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落马官员：失去的世界
藉由辩护律师的观察和接触，人们得以探究落马官员的人性弱点与反腐体系之制度困惑，以期为未来之廉政再造提供某种借鉴
本刊记者/申欣旺
随着刘志军、李春城、刘铁男等一批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越来越多的“老虎”被揪出，人们看到了权力腐败的制度弊病，同时看到的还有贪腐背后的信仰缺失。
从位高权重到阶下囚，落马高官在短时间内经受着各自最大的煎熬。痛定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自省，曾经在各种场合信誓旦旦要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再，是他们抛弃了治国理政的舞台还是被舞台所弃?
他们身陷囹圄之痛苦、焦虑、苦闷，或许还有后悔。但由于处于羁押状态，自由受到限制，限于法律规定，在判决之前的很长时间，除了办案人员，落马官员只能见到辩护律师。律师成了他们精神的寄托，倾诉的对象。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包括钱列阳、许兰亭、杨矿生、韩嘉毅、高子程、张青松等在内的多名曾为高官辩护的刑辩律师，试图通过他们的近距离观察和接触，探究落马官员的人性弱点与反腐体系之制度困惑，以期为未来之廉政再造提供某种借鉴。
心理落差是第一道关
落马后，案件是这些官员们首先要应对的大事，但面对案情，他们的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有些官员精神颓丧，从一开始就拒绝律师介入，认为辩护无用。比如原黑龙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自己不找律师，不知道律师在案件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即便后来请了律师，也比较沉默，对律师没什么要求。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中就是如此。2012年12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指定第二分院对刘志军进行审查起诉次日，检察官便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刘志军主动放弃了这一法定权利。
随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定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钱列阳担任辩护律师。2013年春节之前的第一次会见并不愉快。
“我们见面之后，我跟他介绍自己，告诉他受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为他担任辩护人。”钱列阳这样回忆。刘志军的答复则是，“审查起诉意见都对，我完全签字。”
很显然，刘志军对律师采取了不配合的态度，而这种状况，在此后几次会见有了较深的交流之后才得以改变。
抵触律师，很大程度上源于心理上的前后落差。曾为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辩护的律师韩嘉毅说，“在位和落马显然是天上地下，这些落马官员刚开始转变艰难，心理承受能力受不了，很痛苦，面子上要强，与外界基础有一种自我保护，比如会见的时候很紧张，心情非常不好，不过几个月下来就不一样了。”
《中国新闻周刊》获知，在众多的官员贪腐案件中，家属为被告人请律师这种情况会好一些，被告人基本上能接受。而类似刘志军案这类由司法机关指定辩护的情况，指定辩护的原因就是被告人放弃辩护。
不过，对于多数被告人来说，他们并非天然抵触律师，随着律师介入后作用的显现，很多落马官员都会选择配合。原交通部副部长郑光迪在辩护之初，甚至拒绝会见律师。
郑光迪的辩护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子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开始，她相信组织，放弃辩护。后来她爱人做了工作，会见两三次之后，感觉到请律师是必要的，转而配合律师的辩护。”
事实上，因为被告人的配合，高子程调取了一份关键证据。检方指控郑光迪受贿金额中，犯罪事实大部分发生在郑担任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会长期间。高子程调取的《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章程》表明，协会会长经选举产生，理论上协会会员均可担任会长，这意味着会长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这个辩护意见被法院采纳。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落马官员在失去自由之后，改善自己境况努力的表现。曾为多位副部级以上高官辩护的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兰亭透露，心理落差是第一道关，有些被告人刚开始对律师不太相信，言语不多。在多次会见建立起信任关系之后，才开始谈案情。
“老鼠爱上猫”?
