挂兰考
家乡的人来探望，焦裕禄总会询问百姓冷暖
杨璧卿说，即使那么痛苦，焦书记也没有悲观和丧失意志。
杨璧卿查房时常遇到这样的场景，只要兰考县一来人，焦裕禄就会尽量起身迎到门口，拉着对方的手，说赶紧坐赶紧坐，精气神仿佛又回来了。
谈话从来不涉及病情，杨璧卿听到最多的就是泡桐树。
“那时也不知道啥是泡桐，就听到他每次都关切地问，树长得怎么样，种了多少面积了。”杨璧卿说。
另外焦裕禄最关切的就是老百姓。他常常不停地问，谁家的房子是危房，帮人家加固没有？贫困户有没有救助啊？
不在北京住院，只为离“家”近一些
私下里，杨璧卿曾劝焦裕禄：“焦书记，看你体力这么不好，以后能少来点人探望不？”
焦裕禄的回答让杨璧卿至今难忘，他说：“杨大夫，你不知道，兰考就是我的家啊，一个人在外地即使走得再远，你能不关心你家里的事啊！”樊镜珍记得，焦裕禄第一次在他们病区住了三天后，被送到北京会诊，三天后，焦裕禄又回到了他们病区。焦裕禄跟杨璧卿解释说，北京离家太远了，不方便。
“他还是操着家乡的心啊！”杨璧卿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还只考虑工作，不考虑个人安危。
临终时刻
他为兰考人民的幸福
少活了三五年
樊镜珍记得，从北京回来后，焦书记更虚弱了。白天黑夜，他都只能半坐着。因为皮肤到处转移的结节，只要碰了就疼得要命。
来探视的家乡人常常给樊镜珍讲焦裕禄在兰考的事。樊镜珍这才知道，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走遍了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他带领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前行的时候，却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入院时，医生发现焦裕禄已经错过了手术机会，如果早点手术，多活三五年是没有问题的。1964年5月中旬，焦裕禄开始持续昏迷。5月14日，他彻底闭上了眼睛，终年42岁。
焦裕禄去世后，枕下有两本书
樊镜珍回忆，焦裕禄去世后，病房里一片痛哭声，作为焦裕禄的特护，她忍着悲痛，为焦裕禄擦洗了身子、换了衣服。
“焦书记已经瘦得不成形，身上到处是癌症转移点，他的最后时刻，该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樊镜珍说。
从当年3月23日焦裕禄被兰考县委“强制”入院到离世，只有53天时间。
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杨璧卿说，焦书记其实创造了一个奇迹。
“肝癌患者如果不治疗，自然生存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半年。”杨璧卿说，但当时入院时，焦书记出现肝痛至少已有半年。
精神影响
焦裕禄精神成医院发展明灯
杨璧卿是民盟成员，但对于焦裕禄这样的共产党员，她打心眼里敬佩，如今已经退休14年的她，仍返聘在郑大一附院急救中心，一周工作六天；郭蓬芝也是在80岁时才离开工作岗位；8月22日是刘国永74岁生日，这天他守在诊室，上午不到10点，他的号已经挂到了28号；79岁的樊镜珍是河南胃镜操作的开拓者，1991退休后，仍坚持到各个地市去授课，培训基层医生。
“这么多年，焦书记坚韧不拔、一心为民的精神始终影响着我们。”杨璧卿说。
郑大一附院急诊中心总护士长王秀玲说，这些老专家就是医院的宝，他们经常聚到一起，为医院的年轻人讲述焦裕禄的最后时刻。
焦裕禄住过的老5号病房楼已经拆除，如今的郑大一附院已成为河南规模最大、医学专业最齐全、设备最好的医院。郑大一附院院长阚全程说，无论什么时候，焦裕禄精神都是指引医院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一盏明灯。
（线索提供：曹咏 周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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