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外商生态：老外或当选居委会委员

　　来源：法治周末

　　发自浙江义乌

　　法治周末记者初次见到Hamid的时候，他刚刚从派出所回来。

　　在位于浙江省义乌市的义乌时代广场29层的一间办公室，一个“大鼻子”老外告诉记者：有两个外国人签证到期需要延期，派出所通过他所在的社区请他去帮忙沟通。

　　类似的事情，Hamid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对于这个48岁的伊朗男人来说，参与义乌这座城市的公共事务，就像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样，已是稀松平常。

　　用Hamid自己的话来说—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这不是我说得好听，这是我的感觉。”他还不忘补充一句。

　　今年已是Hamid到义乌的第10个年头。在这10年中，义乌这个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县级市，就像一块极具魅力的磁石，把越来越多的像Hamid一样的“淘金者”从世界各地吸引而来。

　　来自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义乌入境境外客商突破41.7万人次。同时，在义乌居住半年以上的境外客商超过1.3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增长。

　　而越来越多涌入义乌的外国人，也使得当地在外籍人员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眼下，Hamid所在的鸡鸣山社区正准备试验让境外人员来担任居委会委员，对于住在该社区的老外们来说，这无疑会让他们的融入更进一步。

　　见证义乌变迁

　　同住鸡鸣山社区的Sidi比Hamid来的还要早两年。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福田市场一期工程开工建设。

　　此前，自1982年起就在全国率先创办小商品市场的义乌已经发展到了当地人所称的“第四代市场”，并在1999年迎来了来自巴基斯坦的第一批外国商人。

　　把Sidi带来义乌做生意的，是阿拉伯商人。这个如今已经39岁的毛里塔尼亚人早在1993年就被公派到北京留学，并到过中国多个城市。最终，他在义乌落脚。

　　吸引Sidi的是义乌当时的市场环境—相比中国其他地方，义乌的商品丰富多样、物美价廉，而且门槛也很低，特别符合非洲市场的需求。

　　不过，彼时的义乌与当下无法同日而语。成片的草地和荒地成为Sidi对义乌商品市场最初的印象。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城市还比较小，很多东西都不方便，那时候我都找不到一家穆斯林餐厅吃饭。”Sidi回忆。

　　不过，比起吃饭，让他感觉更麻烦的是办出口手续和签证之类的事情。“比如为了一个体检证明就要跑到杭州去，办出口手续也要到宁波或者杭州。那个时候，办任何手续都很困难。”

　　2002年10月，已更名为国际商贸城的福田市场一期正式开业。到2003年，义乌开始向国际性商贸城市演变，这里逐步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据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骆兴法回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义乌开始迎来外籍人口的快速增长。

　　“2002年有3万多人次。2003年增长幅度较大，差不多能有百分之二三十。”骆兴法说。

　　骆兴法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也就是在2002年8月，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前身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正式成立，并在同年11月设立了金华市公安局出入境(义乌)签证处，受理审批义乌的外国人签证。

　　2003年，Hamid也成为义乌迅速增长的外国人中的一员。不过，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往来于北京、义乌两座城市之间的“候鸟”。

　　“2003年义乌人不多，白天也不会堵车，到了晚上都找不到出租车回家。”Hamid笑着对记者说。

　　然而，就在一次次的接触中，他慢慢地闻到了机会的味道：“我感觉这个城市很有未来。”

　　从代表处到外商独资企业

　　Sidi也切实感受到了这个小城的成长。

　　2005年，他不再需要跑去金华或杭州办签证。也是在这一年，公安部正式授权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直接办理外国人签证、居留许可的审批权限，这也是全国首个能够办理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县级公安机关。

　　4年之后，国家工商总局又正式把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注册登记权限也下放到了义乌，义乌成了全国首个获得外资企业登记权限的县级市。

　　在北京、义乌之间跑了4年之后，Hamid决定把自己的事业夯实起来，他计划成立一家公司并坚定地做下去。

　　不过，公司的成立却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因为此时的义乌还没有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在此之前，在义乌的外资机构更多的是以境外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形式存在，但是这些代表机构并无独立的法人地位和经营权，很难做大。

　　Hamid想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螃蟹吃起来并不容易。Hamid说，为了办这家公司，自己在杭州、金华、义乌等地来回跑了很多次。最终，他如愿拿到了营业执照。他的公司也成为义乌第一家由外国人设立的，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外商独资企业。