相比之下，部分高官在落马之后会产生一系列心理应激反应。某大型央企老总唐某，出身显赫，从小在机关大院成长，声称自己和高层领导都认识，自己的落马不过是公司的内部斗争。在它看来辩护没有用，不把法律当回事，甚至还对辩护律师开玩笑，“出来后我来看你”。
在辩护律师看来，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很多官员对落马后的情况已经有所预料，便可能放弃努力。另一方面，长时间羁押与外界隔绝，交流机会难得，除去法律上的帮助，律师还能带来外界的信息，包括满足平等交流的需要。
和很多落马官员不再在意被指控何种犯罪不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并不否认，但在羁押期间却十分在意自己的“声誉”。当听到有人说他的官是买来的时候，便十分生气和较真。他认为自己的职位都是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得到的，并没有买官卖官，他将这样的说法称之为侮辱。
基于辩护的本能，还是有很大一部分落马官员积极为自己辩护。比如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被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对此何洪达反应比较激烈，他认为金额没有那么大。
围绕犯罪事实的指控和辩护，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最离奇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还有“老鼠爱上猫”的情况。
北京市海淀区一位厅局级官员落马后，在律师会见过程中，正好碰上检察院一位预审员迎面走来，两人热烈拥抱，像是故交重逢，预审员甚至还说，“好久不见，想你了。”
在那起案件中，由于主要的犯罪事实都是犯罪嫌疑人自己主动交待，对犯罪事实方面进行辩护就很难。
钱列阳至今说起那个案例仍然感到很吃惊。“预审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目的是要指控他，双方事实上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就像猫和老鼠一样，实践中，主动坦白的案例有，但和预审员成朋友的，这么多年来，我只看到这一起。”
交代，还是不交代?
说起主动交代，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比较典型。在审判最后陈述时，许迈永自己说，2009年4月13日被“双规”后，经纪委办案领导谈话、讲政策，他从4月28日起，开始陆续彻底交代问题。
两年前的7月份，许迈永的亲人和朋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称，许非常聪明，记忆力极好。这种才能显然也在交代问题时显露出来，在浙江省纪委对其实施双规的八个多月中，许迈永写了2000多页纸的主动交代材料和3万多字的悔过书。其“全面、彻底、透彻”地交代了所有违纪违法问题。放在别人账户上的资金、房产、股票，包括贵重物品，也全部作了如实交代。
出于自保和立功的考虑，在羁押期间，许迈永的生活还包括向纪检、检察部门提供其他人犯罪的线索，有检举立功行为。
不过情势并未如其所愿，一审法院宁波市中院对这些许迈永奉为救命稻草的行为并未采纳。法院认为，“起诉指控的许迈永贪污、滥用职权及部分受贿事实，许迈永是在有关部门已掌握相关线索的情况下交代的，不具有自首情节。”
此外，“虽然许迈永在有关部门不掌握的情况下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但鉴于其在庭审中推翻原有罪供述，拒不认罪，故不足对其从轻处罚。”
极为典型的当属一心求死的中国证券界死刑第一人杨彦明。在杨任职中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总经理职务期间，贪污、挪用巨额资金，却至死不交代资金下落，成为一桩悬案。
更愿意谈“人生”
相比案情，很多落马高官更愿意谈人生。
某省省委副书记落马后，律师会见时，被告人不愿意谈案子，称其对起诉书的指控都认可。不过，辩护律师许兰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昔日高官却主动和自己谈怎样教育孩子，言语之中，掩饰不住对亲人的思念。每次见面，这些话题也能够聊上一两个小时。
该高官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其儿子和侄子到北京为其请许兰亭担任辩护律师，会见结束后，许兰亭也如实将他的观点转告其子女。
同样，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在与律师签了委托书之后，也不愿意多谈案件，更愿意聊聊天。
钱列阳发现，“他所代理的案件中，很多高管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没有时间、更没有兴趣去学习法律，也没有找一个法律专业人士做顾问，对于什么地方可能触犯法律毫无心理准备。”
江苏某副省级高官落马后曾深刻反思，他本人学问做得不错，却在官场上折戟沉沙。谈及人生前途时，他和钱列阳说，“如果不走仕途，到高校做学者会好很多。”
因与律师谈人生而改变原来抵制辩护的案例也不少见。会见律师之初，刘志军的态度是“不谈高铁，不谈法律”。辩护律师钱列阳说，刘志军认为高铁很让他伤心，除了法律和高铁不谈，其他什么都可以谈。
当然，这些与律师的交流也让他知道了一个新词——“中国梦”，甚至在后来的庭审陈述中，他后悔自己不能为“中国梦”做出贡献。
高官的“亲情”