　　“我觉得要看远一点，因为我办一个代表处的话，很多权利都没有，不能从事经营，更没有退税优惠。”Hamid解释。

　　Hamid还告诉记者，当时办这家公司花去了他好几个月的时间，而如今就方便多了，很多事情在一个地方就可以办好。

　　Hamid说的这个地方，是2012年元旦启动的“义乌国际贸易服务中心”，这个位于义乌市江滨北路279号的服务中心汇集了主要涉外审批和服务项目，包括工商局、外侨办、民航局、国安局等在内的多个涉外行政审批部门在此集中办公。

　　据了解，从办理入境签证到取得公司营业执照，从咨询投资业务到取得租房信息，从翻译服务到法律援助等基本在义乌的事务，外籍人士都能在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一站式办理。

　　义乌市工商局外资科的窗口就开在这个服务中心，科长黄松宜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除了在窗口，为了方便外国商人开展业务，他们还专门开通了一个“义乌工商局外商服务QQ群”，通过网络和这些外商进行对接。

　　Hamid感慨，“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了很多”。

　　Sidi还告诉记者，刚来义乌时由于没有清真寺只能在家做礼拜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今年的开斋节，他就在装修一新的江滨西路清真大寺里度过。

　　外商店铺林立

　　位于宾王商贸区的穆斯林餐厅也是Sidi喜欢去的地方，因为这里可以吃到地道的家乡菜—事实上，这里如今已经形成了被称为“异国风情街”的外国店铺聚集地。

　　在异国风情街上，标有阿拉伯语、英语、韩语的餐馆、KTV、理发店等随处可见，而每到夜幕降临，这些外国餐馆的霓虹灯就会闪烁起来，空气中也开始飘起充满着异域风情的香水味和水烟味。

　　而三五成群的穿着民族服装的阿拉伯人则围坐在店外的藤椅上聊天，和写满外语的霓虹灯相映，让人感觉宛如走在某个阿拉伯国家的大街上。

　　当法治周末记者路过斯盖尔餐厅的时候，中国小伙马杰正在专心地冲洗着水烟壶。他告诉记者，这种被叫做“土尔克”的、有着包括薄荷味在内的各种口味的阿拉伯水烟特别受老外的欢迎，多的时候一晚上能卖100多个。

　　马杰说，自己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在他看来，前来消费的外国客人都很好相处，虽然有些语言上的障碍，很多时候沟通不了，但这些客人都非常有礼貌。

　　埃及人Walid也在斯盖尔餐厅附近开了一家餐厅。不过他餐厅的生意显得比较冷清，与旁边的一家写满阿拉伯语的理发馆形成鲜明对比。

　　“在那里理一次发要150元。”Walid对记者说。自此这家理发店开店之后，Walid就再也没有去过中国理发店—虽然后者的理发价格要便宜得多。

　　“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他我想要什么样的发型，在中国理发店？没有办法。”Walid笑着解释说。

　　语言差异已不是障碍

　　在义乌，中国人与外籍人士之间的治安事件偶尔也会发生。

　　骆兴法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义乌早在几年前就开通了110多语种接警服务，并成立了一支覆盖超过10个语种的综合翻译队伍。

　　“最常见的英语就不用说了，即便是波斯语、乌尔多语等小语种，在我们这里沟通起来也没问题。”骆兴法说：“去年一年共有2047起涉外案(事)件，没有一起因为语言障碍而导致无法办理的。”

　　“接警以后我们的民警会按实际情况和翻译队伍配合。比如碰上打架，不严重的我们现场调解，比较严重的我们要带回来进行调查，这时候翻译就要用自己的，以防出现偏袒的情况。”江东派出所副所长龚建荣介绍。

　　不过，龚建荣也表示，案件中更多的是非法居留或者经济纠纷。“有人可能因为做生意，成交之前就一直留在义乌，以致于过了签证期。至于经济纠纷，主要是外贸生意这块存在赊货现象，容易牵扯到多笔债务。对此，我们主要通过调解，让赊货者想办法把钱还上。”

　　事实上，由赊账造成的经济纠纷由来已久，并曾在去年达到一个小高潮—2012年年初，两名印度商人由于欠款后试图跑路。此事件后来一度上升到外交层面。

　　“谁都不愿意被欠钱，但没有办法，你不愿意，别人有愿意的。”义乌当地商人吴爱仙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如今，做充气产品生意的吴爱仙已经不再做赊销贸易，但谈起以前做赊销贸易的遭遇她仍旧耿耿于怀。

　　吴爱仙说，和外国人做生意其实同中国人差不多，主要就是有些外商“拿钱太慢”。

　　“有的就是自己一家人过来，租一个办公室，请一个翻译，就开始做生意。这里面风险就靠你自己把握，看你自己的感觉准不准。”她说。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目前，义乌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引导本地外资机构进行升级转型—外国企业代表机构由于不具备法人地位，并不利于规范市场商业秩序。

　　2010年，在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之后，义乌工商部门推出了外商代表机构和外资经营主体并存的双轨制，引导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代表机构转型升级为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义乌市工商局办公室副主任何帆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如今，义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已超过1700家，占到了全国总量的八成。

　　社区管理试补警力不足

　　对来义乌做生意的外商来说，最首要的是办理临时住宿登记。

　　在义乌，关于办理临时住宿登记的温馨提示随处可见—悬挂在社区里的中英文宣传条幅、黏贴在出租车里的提示牌还有摆在外国餐厅餐桌上的宣传牌无不在提醒着每一个到义乌的外国人。

　　据介绍，办理临时住宿登记，相当于办理临时户口，对于一个入境人员来说，这是最基本，也是首要的事。这能够确保外国人在中国的权益，进而享受一系列便利的服务。

　　而为了方便境外人员能够及时申报住宿登记，出入境管理局还在外国人居住集中地设立申报点，就近提供服务。

　　江东派出所下辖的多个社区就集中居住了不少外国人。

　　龚建荣告诉记者，按照他们最新的一次统计，截止到7月，他们辖区在住的境外人员超过5000人，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三资企业和境外代表机构合计超过1000家。

　　不过，受编制所限，江东派出所目前只有一名外事民警。

　　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派出所招聘了多名外事专管员。据介绍，这些外事专管员属于辅警性质，并没有执法权，因此平时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民警进行一些管理工作。

　　龚建荣说，即便如此，他们的力量仍然不够，所以只能尽可能地通过社区的力量进行管理。而Hamid所在的鸡鸣山社区就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

　　据鸡鸣山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范甲盛介绍，鸡鸣山社区也被称为“联合国社区”。截至目前，鸡鸣山社区常住人口3000多人，其中境外人员超过800人，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

　　王宏(化名)是鸡鸣山社区的老住户，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2003年就有外国人开始住进社区，到2007年就已经“变得很多了”。王宏曾把自己的房子租给外国人。“好打交道，也没有给我惹过麻烦。”他说。

　　老外或当选居委会委员

　　范甲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2006年起，社区开始有针对性的展开境外人员融入社区工作，社区专门成立了境外人员管理服务办公室，配备了外事专管员，还在境外人员中推选了信息员。

　　而除此之外，社区还专门搭建了包括“惠民议事会”在内的平台，来促进境外人员融入社区。

　　“境外人员可直接通过惠民议事会直接参与社区活动。一旦我们社区有重大事项需要征询意见和讨论的时候，他们与本社区居民具有同等条件，拥有发言权。”范甲盛说。

　　Hamid就是鸡鸣山社区的3个外籍惠民议事会成员之一。他告诉记者，自己经常会被社区请去开座谈会。

　　“前几天几个领导过来社区，来看关于对我们的服务，我们有什么建议、意见。”

　　Hamid说，如今外商在义乌就医、子女入学都很便利。而他也产生了回馈社区的想法。

　　作为社区的志愿者，Hamid和几个朋友组建了一个巡逻小队晚上在社区里巡逻，“看看哪里有没有什么不对劲”。

　　Hamid的热情投入也为他带来了荣誉。在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由社区颁发的各种各样的证书和奖杯。

　　范甲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如今社区打算更进一步，让境外人员来担任社区的干部，参与管理，让外国人来管外国人，而今年8月底9月初开始的社区换届选举正好是个机遇。

　　“我们要搞试验，设一个居民委员会委员职位，组织部跟民政局都已经同意了。我们会设置条件，必须得在社区居住3年以上，有固定场所经营，会4个国家以上语言，其中必须有中文。”范甲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