在落马高官中，很大一部分是受累于亲情。事实上，亲情在落马高官的内心大多分量很重。上述江苏省副省级高官，儿子身体不好，也没有工作，由儿媳常年在家照顾，儿媳也因此没有工作，后来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板为其儿媳提供了一个挂名的工作，不用去上班，但领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资，这成为他落马后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之一。
这位官员刚开始并不认罪，认为这是儿女的事情，自己一分钱也没要，也因此始终不认罪。钱列阳说，“我跟他说，只有高官的儿媳才能做到这一点，不然谁会给你提供一份不上班还能拿不少工资的工作呢?他有通情达理的一点，意识到这一点，他就承认了。”
另一位天津的副省级官员落马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这位官员仅有一女，在美国留学，为了给女儿解决住房问题，便接受他人为其女在美国所购的住房。被立案调查后，这位官员将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特别是对孩子的责任都揽起来。而最终心理防线被突破，也是因为对其女儿采取协助调查。
一旦失去自由，官员们最挂念的往往也是自己的亲人。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见到律师高子程之后，刚开始以为是检察院提审，非常不耐烦。当高子程表明身份，称自己是其妻子委托的律师为其做辩护时，陈良宇首先迫不及待地问起了家人的情况，尤其是父亲的身体状况。
刘志军在狱中常问其老母亲是否尚在人世。而谈及自己的女儿，则会显得开心，总和律师说自己的女儿外语很有天赋，不怎么学，却成绩很好。
上述江苏落马高官夫妻感情非常好，羁押在合肥期间，律师前往会见，其爱人为了送去衣物，从南京出发去合肥，却因为大雪七个小时的路程走了一天一夜。钱列阳将此情景告诉他时，这位官员非常感动，反复地说，“太太辛苦了，太太辛苦了”。
另一种“本色”
与很多落马官员法制意识淡薄不一样，也有官员在失去人身自由之后，格外珍惜自己的法律权利。
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矿生曾担任重庆市原司法局局长文强的辩护律师。杨矿生说，“会见文强时，跟其他人不同，文强先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个要互信。‘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我不会误导你，你也要把你对这个案子的真实看法告诉我，不用瞒着我，既使你认为我犯的罪够枪毙了，你也要告诉我’；第二是要依法，文强说，‘你要依法充分辩护，我有什么合法要求，你要转告有关机关’。”
在看守所，文强还要求读法律书，以及保证充分会见。和文强相似，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同样学习法律的意识强烈。
在被羁押于秦城监狱后，律师会见的时候，高子程说自己“主要是突击给陈良宇普及法律，给他解释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意思，再解释什么情况下属于犯罪，什么情况下不算犯罪。有点像上课”。而陈良宇对法律知识显得非常陌生，但却听得很认真，还做了记录。
对于辩护，高子程说，陈良宇有着矛盾的心理，有时觉得没用，有时又寄予很大希望。审判之前，在从秦城监狱押往天津受审的路上，陈良宇让押送人员转告高子程，他会争取好态度，希望高子程积极辩护。
许迈永与律师的关系则是另一种状态。在审判之前，许迈永积极交代问题，争取罪轻判决，没想到却等来了死刑判决，其中一位辩护律师说，此后许迈永情绪时而不稳定，处于焦虑状态。看守所则主动要求律师会见，为其舒缓情绪，最长的时候，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许迈永则不停地问律师，二审有无可能争取罪轻判决。
服刑之后
相比而言，如未被判处死刑，大多数落马官员焦虑的情绪也随着审判结束而变得安定。
刘志军在审判之前会见时，常因为聊及高铁而痛苦，开庭前甚至因为紧张而上火，整晚未能入睡。开完庭之后，律师回访之时，发现刘志军气色不错，精神状态比之前任何一次会见都好。
一旦判决生效，官员们开始正式服刑，也意味着新的生活的开始。
读书、看报、劳动成为常态，但也有特别的故事。
对于落马官员来说，监狱生活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很多人选择自暴自弃。但广州市委原宣传部部长黎元江却在入狱后决定申请攻读博士学位。
因为涉嫌受贿罪，2004年9月，黎元江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有期徒刑12年。
2007年4月，黎元江通过监狱向中国人民大学递交了题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跨国化》的博士论文，黎元江的导师李景治给其极高的评价，认为从新闻学的角度看，这篇论文的选题很有分量，学术价值高，在国内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据李景治的说法，服刑人员在狱内完成博士学业不仅在广东属首次，即使在全国范围内目前也极为罕见。
狱中各尽其能的例子显示官员落马后不同的精神状态。曾一度引发官场地震的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不仅在贪腐方面极有办法，即便到了监狱，也很有想法，他在狱中苦练书法，写下《赤壁赋》让监狱拿去拍卖。
虽然仍旧爱出风头，李大伦在狱中表现出的更多是谦卑，早已没有昔日不可一世的市委书记的“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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